北魏柔然女水之战考论

北魏皇兴四年(470)九月爆发的女水之战是北魏与柔然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场战争,对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各自国内政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对战争经纬的复原,可知战争由北魏与柔然双方最高统治者亲自坐镇指挥,往返六千余里,然仅耗时十九日,充分体现了游牧战争的特征。女水之战是一场维护北魏为中心的册封朝贡国际秩序之战,不再是过去北族游牧部落间单纯地报复与掠夺性战争。经此一战奠定了北魏与柔然此后数十年间稳定的外交关系,维护了以北魏为中心的朝贡册封国际格局。然而北魏显祖亲征取得的完胜却将其推入了一个更加尖锐的权力格局之争中,成为导致显祖与冯氏权斗激烈化,被迫逊位的重要因素。此外,作为研究北魏柔然关系重要直接史料的《北伐颂》在新修订的《魏书》中存在数处明显的文字失校与句读误断,现据日本环流中土的汉籍弘仁本《文馆词林》予以补正。

北宋富弼在青州安置救济黄河流民的救灾创新

通过梳理分析北宋富弼在任青州知州期间救济安置黄河流民的现存公牍文字和相关史料,分析其成功救灾的原因,研究其对北宋传统救灾模式的改革创新,为中国古代救荒史研究和当代救灾工作提供参考。

MgO/CaO对仿南宋官窑青釉的影响

结合相关文献中有关南宋冰裂纹青釉原理及其制备工艺,以白云石、方解石、木金土等为主要原料制备南宋官窑青瓷釉。通过单因素实验考察配方组成(MgO/CaO摩尔比)对南宋官窑青釉釉面效果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当MgO/CaO为0.25时,制备了色饱和度L*、a*、b*值分别为39.98、-6.21、7.59,光泽度<60%,裂纹效果较好的南宋官窑青釉。随着MgO/CaO含量进一步增加,釉面从粉青色突变为乳白色,釉面的光泽度也随之降低。XRD和显微镜结果表明随着MgO/CaO含量的增加,石英、辉石和顽火辉石等晶体数量不断增多所致。

CaO/(K^(2)O+Na^(2)O)对南宋官窑青瓷釉呈色的影响研究

实验以紫金土、瓷石、石灰石、白云石等天然矿物为主要原料,采用梭式窑在还原气氛下烧成,研究了CaO/(K^(2)O+Na^(2)O)组成对南宋官窑青瓷釉呈色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烧成温度为1230℃时,釉层显微结构中分布着微米级的气泡、钙长石、石英晶体以及少量的分相(20~30 nm);当CaO/(K^(2)O+Na^(2)O)比值为较低的7/3时,釉层中气泡尺寸较大,晶体含量较少,釉的透明度较高,胎的灰黑色底色容易透过釉层显现出来,从而使得瓷釉的颜色加深呈现灰青色;随着CaO/(K^(2)O+Na^(2)O)比值由7/3增至4/1时,釉层中增多的钙长石和石英晶体以及密集分布于其中的较小尺寸气泡使得釉面乳浊程度提高,削弱了胎体灰黑色对釉面呈色的影响,釉面因此呈现具有玉质感特征的粉青色调。XPS测试表明:CaO/(K^(2)O+Na^(2)O)在7/3~9/1范围内,对釉玻璃网络结构中Fe^(2+)/Fe^(3+)的影响较小,而对釉层中气泡大小、晶体数量的影响较大,进而影响釉面呈色的变化。

黄河与运河的纠葛:《梦溪笔谈》与运河事迹札记

黄河与运河密切相关,黄河对于运河就是唇齿相依、利弊相伴的双刃剑。这种状况不但在明清时期表现突出,北宋就已经存在。北宋以开封为都,实施引黄济运,使汴河成为地上河,极大影响了汴河航运功能的发挥,需要巨额费用加以治理。北宋各时期,汴河漕运功能应该是不一样的,需要动态研究。沈括《梦溪笔谈》提供了珍贵资料,使我们对汴河的地上悬河状况、形成原因、治理情况、工程质量等有所了解。这对动态研究唐宋运河,客观评价唐宋运河的历史作用及其与唐宋帝国盛衰间的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

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潞河游记》与曹雪芹朋友圈——兼及“松斋”批语的文献价值

新的数字环境有助于进一步复原曹雪芹的交游情况和生活世界,推进对以往红学疑案的认识。从地理活动范围、人际关系疏近、生活时间范围推算,敦诚《四松堂集》卷四《潞河游记》出现的“松斋白筠”并非在脂本上撰写评语的“松斋”。从《红楼梦》早期流传渠道看,墨香不可能通过松斋阅读到脂本系统的《红楼梦》。可见,即使是在相对较小的曹雪芹泛交游圈中,同名异人情况也是常见的。运用数字人文视角有助于提醒学者关注“例外”、通过可视化方法深化推演精度,并在数据充足的情况下进一步复原“曹雪芹的朋友圈”及“诸公”的小说评点过程。

略论宋、元、明时期橹的发展——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中心的考察

根据航行水域与目的功能的不同,宋、元、明时期使用橹的船只可以分为内河行船、沿海战船和远洋海船三类。在内河船中,橹在宋代已遍布南北主要水系,元代承之,明代则进一步发展出适应各自水系的船型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橹。橹的技术特点在宋、元、明时期较为稳定,没有显著变化。橹操作轻便,速度极快,声音响亮,数量上分为单橹、多橹,以双橹为常见,其局限性是不能航行于浅水且动力有限,不能在江河中逆流上溯。在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中,常配备多橹快船,但橹又须与风帆篙桨相配合以保持动力,并且由于火器的进步,至明末时小型战船往往又弃橹用桨,以保证水手的安全。在远洋航行中,风帆取代橹成为主要的动力工具,但橹又必不可少,故而针对橹又设有专门的管理操作人员和管理制度。

南宋寿州古城防御空间形态研究

南宋时期寿州城地处淮河以南、两淮战区之前沿,为抵御金、蒙渡淮的第一道防线,是捍卫两淮防线重要的军事城镇。结合历史文献及地方志,梳理寿州古城的建置沿革,探索古城形态的演变,并分析两淮战区的地理特性和寿州古城的防御空间,揭示寿州古城山、水、城复合防御空间体系特征。

音乐的区域性、民族性、现代性与历史性——论吴越传统的“长三角”音乐与文化关系

文章以音乐的区域性、民族性、现代性和历史性几个方面为切入点展开分析,讨论了“长三角”地区音乐类型的区域性共享表现、超越地方性的特质,以及长足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在现代性与历史性部分的论述中,强调上海的现代性发展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与宋代所建构的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架构,对于“长三角”音乐文化发展所起到的极其重要的影响。结语指出,透过这些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吴越音乐传统的发展及其相互渗透与影响的过程,促使在“长三角”音乐研究中,发现和挖掘更丰富的内容,以及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方法或思想,以此来推动区域音乐文化的深入探讨。

论辽朝的鸭绿江流域经略及其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影响

辽朝圣宗时期,为了有效控制鸭绿江流域,并牵制和打破宋朝与鸭绿江女真以及原渤海国残余政权定安国可能结成的对抗契丹的军事同盟,辽朝先后展开对鸭绿江流域女真和定安国的数次征伐。辽朝的鸭绿江流域经略,不仅控制了鸭绿江流域,还在鸭绿江下游江口屯驻军队,以切断定安国和鸭绿江女真等通过鸭绿江口与宋朝登州交通的地缘战略要道,而且彻底解除了辽朝在辽东侧翼的地缘政治威胁,并控制了定安国位于鸭绿江中、上游的平原腹地和长白山三十部女真与宋朝贸易的集散地,迫使鸭绿江女真诸部归附辽朝。此外,随着辽朝对鸭绿江流域的控制,为辽圣宗的高丽征伐奠定了地缘战略基础,并改变了辽朝与高丽以及女真诸部的地缘政治版图,从而,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基于古诗词文本挖掘的唐宋三峡人文景观特征及审美认知研究

三峡作为长江标志性风景带与文化带,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立先行示范区的重要选址地段。研究三峡人文景观特征,有利于彰显三峡作为中华代表性符号的特性,促进其标志性文化资源的识别保护与价值诠释。唐宋时期是三峡相关诗词数量激增、代表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关键时期。文章梳理440首唐宋三峡诗词中的景观地理信息,利用文本挖掘技术,结合ArcGIS空间分析法,实现三峡人文景观空间分布可视化和审美认知分析。结果表明:1)唐宋时期三峡人文景观在景物类型上主要由城镇景观、遗址胜迹、寺观宗祠和名人故居组成;2)在空间特征上呈沿江线性串珠式分布,并围绕奉节、巫山形成核心景观集群;3)在语义网络上形成了峡江大观、白帝古都、西陵胜景、巫山云雨等6类景观主题。文章对各主题的审美思想进行剖析,从而提出以诗词引导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三峡段空间布局和诗意场景营造的建设建议。

士之背叛:《清明上河图》与北宋国家意识的沉潜

士人的崛起使宋代各层级转型的同时,亦推动政治生态重构。北宋中后期在党争漩涡的冲击下,士人艺事亦涵括诸多深意,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最具典范意义。可惜现实主义的画谏却被视为艺术渲染的政治工具,而士人阶层的视若无睹最终使国家意识渐趋沉潜。画之隐喻与国之意识构成“内圣”“外王”的关联,由此显现得淋漓尽致。

宋代长江沿线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

农业活动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从环境因素看,气候条件、湖泊变化、土地资源是促使宋代长江沿线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生态环境的影响下,宋代长江沿线的农业活动表现出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水利田的开发与应用等新特点,沿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和改进。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发展也给宋代长江沿线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人地冲突加剧、水土流失频繁、土地质量损耗严重等。宋代长江沿线农业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呈现一种交互作用关系。

《千里江山图》园林空间艺术探析

《千里江山图》描绘了一幅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青山绿水园林画卷。解读北宋《千里江山图》在总体空间、整体空间与局部空间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分析其师法自然的造园手法、藏露相辅的空间意境、一步一景的园林美学、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等四个方面的空间艺术的表达,可以对当下园林空间营造有着借鉴作用。

北宋曹洞宗禅僧安庆行化考

北宋中兴曹洞宗的三位关键人物法远(991—1067)、义青(1032—1083)、道楷(1043—1118)皆与安庆结缘甚深。法远于桐城浮山付法义青,化解了曹洞正脉行将失坠的危机;义青先于浮山潜修悟道,后长期弘法太湖白云山、桐城投子山,拉开了曹洞宗中兴的序幕。道楷开悟于白云山,后于汴京丕振洞下宗风,曹洞宗中兴局面至此大成。要之,安庆是北宋曹洞宗中兴当之无愧的肇始之地。

隋唐与北宋淮河流域湿地系统格局变迁

基于"国家地理基础信息数据库"和《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北宋》为主信息源,生成隋唐(公元581-907年)和北宋(公元960-1127年)时期淮河流域湿地系统宏观格局分布图,结合淮河流域的相关历史地理文献,分析了隋唐和北宋时期淮河流域湿地系统的宏观格局变化,探讨了该历史时期淮水流域湿地系统的主要湿地类型的变化趋势、驱动与效应。研究表明:隋唐和北宋时,淮水流域湿地系统的宏观格局变化不大,隋唐时处在稳定阶段,北宋时处在较稳定阶段。河流和湖沼等自然湿地宏观分布格局变化小,是当时流域湿地系统保持宏观格局稳定的基本原因。流域湿地系统变化主要来自于以运渠、库塘和灌溉沟渠等为主的人工湿地的发展和演变,隋唐王朝的宏观政策促进了当时流域各类人工湿地的发展;唐末—北宋熙宁元年,流域各类人工湿地因战争等政治原因大量荒废;北宋中期后因系列新政实施,流域人工湿地又得以再次发展。隋唐—北宋时淮河流域人工湿地的变化与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联影响。

唐至北宋黄河下游水患加剧的人文背景分析

作者应用水患频率 5年滑动平均数法 ,分析了唐、五代至北宋 5 10年的黄河下游水患发展过程。认为 :唐初水患较轻 ,但以后逐步加剧 ,至晚唐已相当严重 ;五代、北宋则几乎年年决溢 ,且灾情远较前代为重。作者又分析比较了两汉、唐至北宋黄河中游及河口镇至龙门间农业人口的变迁 ,发现农业人口的增减与下游水患的增减并不同步。而党项等游牧民族在鄂尔多斯及黄土高原北部的传统放牧活动 。

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学文化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 ,生物学也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伴随着动植物资料的积累 ,促进了专门的“鸟兽草木之学” (或称古典生物学 )的形成。各种类型的生物学著作迅速增加。它们有的描述地域性的动植物资源 ,如《益部方物略记》、《南方草木状》;有的描述专门类属的动植物 ,如《桐谱》和《蟹谱》等等 ;还有一些是当时学者广泛学习的资料丰富的综合性生物学著作 ,如《埤雅》。更为突出的是一些学者试图创造出自己的生物学奠基性著作 ,如《禽经》、《昆虫草木略》。后一书的作者不但阐明“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 ,而且把它当作古代 2 0种最重要的学术之一。还有一些学者则强调研究动植物对于认知外部世界的重要性。当时的这种学术思潮 ,使更多的生物学著作涌现 。

北宋黄河河防中的官员奖惩机制

在黄河防治中,北宋王朝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官员奖惩机制。而在其运行中,宋廷通过行政升黜、经济赏罚乃至刑事制裁等多重手段的综合运用和实施,从而对激励和制约治河官员致力河政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