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改教:河南三地乡村民众改信基督教的社会根源探析

社会转型期,在充满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的状况下,原子式个人必须独自承担社会风险与苦难。苦难,是河南乡村民众人生的危机和生命转折,成为他们反思自我、发现宗教之功能与意义的主要契机。由于佛道衰微及基督徒传教的主动性强,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民众接触基督教进而改信基督教的可能性较大。但面对社会苦难,乡村基督教所能提供的只是赋予苦难以意义,并互相帮助以减轻个体所遭受的苦难。面对造成社会苦难的原因,基督教所能解决的是极其微小的部分。换言之,政府有更大的空间与社会资源来帮助乡村民众应对社会苦难。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外国会员的康区游历考察及其影响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外国会员对康区东部地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实地考察活动,取得了多方面成就。文章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所刊涉康文献为主要资料,着重探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外国会员之入康游历考察活动史实,对曾入康游历考察之外国人发表于该刊的部分涉康文献进行简要译述,并分析及其成就与影响。

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以福建协和大学乡村建设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福建协和大学的乡村建设意识理路的转变、组织机构的沿革以及诸多实验个案的考察,来探讨教会大学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与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关系,并在分析其乡村建设运动特色和评价其绩效和不足的基础上,对目前学术界的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研究定论进行了初步省思。

传教士在华的宣传活动与科举制度的解体——以广学会和《万国公报》为例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古老帝国。为了减少传教的阻力,传教士热衷于组建学会,编译书报,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宣传西方教育思想,这既促进士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为科举改革作好舆论准备,并加速了科举制度解体步伐。

抗战时期基督教在华西的文字事工

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比较,基督教在华西的文字事工一直比较落后,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在华西的文字事工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几个重要的出版社和期刊社迁来华西,与本地出版社机构加强合作,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出版社,成都成为抗战时期基督教出版业的中心城市。抗战结束,一些出版机构迁走,基督教在华西的文字事工走向衰落。

李提摩太:报业“政论时代”的揭幕者

李提摩太在华期间,以传教赈灾、著书立说、游说参政、办学兴教等方式活跃于中国社会,对中国的社会改良影响深远。经过长期的在华传教实践,李提摩太摸索出一条走"上层路线"的传播路径,办报立言成为他在精神上引导中国上层人物最为有效的方式。他顺应中国洋务和维新的社会思潮,通过执掌《时报》笔政和主导《万国公报》言论,对洋务大员和维新领袖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从而确立了报刊干预政治和现实的时代风向,揭开了"政论时代"的序幕。

论解放区文艺“走向民间”的本土经验

五四新文学是借鉴西方文学和文化资源产生发展的,带有明显的欧化色彩,因而被大众冷落。对此,一些知识分子高度警觉和不安,他们倡导“到民间去”,以此探索新文学发展的本土化道路。“民间”新路的探索与努力始于20世纪20年代,并延续至三四十年代,但其效果并不明显。延安时期,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解放区文艺通过“走向民间”运动,卓有成效地实现了文艺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当时的作品彰显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解放区作家和艺术家以人民为中心,扎根生活,吸收本土资源,创新改造民间形式,讲述中国故事,为中国新文学积累了宝贵的本土经验。进入新时代,文艺应当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用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美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塑造良好中国形象,回应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需求,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论延安文艺大众化的历史演变与实践

大众化问题的缘起基于新文学作家力图释放和化解新文学的接受困扰。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再到"延安",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大众化的发展轨迹。"左联"时期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对大众化理论的讨论,但未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作品。"文协"期间沿承了"左联"的讨论,其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民族形式"的研究。延安时期是"左联"以来的大众化运动的收获期,这其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不容忽视:一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大众化问题的空前深入而系统的阐发。《讲话》是对"左联"以来有关大众化问题讨论的集大成和全面提升,有效弥补和修复了"左联"时期理论上的不足与缺陷,其阐发的理论针对性强而便于作家操作,对指导作家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二是延安文艺借助于政治的力量,使大众化运动在文艺的各个层面得以全方位的展开。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是延安文艺的大众化运动能取得巨大功绩的必要条件。

基督教文化对现代中国浪漫文学的影响

基督教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它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在漫长的渗透过程中,逐渐融入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现代中国浪漫文学是一种多元文化作用的"圆型"复合体,是立足于跨文化语境而形成的。而重感情和幻想的精神生活的基督教文化则对现代中国浪漫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社团运作与中国新文学的文派制衡格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各种文学社团的文派制衡有密切关系。多元化的文派制衡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高起点运作的格局。当传统旧文学作为强势文化占据社会文化中心的时候,新文学必须结成具有现代内涵和反抗精神的文派对旧文学提出制衡的要求和自我发展的意向,于是,《新青年》社、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组成又有了新的意义;当新文学对于传统旧文学和通俗文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成功占据了时代文化中心的时候,新文化在时代潮流的推涌和世界洪流的裹挟中成为一种支配性的话语霸权,虽然根深蒂固但已经边缘化了的传统文化也必须形成或者借助一定的文派力量才能够发出反抗的声音,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甲寅派、学衡派,甚至倡导整理国故备受新文化责难的努力社,以及从一个特别的方面客观上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进行文派制衡的鸳鸯蝴蝶派,都具有了另一种价值。甲寅派对于激进的汉字拉丁化的遏制,学衡派提出将白话和文言都当作现代文化建设的价值成分,鸳鸯蝴蝶派在文学的市场化方面给予新文学可能的制衡价值,都应得到公正的估价。同时,新文学内部也会出现不同文派相互砥砺相互约束的局面,这样才能保证新文学的丰富与繁荣。而所有这些文派都不可能依靠个人的单枪匹马可以运作成功,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文学社团和文人团体。

从先秦文学看中国社会第一次理性的觉醒

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 ,中国社会从原始形态向最初的理性社会艰难地迈进。先秦文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上述几个社会时期人们的现实生活、精神面貌和社会意识形态 ,特别是先秦诸子著作中体现出思想家们的理性思考和朴素的科学精神 ,充分展现了这一历史阶段社会从最初的迷昧向理性的文明社会过渡。

关于同文书会研究的几个问题辨析

过去学界对于基督教出版机构同文书会的论述存在一些分歧或误解。笔者通过查阅原始文献,分析核对具体情况,对四个问题作了辨析:(1)上海同文书会成立后仍然与格拉斯哥书刊协会保持母会与子会的关系;(2)在中文中,同文书会改称广学会的时间应以1892年为准;(3)韦廉臣在1887年之前创办的印刷所为墨海书局,与英国伦敦会的墨海书馆没有继承关系和业务往来;(4)《皇朝经世文续编》不是由同文书会出版,而是由上海一家石印厂印刷的。

国际儿童文学澳门论剑——中国澳门2006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第30届世界大会综述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第30届世界大会于2006年9月在中国澳门举行,围绕本次大会的总主题“儿童文学与社会发展”,来自世界54个国家的500多名代表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文全面呈现了澳门会议的论辩与思考以及国际安徒生奖的情况,透视出当今国际儿童文学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和未来走向。

基督教会在乌蒙山区苗族社会中举办的教育事业探析

20世纪伊始,在乌蒙山区传教的基督教会开始把西方现代教育引进乌蒙山区的苗族社会中,逐步建立起了乌蒙山区苗族社会的现代化教育体系。虽然各教会的办学方式、办学特点不尽相同,但共同点是把现代化的教育观念、思想、体系和制度带进了乌蒙山区的苗族社会中,并将乌蒙山区的彝族、傈僳族、汉族等民族卷入其中,成为这一地区现代化教育的奠基之举,也是乌蒙山区苗族社会"非典型现代化运动"1的发轫。

论“文学革命”爆发的社会时代原因

1917年爆发的“文学革命”是社会时代的产物。社会制度由帝制而共和的变迁,社会恶劣环境状况的刺激,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本土文学改良的积淀和新文化运动的助产,构成了“文学革命”产生的四大主要社会时代因素。

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生存困境与积极应答

中国基督教文学存在的价值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基督"与"中国"、"宗教"与"文学"的两种关系处理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策略、文学观念以及精神向度。中国基督教文学勇敢地直面挑战,并试图通过自身的文学创作实践作出积极的应答,即"基督"与"中国"并不是绝然相对的,而是流荡其中的两种精神脉动;神性是诗意的骨髓,超越生活平面的神圣维度才是诗性空间的梁柱,神性与诗性是中国基督教文学不可或缺的双重维度。

东北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媒介与文学社团考

东北沦陷时期,东北地区的文学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复杂的价值取向,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的汉奸文学、粉饰文学与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抗日进步文学的对立存在。文艺界两种对立的力量通过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文学社团作为载体和媒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广学会的版权活动述略

清季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借助文化传播来扩大传教,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版权纠纷。于是,发达国家的版权制度便开始被广学会借来进行维权。传教士的版权活动,也成为中国清末版权立法保护的重要促进因素。

清末广学会书刊略谈

清朝末年,广学会组织编撰出版了许多书刊,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对当时中国的维新变法浪潮,和中国近代著作权制度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京派”文学活动在美国的延展:以华美协进社为纽带

“京派”的不少成员曾留学英美,在海外的文学活动成为他们文学主张、创作风格和审美趣味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往相关研究常以单个作家为对象,考察异域体验对其创作之影响。如果将他们在海外的经历关联起来,放置到某个共同的场域中,似乎更能清晰地呈现出各种事件的因果联系,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和文艺思潮在海外的延展。纽约华美协进社正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纽带和场域,它为“新月派”和“京派”的留美学子提供了与西方世界沟通的窗口,也为他们形成并践行相近的文艺观搭建了舞台。这个维度或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相关社团、流派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复杂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