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生”到“仁”——先秦儒家成己成仁的观念诠释

“生”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蕴涵着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理解“生”也就是理解中国哲学关于“人”之存在的关键。在中国哲学的视域里,“生”是儒家哲学追问人与世界存在的根源,“生-生”是人与世界生生不息,天地化育万物的存在形式。“仁”将儒家对天地“生生之德”的体悟由天道贯穿于人道,由此展开了儒家“成己”“成仁”的追求。“成己”意味着主体的挺立,是人之所以为人、自我意识觉醒的关键;“成仁”意味着主体的超越,是人如何存心养性,体悟天地生生之德而成就圣人境界和理想社会追求。正因如此,先秦儒家“成己”“成仁”的理论论述,奠定了儒家内圣而外王,修己以成仁,这一贯通天道与人道、并以人道参赞化育的理论基础。

宋代“义利”争辩述论

义利之说被视为"儒家第一义",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义利的二厢关系上,从古到今一直存在争议。宋代在此问题上,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一方面是以理学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重义轻利,并将这一传统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为完全不要利而只讲义的惟义主义;另一方面,与之相对的功利学派则主张义利并行,不仅要讲利,而且倡导利。

晚宋理学家对僭越权力的加入、疏离与抗争——立足于晚宋时期理学家为济王鸣冤的考察

晚宋时期,理学家前仆后继半个世纪为济王鸣冤包含着两层社会政治意义:一是为了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二是通过为济王鸣冤与僭越权力作斗争。无论是宋理宗,还是史弥远,都是"无道"的权力僭越者,理学家对其破坏正常封建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定的行为持不满、疏离和抗争的态度。理学家要维护封建统治正常秩序,以求宋王朝的长治久安。理学家在那个时期依然代表着社会正义与良知,是一股进步的力量,但又是一种软弱和包含内在矛盾的力量,理学之士既要反对僭越权力,又要加入僭越权力,这是他们的两难处境。

儒家理想人格学说对当代大学生人格建构的价值论析

儒家理想人格学说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生成与演进的基础与源泉,也是当前人格问题研究亟待重视和开掘的珍贵文化资源。当代大学生作为独特的社会群体,其人格建构离不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启迪与指引。儒家理想人格学说以强大的包容度和向心力,成为了历代中国人在生存发展和文明创造过程中赖以依托的力量之源和坚守奉行的价值典范,构成了当代大学生人格建构的重要理论根基。其形而上的精神愿景与形而下的实践规范的结合,更是将当代大学生的人格培育指向理性之途。

儒家理想及其当代处境之探讨

传统书院约有四大功能:论"道",讲学,习礼,刊印书籍。儒家一贯重视的为己之学,修身为本的工夫,既是最贴近自己的学问,即离不开反求诸己的实践化审思,又足以将人带向广阔无垠的天地与宇宙合为一体。人不仅是社会的消费者,更是社会的建构者,前者意味着必须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后者则表明需要为社会赋予生命精神。儒家所承认的革命,必须有形上天道来源的正当性,力求在公正的体制内以非暴力的方式来化解冲突,减少暴力因素可能导致的损失,将革命纳入"正道"的秩序化轨辙,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都真正作到"顺乎天而应乎人"。

论林语堂小说的文化构成与审美品格

与一般社会政治性极强的小说不同,林语堂的小说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美学韵致。无论是题材的选择、结构形态的设置,还是人物性格的刻画以及主题意蕴的开掘,无不透露出一种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收儒家思想和佛家理念的大文化理想。而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平淡、空疏、超逸的特色,正是这种文化理想在审美上的体现和落实。

略论儒家理想人格的缺失及其近代转换

中国近代深刻的文化转型构成了儒家理想人格近代转换的文化背景。儒家理想人格自身所存在的难以克服的消极因素 ,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国民性改造的需要。为此 ,严复等新学家设计了一系列关于新人格重塑的具体方案 ,从而为最终促使儒家理想人格的近代转换奠定了理论基础。

宋濂辨儒

宋濂是明初重要的理学家之一,他以道学自任,并从道学的角度对诸子之学进行了细致地辨析。儒可以区分七类,其中道德之儒不仅不是"不足用"和"少功",相反是"千万世之所宗"。对儒的辨析和重"道"的道德之儒的重视,充分反映出了宋濂"以道学为任"的政治理想。

论元杂剧中的文人从政观

元杂剧的创作主体主要是中下层儒家文人,因此许多剧作都反映出元代文人心态,其中有不少则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从政观念,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种从政观念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投效朝廷的使命感,而在元代中后期这样的作品则显露出文人对于蒙元王朝的认同;第二是具有强烈功利性的从政目的,元杂剧中文人的从政理想是同他们的功利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是对君臣关系的理想化设定与自我奴化倾向。

永嘉礼学研究的制度儒学面向及其现代意义

时至今日,"永嘉之学"作为极具特色的区域性儒学传统,已因太多的历史与现实因素的遮蔽而失其本来面目。准确地讲,永嘉之学既不单纯是一种"功利之学",更非现代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而是一种"即经以求其制度器数之等"的"制度新学"和"经制之学"。作为一种重视制度规范与对策研究的儒学,从历史经验中研究总结各种礼法制度的演变逻辑与实践策略是永嘉学者自觉选择的一门绝学,亦为历代士林所认可和推重。他们前赴后继,依据"三礼"、《春秋》等经典参与议礼,阐发儒家宗法与社会政治制度之精义,注重实际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在制度儒学和政治儒学的道路上做出了诸多可贵的探索。其重视制度、不悖人情、务实变通的区域文化性格,是儒学参与当代中国本土政治文明重建的宝贵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