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理学诗学向格调诗学的转关:室鸠巢诗学思想析论

江户前期日本诗坛以理学诗学为主流,朱子学派执掌诗坛,注重诗歌的教化功能。江户中叶,随着明代诗学的影响,格调派渐次成为日本诗坛之主调,儒学大家、杰出汉诗人室鸠巢的诗学观念虽亦主张“文以载道”“文随道至”,有着较浓厚的理学特色,但他开始强调“诗文分体”,长于辨析文体,重视诗法诗艺,表现出“文”之自觉的取向,呈现出格调派诗学的特色。他的诗学思想较集中地反映了江户理学诗学向格调诗学的转关,考察这一诗学个案有助于厘清、勾勒江户诗学发展流变之轨迹。

简论墨子兼爱说中的友善价值观蕴涵

墨子的兼爱说产生于兼并战争频发、人民水深火热的战国时代,其以"兼爱""非攻"为思想核心,引导置身乱世的人们培养一种视天下之人为亲人的博爱胸怀,树立济世忘我的献身精神,以引导人际关系更加和谐友善地发展。这与我们今天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友善核心价值观在内涵上有着诸多的一致性。重温墨子的兼爱思想,不仅有助于唤醒人们内心深处日渐麻木的爱的情感,极大地丰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思想内涵,而且有助于推动现代国际秩序下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交往伦理规则的形成。

司马迁对先秦儒家义利观的继承与创新

司马迁的义利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家思想中合理的部分,如:“义以生利”,“好利恶害,君子小人之所同也”,先义后利;另一方面又扬弃其空疏之处而成一家之言,如:求利求富的人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反对官营工商与民争利,提出具体的求利途径和原则等,从而构建起独具卓识远见的义利理论。

明清时期云南傣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及特点

傣族在云南分布广泛,主要聚居于滇西、滇西南等沿边各地,元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多为土司之地。元代,傣族地区的儒学教育,实际处于空白状态。明清两代,傣族地区虽然办学的规模及效果各不相同,但在大一统的格局下,该地区的教育已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政策,以国家政治的需要而变化,在儒学、书院不断增加的同时,增置了数量众多的义学;在改流较早的地方,施行与内地基本一致的文教政策,以儒学教育为主;改流稍晚之地,儒学教育、寺庙教育相伴而行,两者互为补充;未改流地方,则以寺庙教育为主,形成二元化的教育体系。明清傣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对提高民族素质、改变落后习俗以及维护边疆安全,均起到积极作用。

清初文化变革与桐城派

清初的文化政策的变化是文学复苏的重要原因,桐城派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方苞为桐城派的开派首领,在江南日益平静之后,"学行继程朱"成为为文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祈向,再加上从明代尚先秦秦汉古文到尚唐宋八家的文学宗趣转变,复以桐城地域的人文风尚,一个勃勃生机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便呼之欲出了。

清道光年间理学士人在京交游述论

清道光年间,以唐鉴为核心,从其问学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等在京理学士人形成了一个交游群。这一维持数年的交游群体培养了一批理学骨干中坚,开启了晚清程朱理学的两种治学路向。晚清程朱理学的复兴可以说肇始于此。

论《乐经》的基本形态及其在战国的传播

《乐经》是先秦时期实有的一本经书,它在春秋以前属于乐官传承,与《诗》、《礼》存在密切的联系,但却并非是诗之曲谱。通过《左传》、《国语》的用乐事例,可以推断出《乐经》的基本形态和主要特点。战国时期,《乐经》所记之雅乐的高贵地位丧失,逐渐流落于民间,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因为它使《乐经》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内向更多的人群传播、推广、解说雅乐。以当时的社会形势而论,知识界对雅乐的兴趣与热情显然高于贵族,即战国百家诸子的学派理念尽管有别,但他们都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着《乐经》的影响。其中儒家更是以"乐教"名世,他们通过对《乐经》的解读与阐释,进而形成了《乐记》、《荀子.乐论》等作品。与此同时,其他诸子也通过对《乐经》的吸纳和运用,形成了诸如《吕氏春秋.仲夏纪》之乐论等作品。所以,《乐经》看似传承于儒家,但实际情况并不局限于儒家,它是战国知识界共用的资源,并由此衍生出更多的乐论作品。

试论禅学思想对宋明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宋明理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受到禅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本文通过对儒学在宋明时期复兴、思想体系重构、哲学化和心学化等发展环节的历史考察,探讨了其吸收禅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方式,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传统思想学术相互会通的发展演变规律。

从三重维度看先秦儒家心学精髓

近代以来,国内外学者逐步展开了对先秦儒家心学的研究,许多论著都有涉猎,不过已有研究或是还不够深透、较为零散,或是存在不少误读误解,或是尚未上升到心学的自觉高度,或是未能完全挖掘出它的精义,而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先秦儒家心学的精髓主要包括三重维度:一是心学本质论。就先秦儒家的心学本质而言,主要包括用心做事、尽心力而为、我不动心和虚壹而静四方面的要义。二是心学功能论。先秦儒家心性功能论的精髓首先体现为孟子所说的“心官则思”的理念,还展现在荀子阐述的心生有知、心有征知、心可知道、心为形君、心虑善伪、心可制止等一系列理念上。三是心学工夫论。在儒家话语体系中,正心、诚意、尽心、存心、养心、自省、自觉、自得以及不可无耻等,既是儒家的道德工夫论,也是儒家提倡的重要道德责任。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儒墨教育对“礼”传播的贡献

古代中国的礼,实际上是一个建构完备的制度与文化的体系,是一种集政治、宗教、伦理、教化、法律和军事要素于一体的整合性的治理构架。礼成于周公,而后一直在统治阶级内部传播。通过百家争鸣,礼开始逐步下移到平民中来。

从科举考试看晚清学术转向

晚清时期,伴随时局变化,学术也发生了转向,基本呈现出汉学由盛而衰、今文经学大兴、理学中兴而衰败的学术格局。透过科举考试来审视这一学术转向,不仅可以发现科举考试与学术转向之间有紧密关联,而且可以给学术史研究提供一个新颖视角。

论先秦儒家的推类理论

先秦儒家的孔子、孟子和荀子,在谈说论辩实践中都特别重视推类思维方法的运用。他们对类和推类的认识体现了儒家的推类理论由不自觉到自觉、由片面到全面的发展过程。与其他学派相比,儒家的推类主要是推"仁"、推"爱"的推理,是用来阐发其政治伦理思想和主张的主要手段和工具。

先秦儒家义利观发展的心路历程

先秦时期是我国伦理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在百家争鸣中充分阐释了他们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以义克利的观点,形成了先秦儒家学派的义利思想。若拂去其上的时代烟尘和偏见,以新的视角来研究和探讨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对促进今天新型义利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乐教思想探析

乐教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继承和发展了上古三代乐教传统,提出"人不能无乐"、"致乐以治心",通过其特定内涵的要求,以有节制的乐事活动陶冶人的心灵,引导人们向"仁"。

《孔子家语》复音词的数量统计及语料年代分析

《孔子家语》是一部研究孔子生平思想的重要典籍,但由于长期被疑为"伪书"而没有得到充分研究。以意义、见次频率、语法结构等标准对《孔子家语》中的复音词作穷尽性调查分析并将其与先秦其他典籍的复音词作比较后可以发现,《孔子家语》中的复音词在数量比例和构词方式上都表现出典型的战国晚期特点,其成书年代当不晚于西汉,而不可能是三国时期王肃所伪造的。鉴于其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学界对其语料价值应予以充分重视。

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对当代大学生德育的意义

我国自先秦以来就一直非常重视人才德育的发展,在21世纪的今天,道德教育更是培育高素质人才的一个重要内容,这里从先秦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研究探讨入手,分别就先秦儒家的道德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德育的意义等进行了分系统论述,旨在为当代大学生德育提供重要的理论和思想借鉴。

从学规看朝鲜时代的书院教育

以学规为中心考察了朝鲜时代书院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首先,考察了学规关于为己之学的教育目的和科举问题关系的两个不同观点,即本末论和排除论。其次,以学规中的读书次第和讲书目录等为中心研究了书院教育的课程和教材。最后,关于书院教育的方式,探讨了分番居斋和讲会制度。

元初理学的北传及北方理学学派的形成

宋元之际因南北异壤,其学术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分歧。但因当时士人有着共同的理学学术背景,加之理学本身的时代性与必然性,元初理学在北传后随着书院及学派的建立得以迅速传播,最终实现了其在元代官学地位的确立。

战国士阶层起源与演变考述

春期战国之际,政治上诸侯争霸导致上古三代贵族文化下移,"王官之学"散在民间,士由此兴起。从文字训诂方面考究,士在先秦时代可能泛指掌管事务的中下层官吏。古代贵族教育注重文武兼备,士阶层来源于卿大夫阶层的降黜和下层庶民的升迁。诸子百家作为士的典型代表,其执政理念虽异,但在"以道自任"的文化层面却一致,尤以儒墨两家论述显著。"游"是士的最大特点,即不附属于官僚政治系统,私门养客制度肇端于此。其在政治上的威胁性导致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初便限制养士,《云梦秦简》的出土佐证了秦朝对士的严格控制。

乾嘉时期的复古学术思潮与复古文学思潮的关联——以常州学派为例

西汉儒生传授儒家经典,皆以今文经学本为宗。自刘歆等人在秘府中发现古文书写的经文后,儒家经典即有今古之别。古文经在与今文经的争锋、激战中渐渐盛行,自汉晋以后今文经逐渐销声匿迹。清代乾嘉年间,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学术风气,以常州学派为代表的儒生们开始重治今文经《春秋公羊传》,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古学术思潮。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文学家们,又在常州学派复古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引领了一场搅动整个文学界的文学复古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