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道两家言意观辨析

先秦时期,儒家和道家围绕言意关系进行了大量讨论。通过分析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有关儒、道两家言意观的记载,可知其中既有共通又有不同。一方面,先秦儒家与道家在“言”与“意”的表达问题上持相同观点,即“言表意但不尽意”;在“言”“意”两者之间,儒家与道家都表现出重“意”轻“言”的特点。另一方面,出于对“意”的重视,儒、道两家从不同角度对“言”如何尽“意”进行了探索,儒家的探索主要以“建构”的方法进行,而道家与之相反,选择了以“解构”的方式来追求“言尽意”。

以武育人:儒家身体观视域下的武术思政教育研究

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基于儒家身体观中“身心修炼”与“礼仪实践”的内在逻辑,分析当下武术思政教育的本质、效用发生机理与生成径路。研究认为,武术思政教育的实质是培养学生“德艺兼备”的品格和“德艺双行”的能力。武术思政教育的机理是武术教学中显现的身体与感性的觉醒、“体”与“知”的符号纠缠以及道德感动与传统武术伦理的情感效应。生成路径是切身入武,注重强调武术思政教育中身体的在场性;修武得体,加强武术教育中符号身体的规训与技艺身体的融合;以体入道,树立以身载德、德艺双行的目标价值体系。

儒家交往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析

交往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交往观是其理论观念。文章从仁、礼、义、和4方面对儒家交往观做了简要诠释,表明其丰富合理的内核仍具有深厚的当代价值,针对现阶段部分大学生交往理念出现的偏差及交往过程遇到的困难进行梳理,进一步挖掘背后的成因。从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两个层面论证儒家交往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最后,通过高校思政课、校园文化建设、网络平台等3条路径将儒家交往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让大学生将儒家交往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引导大学生形成与时代相符的、科学正确的人际交往观,更好地解决交往中的实际问题。

“立身出世”主义对日本近代文学发端期的影响——以森鸥外《舞姫》为例

明治维新后,日本传统的"士农工商"制度瓦解,但由于儒教等传统思想的影响,随着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以及西方借助实学出人头地思想的普及,形成了融"立身""出世"为一体、以出仕为目标的明治初期"立身出世"主义①,深深影响了社会各方面。本文以森鸥外《舞姬》为例,管窥该思想对近代文学初始阶段的决定性影响。

从“作品”到“说话”:建构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

在社交媒体时代,大众文艺评论等互动活动成为文艺消费的内容,评论者需要摆脱作品中心主义,建构涵盖“作品”与“活动”的大文艺观。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与人们时常提到的“大文艺”观有两点不同,一是将作品外的“活动”包括在内,二是“作品”与“活动”并非机械叠加,而是被交流所贯穿,成为一条条话题素,不再有作品内外的区别。中国传统的“说话”概念可有效涵盖数字时代大文艺观中“作品”与“活动”的二重性。同时,这构成了一种SNS社区式集体生产,既承认了传统的著作权,又体现了网络的开源精神。在文化参与的背后,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数字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逻辑走向了精神政治。

论中国古代文学形式中的政治意涵

在我们以往的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中,从作品内容中揭示出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内涵是比较普遍的做法,但从被视为纯粹的"审美"或者"形式"中发现政治意蕴却是比较少见的。事实上,一种审美趣味以及文体、修辞等文学形式与社会政治状况密切关联:一方面社会政治状况是审美与形式生成与演变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审美和形式也以特有的方式发挥着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功能。六朝士族文人对五言诗的青睐以及以品论诗、历代儒家士人的复古主义或者退化论的文学史观,从表面看主要是形式问题,实际上都是某种政治诉求的文学表征,因此,探讨"形式的政治"就成为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视角。

中国儿童文学中儿童观的多重面相与当代使命

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国文学的"言志"与"载道"传统的影响,同时和每个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目的紧密相关,因而呈现出复杂的多重相面。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儿童观虽然已经逐渐向儿童本位回归,承认儿童是独立的存在,但是作家个人的创作中呈出的儿童观依然会受到传统文化基因与社会政治氛围、教育目的的制约,使中国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曲折艰难。当代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在变革自身的同时,也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启蒙民众的儿童观、保护儿童的天性、鼓励儿童享受童年快乐、充分发挥其文学的审美功能而作为现有学校教育的修正与补充,成为一种爱的教育,为儿童一生的幸福奠定基础。

王珪、魏徵:儒家诗教观的履践——贞观宫廷诗风研究之三

王、魏徵二人是贞观时期儒家文学观重建的主要人物 ,又是这一文学观的自觉履践者。高度的政治警觉和骨鲠儒雅的品格 ,使他们以诗为谏 ,把诗歌创作作为实际事业的一部分。从内容到风格 ,二人的诗作均表现出儒家政教文学观的履践和北方诗风的延承 ,诗风古朴质直 。

金朝儒学与文学

金朝儒学驳杂而不统一,流播着许多派别。新、旧儒学并存的格局是构成金朝文学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元素之一。金朝境内旧儒学思想的回升,是整个古代儒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运动形式。北宋理学诸流派起初潜存于民间,后来随着南宋理学逐渐北传以及文人纷纷涉足,新儒学终于在金末元初蔚为大观。终金一朝,盛行于士林、文坛并对创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理学派别是被认为非正宗的蜀学。文人对儒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专门致力于研习和传播新、旧儒学,以纯儒自居;另一种类型博采杂取,兼容众说,于儒学之外又濡染释、老。儒学对金朝文学的意义主要反映在3个方面:首先,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中;其次,出现了许多阐发儒家思想尤其是宋学的诗、文作品;再次,文学活动中的文以载道、修辞立诚的意识得以强化和深化。儒学对金朝文学的作用表现为正、负两方面。金朝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较好地解决了文、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儒家思想对文学的阻力。

孟子的《春秋》观与传统儒家的政治激情

孟子的《春秋》观包括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并深刻地体现了先秦儒家通过文化守成主义方式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从历史的角度看，盂子关于孔子作《春秋》所表达的儒家政统意蕴，是与后世传统儒家的政治激情密不可分的。

“文学性”的偏至与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作为长期存在的两种研究向度在近年来却遭遇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反映论”和“纯文学”积弊的结果,其出现的合理性在于其对“政治反映论”的批判性,但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格局的偏狭,以及对延安文学作品超越价值的压抑,使其成为延安文学研究中新的意识形态。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形成过程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出现隔离的本质:对“文学性”理解的偏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从“价值论”向“发生论”的转变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索尔仁尼琴:一个永远持不同政见的作家——重读俄罗斯文学系列论文之一

重新解读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及其代表作,分两个部分析之:一是用传记批评的方法剖析索尔仁尼琴持不同政见的成因、发展和永远持不同政见的全过程,还特别指出他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以及他个人道德上的缺陷,尽可能客观公正地还原他的本来面目。二是通过分析索尔仁尼琴的代表作品,对他的文学创作来一番认真而实事求是的审视。

恩古吉的政治文学观

恩古吉的文学观以政治诉求为首要目标。他希望文学能够直接干预社会现实,促动社会变革,影响历史进程。他赋予文学的政治使命主要从文化对抗和生活斗争两个向度展开,前者指向欧洲文化,后者指向肯尼亚的现实政治。

论刘勰的文学发展观

刘勰从"宗经"(宗《诗经》)出发提倡复古,复古与通变相纠结,潜在地阐明了"文学退化观"与"文学进化论"相矛盾的文学发展观。这种矛盾折射出刘勰处理时代新变时的尴尬以及方法论上的混乱。

论人物品评与六朝诗文思想结合的原因

人物品评是六朝诗文思想衍生的一个重要平台,它和六朝诗文思想结合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政治的挤压使人物品评寻找传统标准之外的评价系统,元气论使文章与人具备了内在结合的逻辑可能,汉末经学对文学阐释能力的衰微则是人物品评与诗文思想结合的直接原因。

儒家思想与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惰性反映——从徐继畬的《瀛环志略》谈起

中西冲突之初,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惰性反映,不少学人归之于诸如"华夷之辨"等儒家保守思想的束缚,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却向世人展示出儒家学说不仅不是拒斥西方文明的理由,反而可以成为理解与接纳西方世界的理论支点。中国对西方先进文明的惰性反映还应从王朝的"闭关锁国"等政治决策思想寻根溯源。

纯文学观与新文学历史建构——以司马长风文学史书写为范例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以纯文学观书写文学史曾是一些文学史家的执着追求,这以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叙述最为典型。以纯文学观书写文学史有其合理根据,并在文学史建构中有重要意义,但现实语境并没给文学留下超然的纯洁空间。纯文学史观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一样,都会显示出它们的极端性与片面性而扭曲文学史面目。

工农兵文学内容层次模式探究

历经两个世纪,时达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其内容层次模式为四种:场景—主旨;场景—时代精神—主旨;场景—社会心情—时代精神—主旨;场景—政治观点。它们都没有离开中国意境美学的"有形—未形—无形"模式,但都缺少"无形"这一深层,也缺少西方文学中的哲学意蕴层次,所以工农兵文学作品一般都显得比较肤浅。但是它却十分重视场景描绘的具体和生动,及其所体现的意义,表现出工农兵文学"重思想情感,也重形象;不重思维,而重感染力"的内容特点。

湖湘之水与湖湘文化

湖南水系众多,三湘四水不但是湖南的生命之源,也是精神之源,不但养育了我们形体,也培育了湖湘文化独特之根性。通过选取湖湘文化中较具代表性的文学、理学、政治学三个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来探讨湖湘文化与湖湘之水的关联。从中发现,湖湘文化的形成过程与水有无法割裂的联系。这对宏扬与传承湖湘文化拓展了新的视野,也为开创湖湘文化的未来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从《游仙窟》的命运看中日传统文学理念的差异

论述唐代传奇小说《游仙窟》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正是由于中日传统文化根基和传统文学理念的不同造成了这种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