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媒介:明清商人与儒家文化的传播研究

明清商人群体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播媒介之一。揆诸文献可知,明清商人不仅积极开展公益实践,注重与士人的交往,而且在日常生活与经商过程中,孝养父母,讲求诚信。这些行为不仅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利益,也获得了民众的尊重和好感。官方与士人将商人的行为与成功归因于儒家文化的影响,通过褒奖或者撰文等方式不断宣扬他们的事迹。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形象的改善间接表明,只要接受儒家文化,践行儒家伦理规范,便会得到国家与士人的认同,这使得民众看到接受主流价值观的实质性益处。研究表明,明清商人基于自身体验,践行儒家伦理规范,有效地传播了儒家文化。作为传播媒介,明清商人不仅传承了儒家文化,也有效地弘扬了儒家文化,从而拓展了儒家文化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范围,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明清回儒人性概念阐释与伊儒会通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涌现出一批“学通四教”的回儒学者,他们积极介入中国传统思想和伊斯兰哲学议题的讨论,生产出了一套风格独特的社会知识体系。就人性的内涵而言,明清回儒学者将人性界定为人生而为人的本质,这一本质体现为人所具有的智慧、理智之性;在人性的类型上,回儒们认为人性具有丰富的外延,除人之特性,还有人之物性。在人性概念的讨论上,明清回儒学者既有对伊斯兰灵魂观和儒学人性观的借鉴吸收,也有与二者的不同创新,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化融会贯通中的和而不同。

明清时期金州庙学景观的营建及演变

明清时期金州作为辽东地区的文化中心,其儒家文化底蕴深厚,文庙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建筑,其内部建筑和景观环境都蕴含着浓厚的儒家气息,同时历来承担着金州的儒学教育,为当地教育事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金州文庙受到地域文化和当地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虽然在空间布局和植物布置上与中原地区相差较远,但所表现出的景观风貌却新颖独特,不仅在建筑形式上华丽出彩,在庭园景观环境营造上也独具匠心,体现出北方寒地园林的景观特色。同时在建筑形式上也能寻找到中原文化的痕迹,展现出与中原地区文化同源的特征。

从《御制增订清文鉴》看清朝祭祀中的儒家文化

清朝极其重视儒家文化,在沿袭明朝旧礼和调整清代祭祀的过程中,始终以儒家典制为根本。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对儒家文化的接受存在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因而官修满文词典所辑祭祀词汇既与中原传统记载有所差异,又显现出满汉文化的互摄交融。迄乾隆朝,清代祭礼日臻成熟,乾隆帝一方面尊崇古礼,直溯儒家礼制源头,另一方面又对其因时调整。这一过程,彰显了乾隆帝深厚的儒学造诣,对维护统绪、巩固政权大有裨益。

清代大连地区传统教育事业的发展

明末清初,战乱和人口的严重流失导致大连地区在前代所积淀的传统教育事业基础荡然无存。清顺康时期,尽管在招民开垦政策的刺激和推动下,大连地区的人口有所增长,但仍然缺少完备的民事建置,在根本上制约了教育事业的发展。雍正年间,大连地区的“通判”设置以及其后的州、县建置,不仅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生员的科考条件,而且使官办教育开始步入正轨。乾隆及以降时期,大连地区则逐步形成了州县儒学、书院、私塾、家学并兴的局面,从而扩大了人才培养与选拔的途径,促进了大连地区科举教育水平的提升。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晚清传奇评点中的儒士文化批评

晚清传奇已步入传奇创作的尾声阶段,这一时期传奇的创作和评点显现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以儒士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占据了传奇创作的一席之地。本文以晚清传奇为切入点,从披露儒士的悲惨生活、揭发官场科举的黑暗腐败、探索儒士救国的实际意义等方面观照晚清儒士在社会变局下的真实想法,还原晚清社会的真实生活场景。

论清代热河文庙祭祀礼仪的夏都特色

热河文庙是清廷于乾隆四十四年在满蒙汉杂处的热河地方建成的宣扬儒家文化的重要场所。虽地处长城之外,但因位于清朝夏都而倍显地位尊崇。其龛案陈设、神牌位次、供器祭器、祭品乐舞、瞻礼官员品级等多种祭祀礼仪规制兼具中央和地方的双重色彩。不仅乾隆皇帝亲诣热河文庙行首个释奠礼,乾隆、嘉庆、咸丰诸帝还连续多年亲至热河文庙瞻礼。这种带有浓郁夏都特色的祭祀礼仪直接促使热河文庙走向繁荣,既促进了文化教育发展,还增强了儒家文化圈的向心力。

墨学渊源诸种考证刍议

关于墨学渊源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若以“贵俭节用”与“祭天明鬼”的视角省察之,则可印证《汉书·艺文志》“墨出于清庙之守”的说法;若以“尚贤”“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二论为准,可追溯至“夏禹之道”与上古传统;就《墨子》引《诗》《书》的文本线索而言,以《淮南子》“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说法佐之,可断定墨学的产生与周、孔所代表的早期儒家有直接之关系;若从墨学生发的文化背景来看,则殷商以来的宋地遗风乃墨学的思想源泉无疑。

隐然论道与史册昭垂:清儒陆世仪名位流变及从祀考

或承尊朱黜王等门户之见,清理学家陆陇其等对陆世仪人物及儒家义理观褒贬交杂。陆氏身故后,太仓州士绅尊其为乡贤,并陪祀书院,又经《思辨录》等刊著流播,全祖望、唐受祺作传宣弘,陆氏声名更为显扬。光绪元年(1875),应地方州奏疏题请,清廷准将其从祀孔庙,陆世仪以乡贤之身得以增祀,由一介地方生员跃居成为儒家主流。清末世乱时危,清廷多以理学名儒从祀,以延揽程朱学从众,而陆氏持论中允,治学驳杂,“不废陆王”,后得《国朝学案小识》为之构建理学道统谱系,塑其为清道统正宗。学术、政治互通纠葛中,陆世仪人物形象渐跃升为清国家正统,成为清廷权力与江南地域性力量共同构塑的孔门圣贤。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清民间宗教宝卷的崇儒倾向及其生成机制

明清时期,民间宗教教派林立,大多数民间教派都借用宝卷的名号用以宣扬教义,宝卷几乎成为明清民间宗教经卷的代名词。明清各宗教宝卷大多呈现出明显的崇儒倾向,不仅尊崇儒家的圣贤,内化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同时还有意识地迎合帝王的圣谕。明清统治者强化儒家思想的引领,推动佛教的世俗化及新兴宗教的入世转向,无形中促使明清民间宗教宝卷崇儒倾向的生成。

明清时期永州的地方医者及其书写——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现存明清地方志中记载了很多医者的史料,通过对地方志等资料的考察,地方医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在明清时期的永州,儒医是地方医者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或是为治疗自身和亲人的疾病而习医,或是因为屡试不中而习医业医,也有一些人是受范仲淹良医良相之论的影响而从医。由于明清时期医学文本的广泛流传和官方对医疗市场管理的疏失,通过师徒相授、家族传承和自学等方式都可获取医学知识、开展医疗活动。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儒学背景的士人进入医者职业,医、儒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掌握文化权利的文人士大夫将一部分医者用自己的方式记入地方志,既表达了他们自身的伦理诉求也表现出他们对于医者道德的要求与期望;医者为提高自身地位,也会积极与地方文人士大夫接触,通过一些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行为塑造自身形象。医、儒双方的纠缠在儒家的强势地位下使得医学各方面出现明显的儒化倾向,进一步导致医者职业识别性减弱,医学的技术性被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其他特性所覆盖。

丽江市域明清中式进士述论

明清两代丽江市域共考取进士12人,其中,永胜县6人,古城区和玉龙县6人,华坪县、宁蒗彝族自治县没人考中进士。总体来看,丽江市域明清中式进士人数较少,原因在于地理位置偏僻,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少数民族群居杂居,汉文化影响滞后;融入全国科举晚于全国全省,科举文化积淀浅薄;科举考试本身很难,难以晋升。永胜科举成就高于古城区和玉龙县,原因在于永胜接受汉文化影响早于两地,无论是汉文化普及的广度还是深度都超过两地;洪武调卫,大批中原军士进入永胜,优化了永胜人口结构;屯垦制度推动了以农耕文化为精髓的汉文化的传播。“改土归流”以来日趋浓厚的儒学教育氛围是生成进士的重要前提。十二位明清进士为代表的科举人才是丽江儒学教育结出的硕果,彰显了边疆少数民族融入汉文化的历程。

新见佚文与宋人生平行实补正

从四种明清家谱摭拾了《全宋文》失收的十篇作品,并利用传世史料证明真实可信,而其撰者多为有宋一代的名士重臣。它们分别是:李清臣《王固墓志》、郭三益《王说墓志》、汪藻《张毓墓志》《张公明墓志》《张珌墓志》、程瑀《张特墓志》、张即之《临江军李公翰遗》、胡升《义方居士舍田记》、程元凤《孝思堂记》、马廷鸾《张遂墓志》。根据这些佚文提供的丰富信息,可以补正李清臣元丰元年的任职情况、郭三益绍圣初与宣和六年的仕宦经历、张宗谊父子事迹及与汪藻的姻亲关系、张即之卒年、马廷鸾岳父行实等,并拾补数名《宋登科记考》阙载进士。

论余潜士理学思想

余潜士是晚清著名理学家,致力研习宋儒理学,遗作《耕邨全集》15卷,流传于世。本文根据其著作内容,从三才观、仁政观、理欲观、知行观四方面,论述余潜士的理学思想。

明清修身日记的属性与功能

明清修身日记是儒者记录自身日常道德实践过程的载体。其主要有两种属性:一是纪实性,修身日记最初是作记录日常生活,提高道德修养水平而呈于山长或者同窗审阅之用;二是公共性,儒者内心坦荡,向来有传阅自己日记互证所学、互相改过的传统。修身日记的主要功能在于自省或者在规过会上请成德君子诊断,以此省察改过,次要功能则是用于学习、交流、交友。

1840年代的京师学术圈与曾国藩治学的三次转向

1840年代的京师学术圈主要可以分为重视践履工夫、性命之学的理学圈,以及以诗古文辞和经史考据为主的文士圈。曾国藩在身居京师的十数年中,游走于两个群体之间,学术重心发生过三次转向:起初以诗古文辞为志趣,后跟随以唐鉴为首的理学群体践履身心工夫;1843年底进入文渊阁校馆后,曾氏专注文字小学、尊尚清儒汉学;1847年任职礼部,始重视礼制考证和通礼研究,期以礼学经世。在与京师师友广泛论学的促进下,曾国藩分别在诗古文辞、道德性命、训诂考据、礼学等儒学各个领域,都有深入的学习和思考,最终形成其宏大深厚的学术面貌。

筹资兴教:清代海南学田运行机制与乡村教育研究

学田是古代乡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在清代海南乡村教育快速发展时期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分析搜集到的海南地方志、学田碑刻及田野调查材料可知,清代海南学田的来源大致可分为官府拨置、官民合力捐置和教育机构买置三种,采取官方管理、士绅管理、学生管理等模式,并通过承租出佃、发商生息获取学田收益,进而支持乡村教育发展。清代海南学田不仅为乡村教育快速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还进一步推动了儒学下乡的历史进程,成为地处边疆地区的海南与中央王朝的向心力。筹资助教的优良传统,逐步演化成宗族性、地域性助学基金等新模式,继续成为推动海南乡村教育发展的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