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远东中国高级列宁学校的建立及其影响

联共(布)为加速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壮大,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末在苏联海参崴建立了中国高级列宁学校。该校是联系联共(布)与中共关系的重要平台,其历史使命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政治立场坚定、经得起考验的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其目标还包括提高远东地区华侨华人的文化素质,加强对华工的管理,进而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文化建设。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援助再研究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抗战期间对于国共两党都给予了相当大的援助,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共产国际、联共(布)更倚重国民党的抗战实力,因而把武器和贷款等基本上都给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援助是多方位的,除了军事之外,对中共在经费、医疗、书籍资料及其他方面提出的要求都尽量满足,有时还主动帮助解决中共面临的一些困难。抗战后期,中共主要是通过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来解决自身困难的。

中共七大党章的历史地位再审视

中共七大党章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经过充分准备,集中全党智慧,独立自主制定的,因此它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点。一是首次在组织章程之前增加党的纲领,二是首次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三是首次以党章修改报告的形式对修改的党章做了系统详细的权威解释,四是首次集中明确规定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五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作出了有关奖励方面的规定,六是首次设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一章。虽说中共七大党章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完备的党章,但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重视中国农民问题,并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付诸实施了这一思想,推动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把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最后导致了农民运动的失败。究其原因,在于共产国际、联共(布)过高估计了国民党,轻视了共产党。

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共产国际

俄罗斯学者以"中国苏维埃运动"概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1927年至1937年10年历史,但"苏维埃革命"更触及事物本质,以其命名更为适宜。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为指导,从宣传苏维埃到建立苏维埃,从不退出国民党的内部联合到外部联合再到抛弃国民党旗帜,从认同直接革命形势到承认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从以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为中心到逐步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从俄国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转到中国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体现了共产国际指导中的调适和结合。中国革命苏维埃方略的系统确立,有利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重大缺陷,造成"左"的错误发生,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评联共(布)若干领袖对列宁主义的阐释

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布)领袖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向国外学习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思想、党的学说、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政治遗嘱",有正确的理解和阐释,但夸大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和国际意义,在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说了过头话,曲解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容易发生革命的思想等等。

试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土地革命的指导

共产国际、联共(布)注重从中国社会性质出发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土地革命中的土地政策及时作出指导,逐步确立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尽管如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平分土地的口号始终持谨慎态度,担心这一口号执行中的扩大化会影响到对中农的阶级联盟策略。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富农问题上基本认定必须消灭富农经济基础,为此要求中共中央坚决贯彻以反对富农为主旨的革命的阶级路线。

“历史”的选择与革命的建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探因

在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注重借助俄国革命的历史、理论和文本等方面的资源,获取中国革命的路径参照、理论指导和方法启示。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不期而遇"。前者强调要将研究马、恩、列、斯的理论作为"时代任务",借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最终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后者提供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百科全书"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百年总结",恰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相互契合。基于四个方面的革命需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掀起了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材料"的学习运动,为中国革命及其要素的系统建构创设了重要前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话语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的考察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的百科全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典文本之一。该文本的编撰,彰显了联共(布)"为政治而党史"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期待,其鲜明的话语艺术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及俄国革命和建设经验大众化的重要前提,而该文本独具时代特点的话语风格与话语"陷阱",则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话语构建提供了有益镜鉴。

一九九零年苏联修改宪法的行为评析

一九九零年苏联修宪的实质是废除共产党的领导权,将苏联的权力中心从苏共中央书记处转移到总统及其领导下的总统委员会、联邦委员会。这次修宪是苏共的自取灭亡,其结果是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

消解与建构:《联共(布)党史》的编著及推介——以斯大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为中心的考察

1938年《联共(布)党史》的编著、出版是对由来已久的联共(布)"历史"冲突的消解,客观上必然引发对该文本实施大众化传播的政治需要。联共(布)、共产国际借助其组织权威和力量,以政治领袖的评价诠释、党内学者的解读发挥、大众媒介的宣传鼓动、组织会议的政策规范,典型经验的总结推广等方式,奠定了该文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百科全书’"地位,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历史启示和镜鉴。

试析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双重影响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无产阶级国际性事业的一部分,当然渴望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帮助和支持,但完成这项革命事业,首先需要依靠本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带领广大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寻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不能听任别的国家或某一个国际中心来指挥。然而,中国共产党既然作为一个支部加入了共产国际,就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这也就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共产国际、联共(布)代表的确给予中国共产党许多正确的指导和有益的帮助,如加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推动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开展、形成特殊条件下中苏两党的政治联盟、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的正确方针,等等;另一方面,他们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估量判断对我党在许多问题上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造成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他们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的指挥失当,给我党带来了重大损失,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勇于自我批评并承认错误一向是我党光明磊落的表现。我们分析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对我党造成的这种双重影响,旨在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确保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正确领导,使之在各方面不断走向成熟与自觉。

试探九一八事变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策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立即引起了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高层的高度关注并研究作出对策。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策有正确的一面,如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揭露其侵略野心,号召各国党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抨击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勾结与矛盾;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等等。但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忽略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对中国共产党产生重要影响。中共临时中央教条主义地接受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能够科学分析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产生的新形势,充分认识到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正成为中国各族人民普遍要求,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有可能参加到这一斗争中来的新情况,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时虽然也有正确的一面,如在白区领导组织各色公开反帝群众组织和在东北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等,但总体上是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致使没有抓住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治形势的新机遇,给革命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延安时期党的建设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中共中央致力于该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发行,促进了这本经典之作发挥其社会效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运动,提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读本;为延安整风提供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武器;为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的形成,提供了列宁建党理论的思想资源,从而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该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选择性阐述、对联共历史的路线斗争化、以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季米特洛夫为中共中央争取联共(布)中央经费援助的历史考察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迫于生存发展压力和坚持抗战到底的需要,向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提出过不少于15次的经费援助申请。作为信仰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充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排除负面信息干扰,努力维护中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之间的良好关系,在经费援助者联共(布)与需求者中共之间担任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为使中共及时拿到援助经费,季米特洛夫不厌其烦地落实数额、安排渠道、关注结果,给中国革命提供了巨大帮助。

论《联共(布)党史》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理论的影响

作为一种具体化、实践化的理论体系,《联共(布)党史》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理论发展影响深远。它一度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造的理论模板,并在苏联实体范本(农业集体化)的佐证下,规范着我国农业合作化的目标、步骤、原则、速度等核心命题。辩证地看,它既提供了推动中国跨越千年传统、一举跨入现代的有力通道,却也将教条、封闭和僵化先天地植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肌体,以致中国用了30余年时间来去除其消极影响。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的转折

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中共领导开展的革命其内涵由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转到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政权"的土地革命,是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战略方针的激进化促成了这一历史转折,中共五大是这一转折过程的开始,而八七会议则是这一转折过程的完成。中共五大对八七会议的召开、对蒋汪相继叛变后革命顺利实现历史转折起了重要作用;八七会议是对五大会议精神的继承、贯彻和深化。中共从五大到八七会议转折的完成,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功过互存。

从“西伯利亚大驿路”到“红色国际大通道”:在西伯利亚“发生”东方革命

在20世纪20年代联共(布)与共产国际的“东方革命转向”过程中,地处苏俄外省的西伯利亚发挥了极其特殊和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作为东方革命的“基地”和“司令部”,致力于在广大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发动共产主义革命,而且直接承担了培育或建立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日本共产党、越南共产党和蒙古人民党的使命,实际上构成了在西伯利亚“发生”东方革命的特殊现象。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俄国革命和东方革命中,与欧俄地区存在自然的地区差和时间差的西伯利亚成为特殊的“革命空间”和输出革命的策源地。西伯利亚不仅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与东方国家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力量组织关系的重要发生地,也是东方国家和民族共产党之间交流与互助的重要地点。以伊尔库茨克为中心,构成了一个跨越欧亚,辐射东亚乃至东南亚地区的红色国际大通道。

中国共产党学习推介《联共(布)党史》的历史考察——兼议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加强干部教育、开展整党整风、准备社会主义理论等多重需要,通过干部教育的制度规范、整风运动的实践运用、政治领袖的理论诠释、组织会议的推介部署,有效实现了《联共(布)党史》的大众化传播,增进了全党对联共(布)党的历史、理论和经验的认同和接受,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学习、政治实践和社会变革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联共(布)党史》的学习推介,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借鉴。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的更替

中共成立后至1931年间,其主要领导人发生了几次大的更替。它们都是在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掌控下完成的。莫斯科在取舍中共主要领导人时,更多的是顺从自己的理论指向或自身利益的需要。按照莫斯科的意图来取舍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给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共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了两个主要弊端:一是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理论指向和自身利益不一定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二是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完全围绕着莫斯科的意图来进行,党不能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导核心。两个弊端给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以及自身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