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视野中的法官造法

本文立足于立法中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 ,分析立法中根深蒂固的缺陷 ,比较和区分两大法系中法官适用法律的不同方法与结局 ,系统阐释司法实践中法官解释和适用法律的几种状况 。

法官如何解释法律:基于三年醉驾入刑实践的反思

醉驾入刑实践三年有余,量刑存在"虚实不定"与混乱现象。立法者的醉驾入刑命题在量刑问题上并未被实现。法官们受制于社会危害性理论的解释前见,对醉驾案件采用妥协解释策略,既遵循法律形式主义进行犯罪宣告,又遵循实质解释标准对量刑问题自由裁量。混乱的量刑所承载的法官自身意志对立法目的的异化值得深思。醉驾量刑中法官们的解释过程反映出法治建设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促使法官们合理解释法律,从而有效实现立法目的。

中国法官惩戒近代化的路径

清末的法律近代化使中国传统法律体系开始解体,司法制度也相应地向西方模式靠拢,法官惩戒制度也一改数千年的旧制而渐入理性的轨道。在这一割裂传统的阵痛中,法官惩戒立法的专门化、惩戒事由的理性化、惩戒主体的司法化以及惩戒程序的法治化,是其之所以标志为近代化的基本内容。

警察自由裁量权之限制

警察由于社会职能的特殊性,其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拥有自由裁量权。警察自由裁量权作为警察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存在的正当性。警察自由裁量权是实现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的最佳途径,兼具公平和正义的法之价值。然而有权力必有限制,当前警察自由裁量权存在滥用、乱用以及有失公平正义的问题,需要对警察自由裁量权进行立法控制、司法控制、行政内部控制,从而提高警察的职业素质。对警察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法律意义标志的诠释学审查

法律是人类通过规则所构筑的意义体系。然而 ,当人们对法律意义进行诠释时 ,所得出的法律意义每每大相径庭。这反映了在法律意义的理解上 ,“只要有理解 ,理解便会不同”的道理。那么 ,如何寻求法律的意义 :有人主张通过追问法律的合法性寻求其意义 ;有人主张通过品读立法者意志寻求其意义 ;有人主张法律的意义就在于法律的文本 ;还有人主张法律的意义在于人们通过对法律的对话而形成关于法律共识。文章站在诠释学的立场上 ,对如上法律的意义标志作了学理解说 。

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决定因素

司法公正与效率受制于多种因素。法律调控范围、调控手段、调控强度以及权利义务设置等立法因素决定着司法起点的公正和效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司法过程的公正与效率,法官在司法活动中享有的职能和具有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司法结果的公正和效率。

法官阐明立法规定之历史沿革及启示——以德国、美国为中心的考察

法官阐明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诉讼的重要法律制度有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本文对以德、美为代表的世界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有关法官阐明立法规定之历史沿革作了回顾性的论述 ,尤其把法官阐明理论引向普通法系国家找出与之对应的规定是富有价值的 ,改变了过去一些人关于法官阐明理论和实践仅仅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独有现象的传统认识。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提出了法官阐明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及其变化等 ,启示并建议我们在构建这项制度时 ,应以当事人自主和法官职权之间的关系为核心 ,既要借鉴其基本内涵 ,又不必拘泥于它的原来模样 ,使其符合中国国情。

隐含权力:普通法对香港政制的影响——解释权的民主性

普通法是判例法,也是法官法,其依据先例但不凭借制定法创制具有约束力规则,是一种特殊立法。这一事实上的造法行为有违民主,且早已被世界范围内其他普通法地区所深味。在成文法时期,普通法法官须面对民主的政治机关的制定法,客观上凸现了解释权的重要,解释方法的选择成为评判是否尊重民主、厉行法治的重要标准。我国香港法院的解释权并非内在于普通法,而是基本法赋予其成立的基础。两种解释导致对同一法律文本产生不同的含义,文本和立法目的成为区别普通法与民法法的重要分野。但是,过分执着于区别两种解释方法既不符合客观现实,也无助于弥合解释差异,更不利于普通法的发展。在寻求一致性的解释之路上,两种方法可彼此靠拢,互为借鉴。香港法院应吸取教训,克制普通法的造法冲动,谨守解释权的诸种限制,善待民主。

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立法

司法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一种普遍存在的实践,其以对立法的补充作用和在实践中应用灵活的特点,已经突破了英美法系的范围,在世界范围内有了长足发展,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这种实践有何独特之处,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以及其存在有哪些局限等问题已进入法学者的研究视野。理清这些理论问题,既有利于合理发挥司法立法的作用,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又可以避免其超出一定限度,造成司法权力的滥用和对立法权的侵害。

论科学技术立法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在当前科学技术立法中应当注意以下三个问题,并不断完善。第一要注意立法价值取向,第二,要注意认识理论成果与技术成果、社会科学成果与自然科学成果,第三,要注意对科学理论和技术评价的特殊性。

试论法官决策的原则

通过实证分析与比较分析,指出法官决策活动中主体的阶层性、过程与结果的倾向性和私利性,认为决策原则的确立应以消除法官群体性私利、个人倾向与各种偏见为价值取向。法官决策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人文环境友好与诸因素和谐互动,审理一般案件坚持克制守旧与节制审慎的决策原则,处理疑难案件采纳想象重构原则与逻辑务实原则,并在任何情境中严守及时审裁原则,逐步培养严守律法的风格、公正无私的禀性,提高其逻辑推理能力,高效发挥法官群体在构筑个案公正绿色通道中的重要枢纽作用。

释明权的立法比较研究

为充分认知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需先弄清楚两大法系有关释明制度的历史发展。正是通过对释明权的立法比较研究,得出了对我国构建法官释明权制度的五点启示。

立法解释与法官解释关系探析

我国正式法所规定的法律解释只包括立法解释和具体应用解释两种,其实质都为广义的立法解释,这显然与法学方法论研究者所讨论的法律解释即法官解释大相径庭。尽管立法解释与法官解释在涵义、性质、解释主体、对象和目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两者各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并且二者在司法过程中可以实现衔接与合作。此外,立法语言的准确性以及立法解释调整范围的广泛性等也都证明,法官解释无法取代立法解释的地位。

司法程序的对话内涵

满意的规则来自于完善的立法程序,而满意的判决则来自于完善的司法程序。程序之所以在法律制度中占据支配性地位,是由于其蕴含的对话机制能够满足解决多元价值冲突的正当性需求。因此,以对话的运行为核心健全司法程序的总体结构,是推动判决层次升级的最佳选择。

我国行政裁判制度立法的法治化

行政裁判制度立法的法治化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行政裁判制度立法法治化 ,不仅要求有关行政裁判的法律在形式上是完备的 ,而且还要求在价值层面上是良好的 ,符合公正、高效的原则。行政裁判制度立法法治化必须遵循立法的一般原则和规律 。

《法国民法典》对社会的适应性探析

《法国民法典》是19世纪初成文法典的杰出代表。200多年以来,法典的基本原则和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做出部分调整。但是其根本面貌未改,从而成为世上少有的长寿的法典,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这与法典自身的品格、法典的立法技术,法官和法学家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论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立法完善

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当事人主导的民事诉讼体制的前提下,通过法官释明权制度的构建来更好地为实现公民诉权而服务也就成了大势所趋,应该从行使原则、适用范围以及行使方式等方面来逐一完善立法。

话语群视阈下的民族自治地方森林保护立法——以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为例

话语群理论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条全新路径。文章利用话语群理论,通过对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利用立法自治权制定系列森林保护法规后的话语群反应和各个话语单位间的互动效应的考察与分析,全面解读民族自治地方的森林保护立法的社会各层反应。

海峡两岸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比较研究——兼论大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之完善

中国大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实践操作中存在较多的问题,而通过与台湾地区相关立法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状况、当事人、范围、法律适用、裁判等方面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大陆立法之不足是主要原因。本文期望能从此比较分析中得出对即将修改的大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启示。

“立法正确”的神话之破解

"立法正确"的神话诞生于近代西方工业化的扩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以"新国家学说"所主张的形式与内容相分离为理论基础。首先,它主张立法形式的正确性,要么将立法内容交由权力决定,使"恶法亦法"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要么认为内容出自形式,这纵然令人向往,但终究是个"神"的问题。其次,它假定立法内容的正确性,立法者不颁布"卑鄙的"法律,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立法实践,使这一假定成为彻底破灭的神话。"立法正确"的基本神话,可推出另外两个神话:⑴禁止法官造法和准确把握立法原意;⑵启蒙百姓懂法。同样,这两个神话也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文章还探讨了"立法正确"的神话破灭后之可能出路:一是人民的反抗权难题;二是法官如何以理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