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末的“僧侣伴直”现象

寓直是唐人在朝为官时期的重要职守之一,中晚唐时期,朝官们为了消解夜晚独宿宫禁时的寂寞,多借用习禅来静坐养心,白居易、郑畋、郑谷等人诗中多有直接表现在寓直之夜学禅的情形。唐代末期,朝官在宫廷寓直时会邀请僧侣陪伴,出现“僧侣伴直”现象,这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晚唐时期,僧人与朝官交游密切,从情感上达到了“知己”的境界。这种知己感,使他们既同怀伤感乱世之心,又共有避隐山林之趣,这是“僧侣伴直”的情感基础。唐末的“僧侣伴直”往往发生在中书省、尚书省、秘书省,僧侣主要来自内道场。“僧侣伴直”既是文人的精神需要,又是佛教与政治融合的深化。通过品茶和谈静的交流形式,伴直僧侣与寓直文人达到某种精神的默契,从而淡化了个人与时代的焦虑。

论姚合诗歌的审美追求

姚合诗歌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主要表现为雅正传统的继承、清丽诗风的发扬、质朴作风的实践、清幽闲远意境美的营造、峭拔体势的构建和谨严法度的遵循等方面 ,并在诗歌中表现得浓淡不一 ,这种审美追求直接促成了姚合诗歌独特艺术风貌的形成 ,并对晚唐五代诗人的审美心理及创作风格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而也奠定了姚合在唐诗史上自成一家的重要地位。

任运随缘 大钓不钓——中晚唐钓鱼诗词的佛禅意趣

钓鱼,本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庄子的《渔父》和屈原的《渔父》,乃文学史上最早以垂钓为题材的作品。唐代,佛学发达,中唐以后禅宗大行于世,钓鱼又带上了佛禅的文化意味,致使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了不同于初盛唐同类诗歌的创作旨趣。初盛唐的钓鱼诗大多比较质实,主要描写垂钓的环境和垂钓者怡然自得的情致,以及由垂钓而触发的人生感慨,从而形成一种轻快明净的调子。而中晚唐的钓鱼诗词却不同于此,禅宗不执著、随缘旷放的生命哲学,与道家自然无为、自由逍遥的人生智慧不谋而合,促成了中晚唐士人颓唐、放达的人生态度,诗酒留恋,渔歌畅情,成为士大夫风雅生活的内容之一。佛与渔的相通之处,被发挥到极致。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浓厚的佛禅意趣,具体表现为:任运随缘的人生态度;不加外求的佛学禅理;大钓不钓的开悟境界。而从文学映现生活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期许和人格精神。

论杨万里的“诗味说”

"诗味说"是杨万里诗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独特处在于:以"味"论诗歌群体风格特质——追求神似,"舍形逐味";以"味"来规范传统诗教的怨刺内容——要求诗歌精光内敛。杨万里"诗味说"与"晚唐异味"密切相关,他服膺晚唐诗歌的工整,竭力标榜"晚唐异味",是为其"诗味说"张本。

晚唐五代西北方音现象考辨二则

根据敦煌写卷中的别字异文,并参考敦煌汉藏对音,对晚唐五代西北方音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两个特殊方音现象:部分流摄喉音字、舌头音字演变滞后,韵腹u尚未复化为ou,韵母仍为(i)u,而与遇摄字相混;开口一等登韵系字韵腹高化,变为i,读入三等,而与曾、梗、通等摄的三等字相混。

晚唐五代南北方言量词差异举例及成因分析

以《祖堂集》和敦煌变文为主要比较对象,辅以《景德传灯录》和敦煌歌辞,并结合历代文献和现代方言,筛选出一批具有方言色彩的量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南北方言量词的历时地域流变情况.其中在方言词升格为通语词部分表现突出,南方方言量词多是在明代发生扩散,北方方言量词多是在北宋和两宋发生扩散.前者是受元明战乱、永乐迁都等影响产生的由南向北的迁入,后者是受唐末五代战乱、宋金战乱、宋室南迁等影响产生的由北向南的迁入.亦有部分南方方言量词在金元时期出现过短暂的向北流动,这大概是受宋金元战乱和南宋聘使文化交流等的影响.并且晚唐五代南方方言量词的用法比北方方言量词丰富,此与禅宗语录和敦煌变文的文体差异密切相关.

盛、晚唐送别诗情感差异探微

时代不同,诗歌情感自然呈现差异.本为悲情萦绕的送别诗,在盛唐和晚唐却有着不一样的滋味,这不仅仅是“悲”的程度深浅所能概括的。笔者以《文苑英华》所收诗歌为例,并重点分析送人赴任之作,以突现其差异。

人兽之间:中晚唐笔记小说中的“形变”书写

人兽之辨自先秦以来,即以“人之所是,兽之所不是”为理解人性的重要视角,其间虽受到“慈鸟义兽”等现象的挑战,但依然可视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共识。但中唐的变局刺激了士人关于人性问题的再考量,“心”“性”逐步成为此时期思想世界的重要语词,人兽之辨也因之展现出新的变化。处此思想格局之下的中晚唐笔记小说既是此种思想变局的文本印证,同时也因文本特性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想的方式”。人兽形变的书写中,中晚唐对于人兽之辨的理解呈现出与汉魏旧传统的明显差异,从人性与兽性之同观察人性,逐渐成为此时期的新风习。虽然在笔记小说乃至更为正式的诗文中,均难言对于人性问题有了可视为共识的答案,但中晚唐人建基于生命体验的困惑、反思与渴望,却强化了人性问题的真实度与焦灼感,并由此决定了宋儒人性论构建的大体方向。

他的诗“更新,而且更是中国的了”——林庚诗学探寻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之联系

林庚通过自我选择,实现精神上的"二重"解放,走上新诗自由创造的起点,并找到了新诗现代性追求与皈依传统的契合之路。他诗歌"独行其事"、"不易解"的根源,在于倾向晚唐诗的自然与幽深。因接近于李商隐的象征,他的诗有了表现上的更多自由,注重传达内在感觉,富有象征的"神秘趣味"。他坚持与世界上寻觅艺术主潮的人士共同投身于探寻的行列,认为"不应当在人家还正在未可知的摸索着的时候,便已经开始模仿了"。林庚用创作实践与理论探求的极大努力,为新诗"唤起一种真正的创造精神"。

晚唐五代时期南北方言词差异管窥

利用敦煌变文和《祖堂集》两类文献,并结合唐宋时期的其他语料和现代方言,挖掘出一批地域色彩鲜明的方言词,为考察晚唐五代时期南北方言的词汇差异提供样本。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所见文献,对各个方言词在五代以后的地域流变情况做初步考察。总体看,部分方言词有明显流动,如由北方方言词变为南方方言词,或由方言词升格为通语。但也存在一些方言词始终各自保留在南北方言中,未出现大范围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