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华州罢官西行秦州考论

《新唐书·杜甫传》载:"(乾元元年,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遂为后世所宗,古今皆无异辞,然而这个说法并不成立。首先,《新唐书》"弃官"说文献上缺少依据;另外,古今治杜者归纳地杜甫"弃官"的其他理由亦不充分。按杜诗中尝自言"罢官",而罢官是符合事实的。杜甫罢官的原因与他华州任内荒怠职务有关,尤其与他任内触犯禁内外官员"私出州县界"法律规定有关。杜甫因为牢骚太盛而行为有失检点,导致罢官是必然结果,而西行秦州则是他罢官后无奈中的仓促选择。学界为了完成诗人的完美形象,故乐于弃官说而未能深究罢官的真相。

杜甫华州去官是弃官还是流放?

杜甫华州去官长期以来均遵从历史定评,即“弃官逃荒说”。这种说法来自《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杜甫本传,但两书所载皆有重大缺漏,故此说实为谬误。杜甫本出自肃宗一派,但在房琯事件中,他从儒家伦理出发,反对肃宗清洗旧臣,以疏救房琯表达对玄宗的支持,继而引发对肃宗擅自继位的质疑。因此,杜甫被肃宗罢官,再流放陇蜀,直至代宗继位,才得以复官。杜甫为“尊者讳”的三首“杜鹃诗”即为佐证。

也说“罢官”与“弃官”——与李宇林等先生商榷杜甫离开华州任的原因

在历史典籍中,“罢官”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当事者主动辞掉官职,一是当事者被免除官职。杜甫的离职属于前者。杜甫离职的原因既不是由于“荒怠政务”被惩处,也不是由于“身患疟疾”难以为任,而是由于对肃宗的彻底失望。

浅议我国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

引咎辞职是现代民主宪政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建立责任政府和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引咎辞职制度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改变政府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为官理念,增强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感,解决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难题,改进干部管理的方式,提高管理干部的水平,从而为我国建立责任政府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

杜甫授官、贬官与罢官说

杜甫一生授官四次,贬官一次,罢官一次。杜甫第一次授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是在天宝十四载十月,其授官原因是他献《三大礼赋》而被玄宗所赏,命中书门下试文取得了献赋出身之故,是由吏部注授的。至德二载四月,杜甫从安禄山叛军占领的长安城逃至肃宗的行在凤翔,五月,由胄曹参军提升为左拾遗,这是他第二次授官,是由中书门下敕授的。乾元元年六月,杜甫因房琯之党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是中书门下以敕书形式贬谪的。乾元二年九月,杜甫因一任四考已满,便被吏部罢官停秩,开始了其流浪生活。广德元年十二月,杜甫在梓州,由严武举荐,被中书门下敕授为京兆府功曹参军,但他却未赴任。这是他第三次授官。广德二年夏秋之交,杜甫在成都被严武聘为剑南东西川节度参谋。十二月,又因严武举荐被中书门下制授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这是他第四次授官。从此,他就以工部员外郎为其前资官漂泊而终。

杜甫罢官华州原因探析

杜甫于肃宗乾元二年秋离开华州司功参军的职位是罢官,而不是弃官。对其罢官原因有多种说法,其中“荒怠政务”说颇值得商榷。笔者以为杜甫罢官的原因不是荒怠政务,而是身患重病,难以应付繁重的公务。二者有质的区别,必须将其区分开来。

贬谪心态下的世俗化文学转型——王九思在文学转型中的心态、思想与意义论析

明中叶的古学复兴在遭遇政治挫抑之后,向着弃文入道和遁世入乐两方向转型。王九思在正德六年遭贬后,以狂者心态调适生命的挫折感,把郁勃之气消磨于花月情怀之中,形成"宕而弗激,迫而弗怒"的散曲创作风貌。老庄、郭象一派的"顺性适分"是其生命转化的哲学基础。嘉靖十五年后,他萌生"反正之渐",主张以"发情止义"的自我克制替代"驰情驰志"的自我纵逸,文学思想亦折衷于儒家的伦理诉求。

杭世骏诗文综论

乾隆八年,四十八岁的杭世骏因上书言朝廷用人当泯满汉之见,触怒乾隆,被罢官放还,此事深刻地影响了杭世骏的后半生,也深刻地影响了杭世骏诗文的风貌。作为清代雍乾时期一个个性独特的诗人、学者,作为一个仕途遭遇重挫的江南士大夫,其诗文创作尤其是诗歌作品体现了典型的江南文化人的精神品质:高才自信、倔强狂傲、敢于担当、坚守气节,纵然清贫、绝不媚俗。这些在许多江南文化人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品质,在清代中期的表现形式,是和清代其他时期不一样的,而杭世骏的诗文作品,则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认识清代中期江南文化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窗口。

晚明官员的建言去官与起复封赠

晚明士人群体好谏诤,因建言而导致去官者众。针对这种情形,在朝群臣一再要求皇帝起复去官之人,或者封赠逝者,此类呼吁往往在朝廷出现政治变局与皇位更迭时,获得落实。从长时段的视野看,士大夫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士论砥砺,皆暗含着鼓励臣下直谏的思想。起复、封赠之议也反映出晚明中、下级官员与高级官员间的政治隔阂愈深,君臣关系隔膜愈甚的情形。但是,试图挽救晚明朝廷危局的主体终究是那些敢于建言,不惜去官,以及待诏起复的士大夫,他们无疑是晚明那个时代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实践者。

“广信狱”的前前后后——李梦阳研究之五

提学江西三年期间,李梦阳得罪了不少达官贵人,其中有总督、御史、王爷、布政使、参政等等。这些人联手对付空同子,最终形成了"广信狱"。一开始,李梦阳试图反击,甚至有一些过激的行为,但最后,他还是彻底失败了。罢职家居,就是李梦阳蒙受"广信狱"的最后结局,他被江西上层永远踢出了官场。然而,当时就有一万多名秀才为李梦阳呐喊讼冤,这又充分体现了这位提学副使蔑视权贵的斗争精神和卓然独立的人格魅力及其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巨大能量辐射。

“为父绝君”内在的儒家亲亲尊尊之思

郭店楚简《六德》篇中"为父绝君"之义引起的学术争论屡见不鲜,众说纷纭。从楚简原文出发,考证与之相关史料,可见"为父绝君"中"绝"字当为"继"义,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丧服礼仪制度,并与早期儒家亲亲尊尊关系相关。简文"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中的"父子天合,君臣义合"上承孔子的君亲一统思想,下启荀子的"君恩大于父恩"隆君思想,显示出早期儒家思想中君亲观念孰先孰后终至君权至上的历史演变过程。

浅析吴晗创作《海瑞罢官》的缘由

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是建国后的一场重要历史事件,这场批判运动演变成为一场政治批判运动,最终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海瑞罢官》的创作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源于毛泽东提倡刚正不阿的海瑞精神,在当时全国各地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海瑞热"。为响应领袖的号召,紧跟当时社会潮流,明史专家吴晗对海瑞进行集中研究,开始创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强化军官任免工作“程序即是法规”的意识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职务任免条例》把规范军官职务任免程序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认真贯彻落实《条例》,必须强化"程序即是法规"的意识,克服简化程序、削减程序、颠倒程序、变通程序等各种违反程序的现象,充分发挥程序在军官任免工作中的作用。

汉代官吏的“不胜任”与罢免问题

“不胜任”原指某物体不能承受其他事物,战国时逐渐成为评价官吏能力无法胜任职位要求的习惯用语。居延地区汉简、两汉传世文献常见官吏“不胜任”的记录,且所指范围进一步扩大,既包括个人能力不够,也包括不作为、健康状况欠佳、性格软弱、考课结果靠后等情况。汉代对不胜任者的处置首先是免职,然后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免除本职而改任他官、免除所有职务等处罚,以免除所有职务最为常见,另外还要对其上级或举荐者牵连问责。其中对软弱不胜任、边地官员不称职处罚较之其他情况严厉。两汉对官吏“不胜任”认定、处罚的细化和差异化,是古代官僚制度本身发展的结果,也是汉代开疆拓土、事功进取时代风貌的反映。

朱永嘉与他的“文革”口述

朱永嘉的"文革"经历十分独特,"文革"大幕拉开和落下时,舞台上都有他的身影,因此他的口述回忆值得关注。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文革"初期上海的一些重要事件使这一口述回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一些细节不仅提供了重要信息,还可以促使历史学者做更深入的思考。口述回忆中关于张春桥、姚文元等上海"文革"重要人物的叙述和评论也是不容忽视的内容。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的口述回忆还有不同于同类回忆的一个特点,即夹叙夹议。

吴晗反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与实践

吴晗在创作京剧《海瑞罢官》时,就历史剧创作提出"戏剧真实性"原则,即不能违背常识,人物、事迹、时代精神不能错乱,尊重中国传统典籍。出于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在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过程中,他反对在戏剧中虚无历史。但他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却难以贯彻这些思想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