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期孔庆宗负责时代驻藏办事处内部人事设置及其影响(1940-1944)

1940年4月,孔庆宗就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后,为了恢复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和加强双方的关系,首先着手积极完善办事处的人事设置。在他实际负责处长一职的近五年间(1940年4月-1944年7月),由于各种原因,在处内形成比较复杂的人事矛盾,引起处内多位职员要求内调,影响了他对于藏事的办理成效,并最终到了他自身无法调和和控制的程度,只得辞去办事处处长一职,呈会内调。文章利用相关档案材料和新发现的驻藏办事处戴新三科长《拉萨日记》,对办事处内部人事设置和纷争进行梳理,并进行简要分析,以求在复原办事处人事设置与纷争的历史的同时,深入了解民国中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演变的另一个深层原因。

努力与无力:1934年黄慕松入藏与蒋介石尝试解决西藏问题

1934年,蒋介石设法利用十三世达赖圆寂之机设法解决西藏地方与中央正常政治关系的恢复、康藏纠纷及班禅返藏三大问题。首先,他遴选黄慕松入藏致祭并借机解决西藏问题。接着,他确定了解决的基本政策与处理原则,其特点为在五族共和下赋予噶厦极大自主权力,国防与外交由中央政府负责。同时,他着手处理康藏纠纷,并与九世班禅协商其返藏事宜。黄慕松入藏期间,蒋介石指示黄努力协商。噶厦最终承认了西藏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蒋介石的努力取得了一点成就。至于三大问题,蒋介石在当时中国主要面对日本入侵的情况下无力解决。

“冤案”而非“疑案”:与清末民初藏局相关的钟颖死刑案之分析

1915年3月钟颖被北洋政府判处死刑,钟之被抓捕在1914年10月,起因为湖南人罗春驭上书大总统袁世凯诉其父罗长裿在藏为钟氏所害。钟颖曾为清末入藏川军之统领,后任民国西藏办事长官,他在清末民初藏局演变中的表现可谓言人人殊。钟颖被处死刑看起来理由充分,实则仔细考辨分析,他的死刑"冤案"的成分更大。袁世凯及中央政府对钟颖案的处置,既可打造其对藏事高度负责、为忠良伸冤的正面形象,还可释放对西藏地方统治者的所谓"和解"诚意,同时将西姆拉会议后藏局不利归于历史原因,实则可达一箭多雕的效果。

西藏地区婚约财产纠纷解决实证分析

西藏地区藏族人的婚姻家庭关系既受《婚姻法》《民法》的约束,亦受传统习惯法的调整。文章以西藏地区登记婚姻和仪式婚姻中的彩礼、嫁妆纠纷处理的实际案例为对象,分析西藏地区婚约中针对婚约财产规定现行法律供给不足的现实,提出西藏地方立法应因地制宜,注重西藏地区婚约财产纠纷的个性问题,结合本土法律文化资源,履行好地方立法职责。

晚清藏边民族纠纷解决中的角色职能析论——以光绪年间循化厅所辖藏区为例

晚清藏边民族纠纷解决中,看似杂乱的角色分配对象,若以其角色职能爬梳甄别,便可脉络清晰。以光绪年间循化厅所辖藏区为例,在民族纠纷解决中,直接参与的角色分配对象有循化厅之下属抚番府、营、县、营汛、司、所;寺院中嘉木样、新旧昂锁、红布、具有威望的活佛、熟知番事的喇嘛;民间的部落头人、乡老、邻里等。但是,按其角色职能进行归类,可以分为谕饬、讲说、弹压;勘查、缉捕、调兵;研讯、保释、鉴结,这些角色职能同时也可以反映出民族纠纷解决的基本程序。

民国时期英国支持和插手康藏纠纷的政策分析

辛亥革命之后,英国为了强化对西藏的侵略,支持和插手康藏纠纷,目的是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排除出去。具体表现在:政治上,支持西藏地方夺取西康以及青海和云南等省的部分地区;在外交上,干涉民国中央政府独立处理康藏纠纷案;在军事上,实施"武装西藏"的政策,帮助西藏地方扩充和训练军队,大量向西藏出售武器。英国这些做法严重地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阻滞了民国中央政府恢复对藏行使主权的进程,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控制。

近代康藏史上的“大白事件”及其解决

1930年,在西康地区发生的"大白事件",并升级为"第三次康藏纠纷",是近代康藏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在这一历时久、涉及多、过程复杂的康藏纠纷事件的解决中,中央与地方各部门、政治势力、藏与西康、青海省政府等,均有所贡献,可以说,各方面的相互了解也在客观上得以加深,康藏、藏汉民族感情自然亦得到了强化,并对以后四川西部及周边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印关系中的问题与超越

影响中印关系的因素分结构性和非结构性两类。结构性因素包括边境冲突、中巴关系、水资源争端和国际地位竞争等;非结构性因素包括贸易不平衡、签证问题、历史认知问题和战略差异等。这两类问题都呈分化、泛化趋势,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和重要性也在变动之中。中印两国应当稳定结构性因素,推动两国在非结构性因素领域的合作,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与空间,以软化、弱化、淡化传统问题对中印关系的障碍,在中印间塑造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关于西藏劳动争议近十年发展趋势的战略思考

伴随着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进程的加快推进,劳动关系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特征和新趋势。特别是因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引发的劳动争议逐年增多,对西藏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西藏劳动争议近十年发展趋势的形成,与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政府、企业、劳动者等多方因素有关。为了应对这种发展趋势,以上各方应共同采取相应的对策。

康定县知事韩光钧在1917-1918年康藏纠纷中的表现——基于《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

第二次康藏纠纷爆发后,边军驻巴塘分统刘赞廷私下与藏军签订的《汉藏停战条约》遭到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的反对,故另派时任康定县知事韩光钧等赴藏交涉。韩光钧在此次交涉中的表现可谓勤勉、忠诚、智慧,并作出了一定的实质性贡献,值得充分肯定。

民国时期西藏与周边构怨成因及特点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周边地区多次构怨,曾对西藏及周边地区的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分析构怨的因素,显然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经济因素;既有帝国主义挑唆的因素,也有国内时局影响的因素。

略论清代藏区纠纷案件的处理程序——以藏族习惯法为范围的考察

经千年司法实践,到清代,藏区程序规范日趋完善。形成了从起诉、调解到审判、执行的完整程序和制度,起到了化解纷争、惩治犯罪、调解人际关系、维护部落稳定的作用,当然也存在着费用高、方式单一等不足。

民国时期康区藏族精英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实践——以第三次康藏纠纷为例

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康区藏族,无论是接受现代教育的"新式精英",还是来自传统权威的"旧式精英",在政治上未认可西藏分裂分子打出的极端民族主义,而是服从中央政府,成功地抵御藏军东进。这一事件表明,伴随中国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进程中,康区藏族精英形成了中国的国家认同。

转型时期的西藏民事司法调解制度研究

司法调解作为世界范围内一种惯用的纠纷解决机制,它具有提高司法效率、合理利用司法资源和避免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功能。在西藏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宗教至上的理念、自然经济下的农耕意识、遗留的等级特权观念等,与现代市场理念、法治理念下的公平、正义以及城镇化、信息化等诸多要素存在着矛盾,因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民事纠纷。如何完善西藏民事司法调解机制,对于和谐西藏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立足于西藏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民事纠纷性质,并通过实证研究,披露出西藏现有民事司法调解机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即司法调解的工具性动机、司法调解与民事审判的功能界限不清等。沿着正确认识民事诉讼与司法调解的本质、重塑自愿型司法调解模式及规范诉前、立案及诉讼中调解等路径,不断完善西藏的民事司法调解机制,以期促进和谐西藏、法治西藏建设。

“五四”前后唐继尧对“西藏问题”的介入与支持

唐继尧作为近代云南的长期主政者,曾数次参与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事件,其本人虽不乏作为军阀的局限性,但在关键时刻,唐继尧都挺身而出,与"五四"共舞,为边疆发声,为中国领土主权发声。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继尧所主政的云南在"五四"前后极大地影响了"西藏问题"的走向,阻止了"西藏问题"滑向英国帝国主义的预设轨道,不仅为日后解决"西藏问题"奠定了基础,也为今天我国各民族团结一心打下了历史基柱,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于“康藏纠纷”称谓问题的几点思考

本篇论文以"康藏纠纷"这一名称为核心,对其进行了反思。论文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三次纠纷事件的始末,第二部分内容中笔者通过对"康藏纠纷"这一名称的渊源,性质,以及所衍生的问题等进行分析,从而论述了这一称谓的不当之处。

改土归流后德格土司残存势力的分化研究——以三次康藏纠纷为中心

德格土司辖区处于汉藏交接地带,是进藏北路商道的重要地区。清末赵尔丰就德格土司进行改土归流,但德格土司残存势力在二十世纪前期实际上管理着原有地区。清末、民国时期的三次康藏纠纷,直接影响着原土司及其下属头人的社会地位的转变和自身价值的发挥。研究德格土司残存势力在不同纠纷时期的应对及行动,既有利于剖析当地旧式精英的政治选择,也为当今我国民族治理与稳定和地区治理提供经验。

从甘丹颇章时期档案资料看1883年尼藏商业纠纷

本篇论文以西藏甘丹颇章时期的尼藏关系史为历史脉络,充分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文献、西藏文历史档案资料、清实录、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记、济咙呼图克图的传记、察罕呼图克图的传记等,对1883年尼藏纠纷进行了考察。

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分析框架

理解1949～1962年印度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需要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它涵盖三条线索:当时在中印关系中日益凸显的西藏问题、印度国内政治和反对派,以及主要决策者尼赫鲁的认知与心理。上述因素交织在一起,直接催生了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变化的立场、目标以及追求目标的途径和行为方式。中印争议边界至今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显示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对此既应该从各层面、更需要整体地认识和理解其历史和现实。

中印领土东段边界争端中的证据分量问题——基于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判案证据规则视角

近年来,中印领土边界纠纷呈现升温趋势。从证据分析角度,1914年"西姆拉条约"因西藏地方政府没有缔约权,以及没有反映当时中国政府明确的意思表示而缺乏证据效力,没有任何分量。同样,"西姆拉条约"的"附属地图"及尼赫鲁私人日记缺乏证明价值。与之相比,历史证据证明我国对东段地区具有领土主权。对于印度以实际控制证据为据企图对抗我国对藏南地区的领土主权,因1914年关键日期已"固化"其归属于中国,所以印度采取的任何嗣后利己行为不具有可采性。鉴于国际司法仲裁实践日益重视实际控制的效力,我国应采取切实的管控措施,进而为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提供事实主张的证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