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地区东魏北齐墓葬地域特征探析

晋阳地区东魏北齐墓葬和邺城地区存在相似性的同时又具有较为强烈的地域特征,在墓葬形制、随葬品、葬具与葬式、墓葬壁画等方面均有表现。晋阳地区东魏北齐墓葬地域特征的形成,可能受到了拓跋鲜卑旧俗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并与晋阳本地军政状况等密切相关。东魏北齐政权结构决定了晋阳特殊的军政地位,进而可能影响了晋阳地区墓葬文化的形成;而晋阳与邺城两地既相似又不同的墓葬特征,可能是东魏北齐时期晋阳怀朔勋贵与高氏统治者之间既相辅相成又充满矛盾和斗争导致的。

百年来北朝长城研究述评与展望

北朝时期中原政权并立、北方民族势力逐强,长城作为护卫特定地域的军事防御设施对各政权有重要作用。百年来,学术界关于北朝长城史的研究逐步深化,在充分利用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及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考察了北朝长城的起讫点地望、分布走向,成果丰硕。通过对北朝长城研究成果的爬梳,有利于明晰长城的整体情况,还原其历史地理原貌。然目前北朝长城研究缺乏系统性的成果,研究视角不足;部分长城起讫点地望研究尚未达成共识,个别位置尚无可考。今后仍需使用新技术、发掘新材料、增加新内容,深入北朝长城相关问题的研究。

东魏北齐都城结构考述:兼论两都制下的晋阳与山西

北魏末年,高欢和孝武帝在迁都问题上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演化为军事冲突,加速了北魏的分裂。其后不久,高欢改立孝静帝,迁都于邺,形成邺城和晋阳隔太行山东西联动的都城格局,对东魏北齐的政治演进和空间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政治地理的视域看,高欢迁都是新形势下寻求政治环境与地理空间相契合所做的必要调整,具有较强的主动性。迁都以后,高欢以邺城为政治中心,以晋阳总摄军事,实质上形成了军政分离的两都制架构。随着形势的发展,两都制在形式上逐渐固化,但权力重心却出现向晋阳倾斜的趋势,这种变化对山西地区的政治地理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魏、北齐时期的“道”探讨

东魏、北齐时期,国家设置"道"作为大都督、临时行台和地方化的稳定行台的活动区域的规定。但是,随着东魏、北齐国家军事征讨制度的改变,逐渐取消了大都督和临时行台的设置。在这个过程中,"道"与地方化的稳定行台成为固定的结合,因此,"道"成为地方化的稳定行台区的代称。这种"道",实际上,是东魏、北齐国家控制地方的重要军政区域,在对外实行军事防御以及保证国内统治秩序的稳定上,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汉唐药物剂量的考证与研究

为考证东汉至五代的药物称量 ,参阅有关文献及出土度量衡实物 ,证实东汉时期 1斤为 2 2 0～ 2 50g ,1两为 1 3 .75～ 1 5.62 5g,1升为 2 0 0ml。魏晋南北朝的称量虽有增大 ,但药物剂量仍沿用东汉制 ;陶弘景称量有比例失衡及偏小之嫌。隋唐五代实行大小两制 ,“合汤药”基本上用小制 ,亦为东汉量值。东汉末至五代的 70 0多年中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药物剂量 。

两晋、萧梁、北魏宗室起家制度比较研究

六朝为适应门阀政治,普遍奉行重用宗室的策略,并积极推进其士族化进程,宗室顶级贵胄的地位突出表现在初仕意义的起家问题上。截取中古制度传承链条的关键节点两晋、萧梁和北魏,比较其宗室起家状况,有助于捕捉时代特色。结果发现三朝宗室起家年龄均未及弱冠,且有提早到成童之年的趋势,起家品级完全跨越旧令六品士族线,部分跻身四品以上宗室选,起家官类型频繁抢占清显职位,整体水平凌驾庶姓高门,彰显第一家族的权势气派。萧梁和北魏宗室起家制度基本翻版晋制,但在铨叙实践中又自成一系,分处不同的发展线路,中古南北形势之梗概由此可见一斑。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制度考

里坊是古代都城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坊之置始于北魏平城,洛阳、邺京沿置。邺南城400余坊,北宋时已不可名状。稽诸石刻,可考证出东魏北齐邺京28里3坊,里、坊置正,分掌管理和治安。城内置坊,城外置村。里承汉制,坊启隋唐,邺京里坊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

山东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的石刻佛像造型分析

本文以山东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的佛教石刻造像为中心,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采用考古类型学与美术史样式论相结合的方法,对主尊佛立像造型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以下结论:洛阳地区的石刻技法与定州地区的金铜佛工艺应是山东北部北魏晚期石刻佛像的技术来源;北魏晚期至东魏初期佛像流行波状发髻和磨光发髻,但螺形发髻是东魏佛教造像的主流形式;山东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的佛像以服饰为表现中心,四肢与躯体的空间关系比较模糊,因此这些造像体现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风格。

高欢父子霸府述论

高欢在晋阳缔造霸府,控制东魏的军国大权,掌握实际的权力,东魏皇帝成为傀儡,东魏朝廷形同虚设。经过高澄、高洋发展,霸府统治日益成熟。高欢父子霸府机构庞大,僚佐众多,保障了霸府的顺利运转。高欢父子霸府统治运转的方式有:京台机务,情寄深远;晋阳霸府机构和职能的扩充两个方面。东魏、北齐的更替,在高欢父子的霸府统治基础上得以顺利完成。

北齐《张谟墓志》与北新城

2006年,大同地区民间发现了北齐《张谟墓志》拓本一帧。张谟系北齐武平五年(555)到任的北新城领民正,"武平六年十一月五日薨于新城治所,""七年三月十二日窆于新城之北岗。"循《张谟墓志》之迹,于大同市西南150公里的朔州市朔城区梵王寺村北500米发现了一处北魏、北齐古城,墙垣宛然。其西半为北魏城,又被里人指为皇城。皇城之西、之北多有古代墓葬,照壁山被称为皇陵者径40米,北岗复有称太子坟的新盗封土,二陵间尚有二较大坟冢,皆有盗洞。据《魏书》",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寻徙治京城西南二百余里旧阴馆之西。""后乃徙二城民望于下馆,朝廷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北齐书.地形志》载:"朔州……延和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后陷。"同书《高叡传》又载,天保"八年,征(高)叡赴邺,仍除北朔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于此可证,朔州市梵王寺村之古城,即北魏之平齐郡,北齐之北新城镇和北朔州。它还可能是代王拓跋猗卢南移的小平城。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东魏北齐造像碑研究

本文以考古发现及馆藏的纪年东魏—北齐造像碑为对象,根据表现形式将其分为扁体造像碑和方柱造像碑两大类,再根据碑像类型等进行类型分析,将造像碑分为东魏初—北齐初,东魏末—北齐末两期,并归纳其时代特征。通过造像碑的纪年及分布区域分析,发现造像碑集中出现于豫北、豫西地区,东魏时期有少量出现于晋西南和鲁中。到了北齐时期,向晋中南、鲁西南、皖北扩张。从类型来看,以扁体造像碑为主,占全部的近八成。方柱造像碑主要流行于北齐时期,分析其类型、样式可知,应当为佛塔的模拟。从造像题材及发愿文来看,超过三分之二的造像碑没有明确的信仰指向,结合供养人的身份,说明当时的中下层信众更加重视供养行为本身。

山西中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石刻佛像造型分析

山西中南部指以长治为中心的太行山西麓,此地北魏晚期至东魏石刻佛像造型主要吸收了新都洛阳造像因素,也部分地继承了旧都平城佛像特征。这些实例存在多种袈裟形式,体现了浓厚的地域和民间色彩。占主导地位的双领下垂式袈裟佛像,根据袈裟微观表现形式的差异可分为四组,均不同程度受到龙门窟龛佛像造型样式影响。其他袈裟形式佛像在主要吸收洛阳造型因素的同时,还部分延用了大同云冈石窟佛像因素。佛像身高延续洛阳实例比例关系,人体造型均较为清瘦。这些造型特征,反映了该地区匠工倾注心力模仿洛阳造型新风尚的情形。

响堂山石窟东魏至北齐石刻佛像造型分析

响堂山石窟东魏至北齐佛像根据着衣形式的不同可分为四组,归为三期。第一组佛像年代最早,以北响堂第六窟主尊佛像为代表,着敷搭左肩式袈裟,衣装造型特征与河北中南部东魏佛像相似,此为第一期。第二组佛像创于北齐初,以北响堂第九窟中心柱正面主尊佛像为代表,身着通肩式袈裟,衣装厚重,衣褶在第一组佛像基础上变为粗大的高低棱状线组合。第三组佛像为北响堂第九窟中心柱左壁主尊佛像,大体沿用了太原天龙山东魏佛像着衣形式,形成右肩半披中衣搭肘式佛装,质感依然厚重,衣褶雕刻与同窟第二组佛像类同。第二、三组佛像同为第二期。第四组佛像包括北响堂第四窟及南响堂、水浴寺的众多实例,身着中衣搭肘式佛装,衣装轻薄贴体,衣褶线雕刻存在多种样式,与河北中南部地区其他北齐佛像等同,此为第三期。这些石窟佛像基本延续了中原北方此前开窟造像的形式,与河北中南部流行以白石材质雕刻的单体造像在雕刻工艺上区别明显。

论南北朝时期河北地区经济重心地位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趋势下,北方出现了经济重心东移现象。河北经济地位不断增强,逐渐成为重要的财源基地,在东魏北齐时期,成为北方的经济重心。

论东魏北齐的积极进取——兼论东魏北齐历史的一种分期法

东魏北齐侵梁夺地及北齐欲在建康建立傀儡政权 ,是一种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大体说来 ,可以乾明元年 (5 60 )为界 ,将东魏北齐历史分为二期 ,此前为积极进取的时期 ,此后为维持现状及衰亡的时期。

从《金石萃编》卷30《敬史君碑》看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金石萃编》卷 30《敬史君碑》反映了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它不仅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僧官名称 :中央僧官沙门统、州级僧官“都统”、郡级僧官“郡维那”、县级僧官“县维那”、寺中僧官“寺主”和“法师”不误。而且碑文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每州的“僧官”、“沙门都”的设置都不止一人 ,州级设有僧官“大律师” ,州郡也设有僧官“都维那” 。

东魏北齐灭亡原因新探——以怀朔镇勋贵的经济特权为中心

东魏北齐政权的怀朔镇勋贵主要是靠特权形成了自身的大土地占有制。而东魏北齐国家的经济政策也主要是维护怀朔镇勋贵的大土地占有制,而非个体小农。其所实行的均田令并没有缓和因土地兼并引发的空前严重的社会矛盾,反而成为怀朔镇勋贵维护既得利益和广占土地、招揽依附民的又一途径。这使北齐国家控制的土地和编户越来越少,从而动摇了北齐国家的根基。东魏北齐国家的食干制也主要是为了保证怀朔镇勋贵大土地占有制有稳定的依附人口和力役来源。出于认可怀朔镇勋贵的政治地位和其群体作为军队主要将领的政治考虑,东魏北齐国家还纵容放任怀朔镇勋贵的群体性贪污行为。维护包括怀朔镇勋贵在内的整个统治集团的特权,是东魏北齐国家经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而这也是东魏北齐富而速亡的重要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移民与文化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地区成为当时移民大潮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山东地区人口的大规模迁出和迁入,不仅对山东区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引发了当地文化风貌的重大变迁。其中最显著的影响表现在儒、释、道三教的发展流变及其地位的升降变迁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山东地区文化世家的外迁和佛教的冲击引发儒学传统的衰落。(二)山东地区文化世家的外迁和北方人口(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的迁入及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促进了佛教在山东地区的蓬勃发展。(三)山东地区文化世家的外迁和佛教的兴起,使道教的发展较之佛教的发展相形见绌。

汉士族与东魏北齐政权

北朝后期是一个胡汉文化趋同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生活在山东地区的汉士族大多加入到东魏北齐政权中。由于汉族的文明程度高于进入中原的周边胡族,这些士族又是世代传承儒学,在社会各阶层中学识水准较高,因此他们对于进入山东地区的胡族及胡化汉人的汉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对于东魏北齐政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化方面,还表现在参与国家重大决策以及典章制度的制定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