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罗马和贵霜对西域归属汉朝的认知

有汉一代,西域被正式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之中,与此同时“西域与中原地区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也开始形成。这一观念不仅体现在中央政权对西域管辖权的宣示和西域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也体现在域外国家对西域归属中国的认知。东汉时期,不论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商团,还是迫使部分西域地方政权纳质的贵霜统治者,均将西域视作汉朝的一部分。这不仅与汉朝中央、西域地方政权对西域属于汉朝的认知形成呼应和对证,而且开辟了日后亚欧大陆诸多民族对西域与中原地区一体性认知的先例,进而从思想史的层面和世界史的视野佐证这一事实,即汉代以后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实质,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在汉代已属一体的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不断整合,而非西方帝国历史经验中的“征服”。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近代以来部分国外学者在新疆历史认知上的局限,以及长期流行的“中原地区—内亚”二元对立视角,重新看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的特殊性和延续性。

东西方文化交融视域下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新范式研究

探讨汉代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在博物馆文创产品中的设计实践。以东西方文化融合为核心,从文化表现、文化意象、文化内涵三个层面进行东西方文化融合分析,并提取符号、形制、寓意及精神内核几方面内容,为文创产品设计提供新的设计思路,最后在文创产品中应用。通过深度挖掘汉代文化与西方文化,并精准解构文化,实现创新设计,满足现代消费者对多元文化的需求,将汉代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有机结合,为文创产品注入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活力,促进文创产业朝着更加开放、创新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创产品,为文化传承与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为文化交流与共享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

《孝经》与两汉的孝行

两汉时代,《孝经》思想社会化,孝道成为家庭伦理的核心、社会道德规范,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尊敬、赡养父母,安葬、祭祀父母,蔚然成风,两汉成为孝子辈出、孝行兴盛的时代。

两汉时期黄河水患与中游土地利用之关系

对史料重新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解读,结合现代水文、地貌、土壤侵蚀的观测研究成果,就两汉黄河下游水患和中游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的观点:(1)《后汉书》有关水患的记载简单笼统,但对伊洛河洪灾记载相对详细。当时伊洛河曾多次发生大水,甚至发生淹及洛阳城门和皇家园林的特大洪水,这些洪水涌入黄河干流同样可能导致下游水患;(2)自AD11河决魏郡后,一直到AD69王景治河的58年间,下游既未堵塞决口也未大规模治理,洪水来时任由泛滥。显然《后汉书》中没有具体记载是有意或无意漏记;(3)对史籍中东汉大水、水出等记载逐年逐次排查,发现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王景新河仅使下游安定了36年而非过去认为的800年或83年;(4)东汉时期中游农耕人口比西汉减少近3/4,而河口镇至龙门间农耕人口减少九成以上,同时迁入大量游牧民族。原始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极大,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加剧的主要原因。

论两汉时期中国北方小麦种植的发展

中国北方考古发现的两汉小麦遗存按种类可分为炭化籽粒和文字类遗物,这些发现印证了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从空间上看,该时期小麦种植集中分布于黄河中游、黄河下游及河西走廊地区;从时间上看,其发展历程以汉武帝时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西汉晚期始,小麦在农业种植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这与统治者的重视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但从总体上讲,两汉时期的小麦种植在农业中仍处于从属地位。

安徽淮河以南地区两汉墓葬的分期

本文对淮河以南的安徽地区两汉墓葬出土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根据出土的陶器将之分为五期,分别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王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并概括了各阶段的特点。

两汉黄河水患与河口龙门间土地利用之关系

作者对史料重新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解读 ,就两汉黄河下游水患及中游河口———龙门间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的观点 :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 ,灾情也更为严重 ;东汉时期河口镇至龙门间的农耕人口减少了九成以上 ,该区与整个黄河中游一样 ,迁入了大量游牧民族 ,原始的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性极大 ,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频繁的主要原因。

周秦两汉时期农业灾害时空分布研究

周秦两汉时期农业灾害发生频繁 ,种类多样。灾害史料的灾度等级处理和统计结果表明 :西周时期发生重大农业灾害 8次 ,春秋战国时期发生重大农业灾害 88次 ,秦汉时期发生重大农业灾害 2 91次。农业灾害在时间分布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①农业灾害在年内季节分布中存在不平衡性 ;②农业灾害在年际分布中出现多个集中频发的时间区间。而且 ,愈到后来农业灾害集中发生的现象愈为明显。在空间分布方面 ,山东、山西地区是周秦两汉时期的农业重灾区。

两汉荒政特点探析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自然灾害多发期。接踵而至的灾害 ,给有汉两朝政府和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加之灾害“天谴”阴霾的警儆作用 ,两汉统治者为之而实施了一定的荒政措施。两汉荒政具有制度化和法律化、荒政实施程序化、荒政经学印迹突出 ,以及荒政措施掣肘于财政经济状况、吏治状况是荒政措施发生作用的保障等特点。

论两汉时期趋向连动式向动趋式的发展

动趋式是趋向连动式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发展变化而来的。《左传》中趋向连动式已经以趋向动词位于动词之后占优势。西汉时期的变化是动词和后面的趋向动词之间的插入成分大大减少,使二者的结合更为紧密;同时,后带宾语的情况也大大增加,东汉时期“动词+趋向动词+施事宾语”这种全新的语法形式标志着动趋式的真正出现。

试论两汉之际关于隗嚣割据西北的散文创作

两汉之际,割据西北的隗嚣集团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好文之士,他们针对其时天下形势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从这些文章中,我们感受最多的是这些文士们权衡形势,分析厉害之睿智,以及昂扬向上、气势磅礴之文风。笔锋锐利、激扬畅快之作,与战国策士文风无异,显示了乱世文学文风的一致性。此时期散文文风与西汉后期雍容典雅之文风大相迥异,又与东汉中期沉稳从容之文风相去甚远,显示了其时文风的独特性。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论中国北方龙山时代至两汉的小麦栽培

本文梳理了中国北方发现的龙山时代至两汉小麦及其相关遗存,并结合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将小麦的栽培历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而各阶段时空特点的形成,应是人们在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和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由自然环境、种植技术、加工技术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

上博简《诗论》用“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 ,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其所运用的引申譬喻、联想感悟的阐释方式 ,体现了自由独立的文化创造精神 ,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突破。西汉三家诗派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 ,以说诗干预时政 ,释《关雎》为刺诗 ,他们对《关雎》的阐释是对《诗论》的不断引申发挥 ,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 ,同时还显露出历史化的阐释倾向。毛诗学派不采用刺诗说而用历史化的方式解诗。《毛诗序》理论和资料来源广泛 ,但其阐释观点与学术精神却与先秦儒家越来越远。《毛诗序》应是东汉的作品。

两汉荒政思想探析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灾害多发期,传统的救灾思想因此而出现了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高潮。两汉时期的荒政思想主要有积贮备荒论、重农说、仓储说和赈济议等;小农经济的脆弱性等是该期荒政思想丰繁的根源,其思想中含有一定的积极因素,对两汉乃至中国古代的荒政实践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汉新禅代中的刘歆

刘歆为西汉王朝宗室 ,又为王莽新朝功臣 ,是学术造诣高深的经学家 ,又是将儒家理想制度付诸实践的改革家。汉新之际名儒贤达党附王莽者甚众 ,刘歆不幸被过多地关注和指责 ,应与此多重身份有关。其与父刘向在政治上非真正对立 ,二人的基本倾向应是一致的 ;其与王莽之关系 ,于汉新禅代之作用 ,于王莽改制之影响 ,也远不像传统认识的那样密切、那样重要、那样深广。用“不忠”、“不孝”指责他有失公道。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是指两汉时期分布在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西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厚赂"、武力统一、"故俗治"、徙民实边、打通西南夷通道等民族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西南夷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增进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东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加强边郡统治、廉吏政策、"以夷治夷"等民族政策,是以德化为主,这一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汉王朝所委任的边吏多比较清廉,善于安抚西南夷,这也是东汉西南民族政策成功的保证。

汉代“乡三老”身份再探讨

围绕汉代"乡三老"是否为官的争论聚讼纷纭,主要原因是对史料的掌握与理解上存在一些歧异,其实"乡三老"的身份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考之史籍,西汉"乡三老"是官,但未被列入吏员行列。东汉的"乡三老"既是官,可能也被纳入吏的系统。汉代县、郡国三老的职掌及作用与乡三老不同。

两汉魏晋辞赋中的现实女性题材与性别表达

两汉魏晋时期以描写现实女性为题材的辞赋 ,涉及的对象包括后妃、舞女、寡妇、弃妇、新娘、婢女、思妇等不同阶层、不同遭际的各类女性 ,表现了她们在男权社会中的种种不幸 ,对当时女性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的反映是比较真实而广泛的。这些作品体现了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关注与同情 ,在表现手法和角度上对传统有所突破 ,尤其是首次将宫怨、弃妇和思妇引入辞赋的表现领域 ,扩大了辞赋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的题材范围。

两汉丝绸之路的开辟及其对经济、文化的影响

两汉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对中古中亚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我国西北边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通过对张骞首通西域、丝绸之路的起源研究以及东汉班超再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发展演进的考察,指出诚信、"和为贵"儒家文化以及和平基础上的大国、强国背景是两汉丝绸之路开辟与发展中的关键要素。21世纪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应以史为鉴,在世界和平中推动沿路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交融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