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三个务必”重大论断的四重逻辑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向全党发出了“三个务必”的伟大号召,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自觉、责任自觉与行动自觉。“三个务必”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领航之舵”“前进之帆”和“排浪之桨”,只有贯彻落实下去才能发挥其引导作用。对此,需要抓住关键少数主体,紧扣“两个伟大革命”主题,坚持问题导向主线,聚焦文化内驱主旨,开拓以上率下、从内到外、与时俱进、由显向隐的实践路径。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错误解读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诱因之一。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理想社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因之一;毛泽东错误地定性官僚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一般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改善“干群关系”的某些措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实践基础。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文革”时期对西方音乐的批判——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读西方音乐作品的极左典型

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时期,国内最盛行的解读西方音乐作品的方法,是所谓“阶级分析”的方法,它被视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而被推崇备至。那时候,许多人把简单的“阶级分析”当作“马克思主义”,轻易地把西方的音乐作品通通“批倒、批臭。”“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大字报”式的批判毫无音乐分析可言;官方喉舌“初澜”的文章完全抛开艺术,着力进行政治上的批判;从事西方音乐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学者在禁锢中进行了一些思考。今天,客观地、理智地审视“阶级分析”的方法,总结教训,警示后人,是有意义的事情。

“文革”语言中的詈词及其使用

詈词的大量使用是文革语言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传统詈词在文革期间都得到"重用"。本文对此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詈词在文革中的一般使用情况进行了描述。

“文革”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

到目前为止,“文革”口述史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挽救了很多“活”史料,拓宽了资料搜集的范围,写作过程也比较严谨。但是,这项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实践与理论相对脱节,例如名实不符、视角单一、缺乏研究意识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加强“文革”口述史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在实践过程中切实发挥口述史史料来源广泛、研究者与当事人互动性强、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可以互证的长处。

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是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这种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混淆了文化领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文化争论中普遍运用无限上纲的方法以及对文化战线的总体认识存在明显偏差。深刻把握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相互关系,对于全面把握毛泽东思想,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落幕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党中央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它进行科学认真的审视,几经周折,终于作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民心的决策,随之开始了席卷全国的知青返城大潮,上山下乡整体化的运动终于落幕了。但上山下乡运动真正的结束,却是此后好多年的事。有关部门对上山下乡运动后遗症的处理和对知青们工龄的认定,标志了这场轰轰烈烈经历了27年的运动终于成了历史。

略论“文革”时期的“语言暴力”

文章从两个方面对文革时期的语言暴力问题进行了讨论,一是构成及使用情况,分为四种,即攻击性言辞、詈骂性言辞、贬斥性言辞和威胁性言辞;二是主要的判定标准,提出了看目的、看适度与否、看使用场合与看对象等四点。

毛泽东晚年对“三大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极力主张在中国消灭资本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并力求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晚年基于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大主义”严重认识偏差所致力追求的目标,而这些认识的偏差和这个目标的追求,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文革”后期对传统音乐的秘密“抢救”

在"文革"后期的七十年代,曾由江青授命国务院文化组和后来的文化部,一度开展过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抢救"工程。其一是所谓"音乐历史长河"制作,实际上是一项整理和改编中国传统音乐的工作;其二是所谓的"录音录像"工作。这两项工作既有时间上的前后差别和任务的不同,但又相互关联,并因涉及到传统音乐在"文革"初被认为"四旧"的敏感问题。

“文革”元旦社论话语的逻辑语义分析

运用可能世界语义学的理论审视“文革”元旦社论话语 ,剖析其“假、大、空”话语的性质特征 ,指出其形成的原因即是把可能当作了必然 ,把不可能当作了可能甚至必然。

论“文化大革命”中的教学“革命”

文革十年,学校变为政治斗争的战场,是受破坏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深的社会领域之一。学校日常的教学活动被要求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与现实的生产劳动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学科课程与教学被大量压缩合并,传统的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被各种新尝试取而代之。师生还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走出校门学工、学农、学军。文革期间,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丧失殆尽,留给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

关于“文革”时期的手抄本问题

手抄本是一种特殊的文本 ,它的流行体现出特殊时代的文化氛围。在“文革”中的手抄本成为与公开出版物相抗衡的文本和文体 ,表现出民族灵魂的扭曲、抗争和升腾。这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特殊的一页 ,而且是整个 2 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特殊的一页 ;它的传播 ,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意义。然而 ,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此类现象的关注异常不够 。

“文革”文学的反文化特质省思

“文革”文学中的反文化现象主要表现为否定和忽略文学的审美属性、情感属性等根本性内涵,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功用性和社会功利性因素;而这种功利追求又是违背人类社会基本生存价值原则和历史进步规律的,也是反科学真理的。

“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何选择林彪为接班人

"文革"初期毛泽东选择林彪为接班人,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与历史上毛泽东对林彪极其赏识有关,第二方面与"文革"前林彪已是接班人人选之一有关,第三方面与毛泽东在做最后决断时没有做到疑人不用有关。毛泽东选择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固然是错误的,为此他要负主要责任,但没有一套科学的选人机制也是毛泽东犯下这一错误的重要原因。因此重要的是要在选拔干部的问题上加强制度建设。

1966～1967年全国性“流脑”的暴发与防治

新中国成立后,曾暴发四次全国性的“流脑”流行,其中1966~1967年的“流脑”疫情是最严重的一次。红卫兵“大串连”导致的全国人口大规模无序流动,对社会单位结构的“打倒”导致防疫体系的破坏,以及其带来的衣、食、住、行四方面问题,是这次“流脑”疫情暴发的直接诱因。为抑制疫情,中央及地方党政机构紧急叫停红卫兵“大串连”,并组织领导机构,积极开展防治工作,于1968年后逐步控制了“流脑”疫情。传染性疾病的暴发与社会政治及科学研究密不可分,因此,为有效防止传染病的侵袭,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务必保持社会政局稳定,推动科学进步,加强科学研究。

中国“文革”小说与卡夫卡

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卡夫卡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对中国“文革”小说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存在的荒诞性和存在的悖论的展现之上，同时也体现在对一种“冷酷”的文学风格的追随模仿之上，着力展示人生不可避免的痛苦和死亡。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革”小说发展演变的轨迹。

高度理性化的独语——“文革”文学语言论

“文革”文学语言是由上个世纪 40年代解放区文学语言发展来的。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 ,在教条的文艺观念的制约下 ,“文革”文学语言运用两种叙述语式分别叙写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 ,叙述语言严守规范而缺乏活力 ,文学语言为官方的政治语言所取代 ,语言浅白却单调而且内涵不够丰富 ,呈现出一定的病态。

文革出版物资料库的建立

本文认为 ,图书馆应对文革出版物加强管理 ,使之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此基础上 。

“文革”中一场特殊的大论辩——回首“文革”中贺绿汀

1966年6月,贺绿汀就成为"文革"初期在全国被点名批判的人物。他却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贴出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又在上海市的"电视斗争大会"上与批判者针锋相对的"电视大论辩"。在被投进监狱近五年间,他写了80余万字的辩驳、申述材料,对所有诬陷不实之词,进行逐条逐款的批驳。从"20世纪中国音乐大论辩"的视角来观察,"文革"中存在着一场特别的"大论辩",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