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弘生平考述——兼论隋末北方士人的身份认知

据对上官婉儿墓志中有关其曾祖父上官弘记载及其他文献的考证,可知上官弘出自天水上邽,早年以文学著称,其在隋文帝一朝之历官均为要职。隋炀帝时期,上官弘活动于江南政治中心,曾为江都宫副监、王世充之佐贰,并与代郡人吐万绪、弘农下邽人鱼俱罗等北人武将关系密切。上官弘在江都之变后为陈稜所杀,与其隋末政治身份及立场多有牵涉;上官弘身为隋炀帝近臣、文学之士,又亲近北人军事集团成员,其身份二重特性或为其隋末际遇的根源。

总材山、关辅天灾与后突厥汗国的建立:以王仲玄、赵惠满墓志为中心

以《王仲玄墓志》《赵惠满墓志》为中心,探讨骨咄禄复兴突厥汗国早期的地利、天时因素。根据《王仲玄墓志》,可以确定总材山在突厥第一次反叛中已具有重要地位,第三次反叛时骨咄禄“保总材山”,占据了复兴突厥汗国的地利优势。骨咄禄起兵后,唐对其采取了消极防御政策,这固然有西域政局不稳、唐周易代内乱多发、武则天排斥异己残杀武将等内外原因,但也不能忽视永淳前后关辅与漠北天灾对骨咄禄坐大的影响。永淳元年关辅等地区的天灾,削弱了唐反击骨咄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任由骨咄禄在总材山与黑沙城发展势力;而之后的漠北三年大旱,为突厥进入于都斤山、瓦解唐漠北羁縻体制提供了契机。

明代宁夏巡抚王邦瑞所作墓志铭浅析

墓志铭在当今文学研究界逐渐受到更多关注,它所涉及的丧葬文化观念、古人生平事迹、叙事文学发展等都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明朝时期,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到了新阶段,墓志铭这种与社会密切联系的文体也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明代巡抚王邦瑞著有《王襄毅公集》二十卷(附录一卷),其中收录墓志铭14篇,在艺术表现上,这些墓志铭展现出求真务实、灵活多变的特点,体现了王邦瑞的文学功底与特色,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该文从创作动机和墓主身份两个角度做王邦瑞墓志铭创作考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王邦瑞墓志铭作品的特点,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新见《大唐故侍中礼部尚书永宁懿公夫人杜氏墓志铭》献疑

新见《杜柔政墓志》出土信息不明,目前仅有拓片流传于世。细检志文,内容颇为可疑:志文称杜柔政为杜预第十一世孙,与当前所知的杜氏世系抵牾;志文叙述杜柔政曾祖、祖之任官,不出《周书·杜叔毗传》;对比其夫王珪的经历,志文所载杜柔政的命妇封授颇有不合理之处;志文叙述杜柔政在王家的经历,很可能是从《旧唐书·王珪传》转写而来。此外,尚有一些理解和技术上的疑问。因此,《杜柔政墓志》可能是一方伪志。

南宋忠州守《王兴孙墓志》考释——兼论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世系与兴衰

王兴孙为两宋之交巴蜀地区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生平事迹罕见于史籍。荣州出土的《王兴孙墓志》对其家族世系、生平概况、为官历程有较详细的记载,据此墓志可解开南荣“义门王氏”家族世系之概貌。结合家族其他人物墓志及传世文献,可考察唐末两宋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兴衰历程及王兴孙相关史实。

士大夫身份意识与汪琬墓志铭的书写策略

清前期著名古文家汪琬继承唐宋以降的文化传统,着力讲求墓志铭的书写策略,借以鲜明地表达他所理解的士大夫群体的观念、情感、理想和趣味。汪琬的墓志铭书写特意强调撰写者“文学蔚蔚”的文化身份,强烈表达撰写者“以其风声说人”的情感旨趣,自觉行使撰写者“自重特立”的话语权力,力图塑造一种独具风貌的“在野”士大夫形象。这一书写策略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既受制于、也强化着汪琬的士大夫身份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明代《王诏墓志》录文校释

明代《王诏墓志》出土于南阳淅川县九重村王氏祖茔,记载了其宗族六代的名讳,是研究南阳蒙古族王氏的宝贵材料。《王诏墓志铭考》公布了其拓片与录文,但因志石磨泐严重,录文舛误较多,句读也有不适当之处,今予以校正。王诏年少时即诵读经史,但屡试不第,捐金得授唐府典仪正,而未正式履职,生平孝悌友爱、垂范宗族子弟,可借以窥见明代普通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王建之墓志》与《爨宝子碑》的艺术对比

本文采用对比和列举实证的研究方式,以清代碑学审美理论为依据,对《王建之墓志》与《爨宝子碑》的起源、社会历史背景、刻石工艺、书体风貌以及结体点画等艺术特点展开了综合比较分析,并尝试论述了魏晋碑刻中书法艺术的表现手法,通过对清代碑学审美理论和书法艺术实践的审美意趣分析,以挖掘魏晋碑刻书法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启示。

唐代《王庆诜墓志》反映的太原王氏婚姻关系

《王庆诜墓志》详细记载了唐代太原王氏及其姻亲陇西李氏成员的郡望、名讳、仕宦和婚姻关系等,颇有史料价值,且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文章依据该墓志的记载,着重考析王庆诜的郡望、仕宦,及其本人和四女的婚姻状况,或可补正史之阙。文章认为,唐代太原王氏在婚姻关系上表现出社会政治地位受到抑制、通婚对象仍多为高门士族、依旧恪守高门士族的礼法等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人两志:隋代将领王赟墓志考释——兼论王赟之子初唐名将王文度

有关隋唐时代一人死后有两方墓志之状况,迄今未见学界有专文探讨。初唐将领王文度参与唐朝开疆拓土战争,东征西讨建立功勋。王氏先后于贞观十四年、永徽六年两次请人为死于隋大业十一年的父亲王赟撰写墓志,墓志蕴含王氏祖上、王赟本人、王文度在唐为官诸多信息,弥足珍贵。本稿探讨两方墓志所见王赟祖上事迹之差异,王赟本人在隋朝为官及死于方州,王文度两次请人为其父撰述墓志之经纬,考察隋唐时代一人两志现象产生的成因。

从《王翊元夫妇墓志铭》看李商隐的诗文与书法

以新出土的李商隐撰并书《王翊元及夫人李氏墓志铭》为依据,对李商隐的诗文、"诔奠之辞"、书法艺术以及在墓志中运用的异体字进行了研究,并对墓主唐代云麾将军、右龙武将军知军事、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太原县开国公王翊元的家世和生平进行了考证,可补史之所遗。

唐墓志题书郡望的增多及其原因探析

由于郡望既能"明厥氏所从出",又能区分政治等级和社会地位,魏晋至隋唐时期,在名前冠以郡望的风气非常流行。墓志题书郡望虽受争标郡望的社会风气影响,但并不与之完全同步。魏晋南北朝墓志很少郡望入题,唐代前期墓志题书郡望者保持在10%左右的低水平,开元前后题书郡望的墓志明显增多,天宝过后有过半之势。唐中后期题书郡望现象的普遍与士族迁出原籍葬归新贯的社会风气紧密相关,同时也受标榜门第的社会风气影响。其本质是魏晋崛起的士族政治社会向宋代以后的官僚政治社会变迁的世俗反映。

明代熊明遇之母王太孺人墓志的发现及其价值

熊明遇之母王太孺人墓志发现于江西省南昌县泾口乡东湖村。它是最新发现的重要原始资料,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还为熊明遇、熊人霖、刘曰宁、吴道南、徐作、徐来凤、喻致知、徐良彦等江西特别是南昌的地方名人的研究提供了线索,有助于江西地方人物的研究以及明末清初以熊明遇、熊人霖父子为代表的江西的西学东渐的研究。

王通生平著述新证——以新出《王勱墓志》为中心

王通仕宦与否、《元经》真伪等问题因资料缺乏一直难以确证,据新出《王勱墓志》可知王通确曾官蜀郡司户书佐一职,此前不载此事乃有意之隐瞒,其目的是为了刻画王通的隐士形象。同时可知王通确曾撰《元经》并亲自整理,今存本有后人增附篡改之处,但恐不能完全疑伪。

杜审言佚文《王绍文墓志铭并序》考释

由于南宋时《杜审言集》十卷本已经散佚,致使杜审言文章竟无一留存,后世学者论析杜审言的文学地位与贡献时,只能仅就其诗歌而论。新近出土的《王绍文墓志铭》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杜审言唯一文章,填补了杜审言存世文章的空白,对全面了解杜审言的文学成就是至关重要的文献材料。该墓志中的某些记载可补史书之阙,其"无一字无来历"的文风对杜甫文赋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

明代熊明遇之母王太孺人墓志铭考释

明代熊明遇之母王太孺人墓志至今未见有著录。文章在对墓志进行释读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对墓志的撰文、篆额、书丹者,王太孺人的家世、生平、后裔以及熊氏家族世系进行了考释。

北宋仇公著墓志考析

仇公著墓志涉及到宋代名臣王尧臣的有关事迹和抗金官吏仇 余心 的籍贯世系 ,不仅可补史缺 ,而且可证史实。加之志文书法流畅清新 ,颇具艺术观赏价值 。

洛阳处士郭金声墓志研究

洛阳处士郭金声墓志是洛阳民国时期一方重要的墓志,记载了孟津郭金声家族的兴衰演变及社会风尚的变化,真实反映了民国时期洛阳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状况。同时,该墓志由河南学界名人王广庆先生撰文,书界名流李振九先生书丹,有比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王维、李商隐碑铭文比较刍议

王维与李商隐都是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都以诗歌著名,而他们包括碑铭文在内的骈文,同样超群拔萃。总体上说,二家碑铭各具面貌,王维臻于雅而商隐偏于华,是唐代碑铭文的两种范式。然二家也有相近之处,即入世儒宦之碑铭雅韵古朴,出世僧道之碑铭华辞流荡。

宋琬墓志考

宋琬病逝后,其学生王熙曾为其撰写墓志铭,详述宋琬生平事迹。新发现的这块由王熙之子王景曾撰写的墓志,着重描述了宋琬死后家庭状况的演变,补充了第一块墓志所没有的内容,通过对新墓志的考证,纠正了历史文献中的错误,增加了新的史料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