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hinese Solution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provide a new way to view democracy

On March 4, President Xi Jinping, also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attended a joint panel discussion with political advisors from the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and the China Zhi Gong Party, those without party affiliation and those from the sector of returned over seas Chinese.

1942年中共改善国共关系的努力与根据地建设

1941年至1942年,因日军“扫荡”、国民党军事冲突和磨擦等,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处于最严重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渡过难关将改善国共关系纳入考虑范畴,该谋划最终虽不了了之,但中共为配合改善国共关系在根据地采取相应措施,坚持原有根据地而非打出去,切实减轻根据地民众负担;提出抗战胜利的时间表,提振根据地民众胜利的信心;提出与宣传战后建国方针,赢得民众广泛而坚定的支持。中共通过自身努力,使政治主张符合民众利益、愿望和需求,加强根据地建设与民众的联系,深得民心。这些举措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力,也是中共在全民族抗战中中流砥柱作用的鲜明昭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军观察组的气象合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出于轰炸日本本土、执行“马特霍恩计划”的现实需要,主动寻求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气象合作。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与国民党协商军事合作问题,气象情报需求成为美军观察组得以赴延安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共产党从统一战线和加快对日作战的实际情况出发,秉持平等友好的态度,对美军观察组表示欢迎。双方曾在建立气象站、搜集和传递信息、培训气象人员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后因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使双方合作告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军观察组的气象合作不仅有助于美军对日轰炸行动,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展气象工作积累了技术经验。总结这一时期双方气象合作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更好地推进中美关系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白区历史研究回顾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作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白区历史研究经历了曲折漫长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在白区历史研究方面形成了一定共识,即以城市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地下斗争为主要考察内容,在学术研究和党史基本著作编写方面取得积极成果。理论层面的成果包括对白区工作方针、白区斗争策略原则、白区工作的历史地位和经验教训的研究,实践层面的成果包括对白区工作方方面面的考察。拓展和深化白区历史研究,还需进一步开拓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发掘整理史料、推进成果转化。

土耳其革命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在确立合作、推进革命的进程中,不约而同地引用、借鉴由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这是因为土耳其在苏俄帮助下,民族革命运动取得巨大成功,而中土两国相似的国情和革命目标,自然令地处远东的中国革命者聚焦近东的土耳其。作为国共合作语境中的热门话题,苏俄、中共要借土耳其的榜样效应,努力建构革命联合战线全力推进国民革命,国民党也希望效仿土耳其,一举完成建国大业。但是,由于土耳其转向反共及其与苏俄关系的反复,令中国革命者对联合战线产生忧虑,更成为国民党右派辩解其反革命行径的借口,最终使土耳其革命成为国共合作破裂的一个悲剧性注脚。

皖南事变善后期间美国对国共关系的认知与介入

在皖南事变善后期间,美国对国共关系高度重视。在事变发生之初,美国密切关注事变善后的进展,评估国共关系的走向,并派遣居里赴华考察中国政局,开启了战时美国对华“特使外交”的先河。彼时美国采取有限介入政策,既不出兵干预,也不评判是非,而是以美援作为外交筹码,通过施加外部压力的方式,希望间接改善国共关系。这一时期美国在国共关系中扮演着“调处者”与“援助者”的双重角色,其对华政策已显现出自相矛盾的特征,这不仅影响到战时中国内部党争之解决,亦深刻改变着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

俄共(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1921—1949年党员吸收机制分析

党员吸收机制决定着一党党员的质量与数量,处理好质量和数量间的矛盾,决定着党组织的纯洁性、凝聚力和战斗力。俄共(布)的建党方式作为国共两党学习的模板,以“制度吸收为主,战时征收为辅”的方式党吸收党员,同时以进行“重新登记”的方式完成自我革新。中国国民党“改组”后,效仿俄共(布)的组织原则、组织结构等建立党员吸收机制,但存在要求不具体、实施不严格、泛滥式吸收党员、组织约束力不足等问题,蒋介石等右派发动的“清党”,使国民党遭受严重创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上、形式上借鉴俄共(布)的党员吸收机制,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对其进行完善,依据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来推进党的组织建设。

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发生于共产国际推动国共两党党内合作、共同推进大革命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在任内通过建章立制、创办党报、完善组织,统一宣传工作,实现“党治宣传”。将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置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组织环境下,可从中管窥中国共产党人在宣传观念、宣传内容、宣传组织、宣传形式等方面顺应政党政治兴起与大革命潮流而凸显出的独特优势。

国共离合与中共在东江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

1943年初,国民党顽军在东江地区发起新一轮摩擦,中共的斗争策略由防御转向主动出击,并在广九铁路全线沦陷后大量发展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1944年上半年后,在延续以往对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共还以日伪为打击对象来达到反摩擦的目的,并时刻警惕日、伪、顽勾结的三面进攻。这一阶段,由于国共双方在前线和后方抗日的差异性,因而配合盟军也成为中共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中共在东江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与这一阶段国共军事力量对比的“失衡”相关联。抗战后期,由于广东军政龃龉和国民党中央缺乏对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控制,加之粤汉铁路南段的打通和国民党军队实力的下滑,中共及时调适战略部署,实现了发展壮大,彰显了国共离合下中共战略调适的多重面相。

国民政府的合作社经济政策及其评价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确立发展合作社经济政策,并从法令章程、财政金融及人力资源等层面予以扶助,其政策措施的完善程度与积极意义值得肯定。但在实际推行中,受多种因素制约,国民党政府的扶持性举措实现程度有限,政策实施绩效明显不足。

论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的舆论宣传

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为争取有利的国内、国际地位，相互展开舆论宣传攻势。围绕“受降”、“邀请”、签订“协定”，国民党先是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攻势，继而低调淡化处理，不顾事实，自我标榜；共产党据理针锋相对揭露真相，坚决回击，多渠道全方位掀起宣传高潮，客观真实地报道整个谈判过程，深得民心。双方的舆论宣传以其鲜明的目的性、很强的针对性、快捷的时效性三大特点，引起国内外的密切关注，成为中国现代舆论宣传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

新时期国共关系展望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曾先后成功促成同国民党的两次合作,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它们各自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广泛性、复杂性和特殊性。进入21世纪的国共关系正处于历史的微妙时期,两党是否能再次合作直接关系到两岸和平和祖国的统一大业,有必要对国共合作的前景做一些思考和分析,能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一种具有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双重性质的新型民主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性质分析

国外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是政治专制与政治民主的不同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种具有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双重性质的新型民主形态: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使民主党派具有制度化的参政渠道,具有政治民主的特点,对中国的政治过程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其政治组织形式使执政党和民主党派得以广泛联系群众进行参政议政、实行民主监督,具有社会民主性质。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历史文化观

张学良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到青年时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他自己认为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晚年在接受访者访问时,他谈到了传统文化,认为是宋儒理学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谈到人生的意义时,强调人要有理想信仰,没有理想信仰就没有根。在谈到做人做事时,他说要尽力想到他人,要凭良心。在谈到他追随蒋介石"剿共"时,他说国民党不能战胜共产党的根本原因,在于民心的向背。在谈到他在囚禁期间研究明史问题时,他说是想通过研究明清历史,探索中国由盛转衰的原因。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土地政策上的合作与互动

中国人多地少,土地问题积累的大量矛盾,常常引起整个社会动荡和不安。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国共两党都对土地政策做了相应调整,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因此,探讨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转变的原因及其对国民党土地政策变化的影响,指出两党求同存异、良性互动,制定出合乎实际、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对于维系统一战线,保证抗战胜利功不可没,其深远的社会影响亦不应被忽视。

民众运动与平民政权的实现──中共在国民会议运动中对政权问题的探索

国民会议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并非在于仅仅起到了宣传和动员民众的作用。作为国民会议运动的实际主导者,中共更是把民众运动看作达成国民革命目标的新手段和新方法,期望通过召开由民众团体选举的国民会议,建设"真正民主政治"和"平民革命政权",从而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在国民会议运动的不同阶段,中共关于政权问题的具体主张也有变化,并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进行了初步实践。虽然国民会议运动最终归于失败,但中共对政权问题的探索为尔后苏维埃政权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启示。

国共合作与学生运动(1924—1927)

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学生运动,只强调中共的领导而回避或淡化国民党的作用,或一味突出两党尤其是国民党对学运领导权的争夺,都不免有所偏蔽。国民革命的发展既得益于国共合作推进,作为其中一种重要力量的学生运动的发展,自不可能例外。这不仅是指"五四"后学生运动最终走出低谷,归于国民革命旗帜之下,重新蓬勃发展,乃得益于两党的共同引导;而且是指,尽管中共的学运工作更显得力,但它毕竟借重了国民党的旗帜与体制资源。所以应当承认,"五卅"与"三一八"两场学生运动,终究是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共赢的范例。同时,也惟其如此,其彼此注意维护统一的学生运动的发展,也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不重视。之所以愿意和中共合作,与其对社会主义理论、苏俄的认识密切相关。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并受到普遍重视,许多国民党人也积极进行了研究和宣传。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各异、对联俄容共的政策有怀疑、对中共也有疑惧,但苏俄革命的成功与对华宣言的发表使国民党人普遍对苏俄抱有好感;希望以俄为师及苏俄对国民党的巨大援助坚定了孙中山与苏俄结盟的决心;而与苏俄结盟的意愿及对具有革命积极性的中共党员的欣赏更促进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简论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的“戡乱动员”

1947年中,为了挽救其统治的重大危机,国民党被迫实行“戡乱动员”的应变之举,企图集中全力与中共一搏。其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其后方的控制与镇压,对舆论的钳制不断加强,异议声音的表达也日渐受限。但是,以严刑峻法为表征的“戡乱动员”,非但没有能实现国统区的社会稳定,反而凝聚了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之心,加速了他们对国民党统治之离心离德,最终亦未能挽救国民党统治之败亡。

“反投降”视角下看曹甸战役的发生

1940年11月底,黄桥战役后会师于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向驻守在淮安、宝应间的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部队发起作战行动,史称"曹甸战役"。该战役是抗战期间中共军队主动攻击国民党军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1939年6月后,中共认为国民党投降的危险迫近,而投降的直接准备就是反共。这个看法一直持续到曹甸战役的发生。"克服投降危险"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为自己规定的核心任务。对于国民党"投降"的危险性与严重性的判断,是中共发起主动进攻合理性的依据。曹甸战役就是在反对可能的日蒋联合剿共的极严重危险下所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