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诗三议

本文是对元稹诗歌创作、文集流布、道德评价等问题的全面论述,既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又融入了我们自己的心得体会,希望有助于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唐代朝集制度确立时间小考

朝集制度是唐前期实行的地方州府长官或上佐每年末入京述职的一种制度,它与考课、礼仪、选举、监察等制度密切相关,是沟通中央与地方行政的重要途径。目前,史学界关于唐代朝集制度确立的时间有三种说法,但都似欠妥。结合贞观五年的国内形势及相关史实,唐代朝集制度确立于贞观五年应为正确的结论。

宝祐四年贡举与宋元之际文章学的嬗变

宝祐四年贡举是宋元之际文章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首先,吉州、庆元府等地士人群体应试活动兴盛,创造了地域举业的佳绩,它推广了时文技艺,扩大了科举学的社会基础,促进了文章学的体系化和理论化。其次,士人阶层向上流动、寻求晋升的现实需求促进词科学的成熟,宝祐四年的词科取士推动了词学体系的完备,为骈体公文树立了写作范式。第三,宋元易代促使进士群体反思科举体制,突出了文人的价值担当,丰富了文章学的精神意蕴。

关于元稹知制诰以及翰林承旨学士任内的几个问题

元稹是唐代的著名诗人，也是穆宗朝活跃的政治家之一。但有关史料对他在知制诰以及翰林承旨学士任内的叙述，有不少模糊不清甚至错误的地方，如归朝的具体时日、膳部员外郎试知制诰的仕历、罢职翰林承旨学士的时间等。本文提出疑问之后，以元稹、白居易的第一手材料结合元稹的行踪加以证明，从而得出正确的符合史实的结论。

对元稹《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及《琵琶歌》两诗系年的考辨——兼向杨军先生及卞孝萱先生献疑

《元稹年谱》与《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篇》是百年来元稹研究领域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对《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及《琵琶歌》两首诗歌的系年上,都出现了情况不一的失误,从诗歌本体解读,采取互证之法,考出正确的系年。

同气相求:贞元时期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的思想与创作

贞元前期,正当元稹、白居易、李绅定交,准备科举试,酝酿新的文学、政事活动之时,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在政坛、文坛上初步展示了他们的才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从而成为贞元前期文坛、政坛的新秀。比较接近的思想认识,是刘、柳、韩定交的基础,由此也开始了其共同的政事活动和文学创作。考察这一细微之处,有助于认识刘、柳、韩的思想发展和创作成就。

元稹贞元末年部分诗文编年疏解

元稹贞元末年的诗歌散佚本来就较多,有的元稹研究者对元稹贞元末年的幸存诗歌随意编年,致使元稹这一时期诸多事迹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今举数例,以探寻青年时期元稹的本来面貌。

方国珍走对和走错的几步棋

作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方国珍升降起伏的一生走过几步关键的棋,有对有错。他树反元大旗,归顺朱元璋两步棋走得很精彩,但他对待人才的几步棋却都走错了。究其原因,与方国珍读书少、文化素养低,志向不够远大有关。

《与山巨源绝交书》作年考辨

关于《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作年,历代学者都有讨论,但无定论。今挖掘《晋书》《世说新语》等书中的相关史料,参考山涛、嵇绍等与嵇康关系密切之人的生平履历,梳理《绝交书》文本,对前人的观点进行辨证及补充,可以证得:山涛于景元二年(公元261年)任吏部郎时,欲举康自代,但事未成;景元四年(公元265年)初迁从事中郎时,再次有意举荐嵇康,嵇康方作此书。

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围堡村元代壁画墓发掘简报

2015年10月,乌兰察布市博物馆与卓资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卓资县围堡村元代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遗物有陶器、铁器等。该墓葬发现的"元贞元年(1295年)四月"题记,是乌兰察布地区首次发现的有确切年号的元代墓葬,对研究元代墓葬及乌兰察布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施耐庵墓志》辨正

民国间修撰之《兴化县续志》载录了元人王道生所撰之《施耐庵墓志》,该墓志提供了《水浒》作者施耐庵行状之确切证据。但是,因该墓志面世时间远离作者的时代,由此质疑之声不绝如缕。本文就反对者提议的"质疑"点一一辨析,借助语源和典章故实等佐证该墓志文本并无违背其他文献史料之处,反证《施耐庵墓志》之可信无疑。

“十二五”时期工业节能潜力与目标分析

以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作为工业节能潜力分析的代表性变量,对"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节能潜力进行了分析,并对工业节能目标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十二五"时期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降幅为20%—24%,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仅工业领域就实现节能6.7亿吨标准煤和重点行业节能降耗的目标,超越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承受能力和范围。"十二五"时期要注意加大工业节能减排研发的投入和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工业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完善节能减排能力评估与节能减排信息监管平台建设,加强工业节能减排的监测和考核;政府部门应加快完善工业节能减排相关政策、制定奖惩措施,联合工业企业克服国际技术贸易壁垒,加快国外先进工业节能减排技术的引进。

十五采访使始置于开元二十二年论

盛唐时期,"采访使"一职十分重要,然其究系何时所置,史学界一直有不同的声音。以两《唐志》为代表的"开元二十一年说"向为主流,影响既深且广,当今学界仍深信之,却颇堪商榷与重新探讨。本文追本溯源,以翔实的史料,指出"开元二十一年说"的不可信从之处;并从正、反等多方面证明开元二十二年,才是初置十五"采访处置使"的确凿时间,"采访使"即其简称。

河南宋金元明考古六十年

六十年来河南境内的宋金元明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本文除了介绍以往的收获之外,重点介绍了延津沙门古渡口、叶县文集宋元遗址以及古代瓷窑址的新发现与研究成果。

广西所见“三藩”土官印

20世纪90年代广西发现了“田州土知府印”和“镇安府土知府印”。本文考证此二印的颁发者为吴三桂政权,并考查了颁发时间及受职者,进而指出二印见证“三藩之乱”的历史价值。

《平番得胜图卷》考略

《平番得胜图卷》是一幅描绘明朝万历时期明政府平定西北诸番部族叛乱的军事题材绘画,本文力图通过对画卷中出现的相关人物、地域的研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梳理图卷反映的历史事件,进而探讨《平番得胜图卷》的历史价值、明朝西北统治策略与当地的民族关系、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元末明初何真形象的建构及其政治文化史意涵——以当朝国史《明实录》传记为中心

当朝国史《明实录》建构的何真形象,乃是元末乱世保境安民的乡豪、元明易代之际识时务知天命的顺臣、为新朝奔波劳苦的功臣。可见,明代官方对何真的盖棺定论是正面的、肯定的。结合其他文献综合分析,可知《明实录》建构的何真形象基本符合史实。但是,史官们有意遮蔽、弱化了何真的另外两种形象,即好儒的文人、故元王朝的忠臣。这一人物形象建构过程贯穿着当朝政治压力、正统修史理念感召二者之间的博弈,体现了史学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共进与互动的关系。这例个案的考察,也表明研究相关历史人物,需要重视《明实录》传记及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