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行乐图》的持续在场与意识再现——运动技能如何表象“行乐图”的时间哲学研究

感知就是将主观的意识能量对象化为运动技能,运动技能的运行轨迹作为对象化的表象描绘出“行乐图”的整体外观,也正是整一性的“行乐图”的生成揭示出意识主体对于运动技能的立义前提是现在感知的持续在场。瞬间立义无疑是图像意识的当下在场,其内容可以是捶丸运动的全部动作,也可以是其每个动作的意识流程,而每一流程都归属于一个意识外化出来的直观,直观的物质材料就是有待运动意向充实的图像空间,进而“行乐图”构造活动的本质就是行乐者以其运动意向填充图像空间的意识再现过程。“过”是过往,过往是已逝时间客体的表象集合;“程”是图像,是表象集合的观念形态。由此,“过”的时间性与“程”的图像性在时间客体自身在此的意识变异中形成“行乐图”的观念界限。

建构中国美学史的尝试--肖鹰《中国美学通史(明代卷)》论

肖鹰撰写的《中国美学通史(明代卷)》倾向于将美学范畴限定为一定历史时期内文艺主张、审美倾向、哲学思想及社会审美趣味的综合,力图勾勒出明代美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呈现明代美学的基本精神、理论魅力和总体风貌。同时,他也将明代美学置于古今中西的维度之中,并回到中国美学本身,进行思想探源,足见其理论功夫的深厚和学术视野的开阔。其对明代美学家思想的分析和阐释,富有理性思辨与感性阐发的特色,多见精辟之论。

秦皇岛段明长城时序InSAR遥感动态监测

地面沉降是京津冀地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地面不均匀沉降对于明长城的保护存在着潜在威胁,从而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文章采用2016—2018年的53景Sentinel-1数据,基于永久散射体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persistent scatterer 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PS-InSAR)和小基线集(small baseline subsets,SBAS)技术获取秦皇岛段明长城地表形变信息。将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SAR)数据基于不同的处理方法获取的形变结果进行交叉验证检验监测结果的精度,得到两者数据线性相关性R 2达到0.81。结合地下水水位变化、地质构造、地层岩性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及高速公路铁路分布等辅助数据,对明长城沿线沉降进行成因分析。最后基于广义回归神经网络(generalized regression neural network,GRNN)对明长城沉降进行预测。结果表明:秦皇岛段明长城沿线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形变,形变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及东北部区域,最大沉降速率超过-12 mm/a;地面沉降与地下水开采关联不大;明长城在与断裂带相遇前后沉降速率表现出微小差异;沉降严重区主要发生在第四系全新统黏土层;交通道路运营暂时未对明长城沿线沉降造成较大影响。GRNN预测结果表明未来明长城沿线沉降有逐渐增大的趋势,部分区域需要重点关注。研究对位于山地地貌明长城进行系统的监测和整体保护提供技术支持。

重塑皇权：洪武时期的冕制规划

冕服礼制并非只是空洞的繁文缛节,在议定过程与具体内容之中,皇权政治的某些观念得到了隐秘的表达。作为明帝国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冕服礼制在当时受到了朱元璋集团的高度重视,规划从洪武元年开始,至二十四年已成定制。明代冕服礼制折射出君臣之间的悬隔与"家天下"的皇权观念,其程度之深,似史无前例。明代皇权观念的变化,除一定程度上受元代的影响之外,朱元璋的个人意志也非常重要,此外,儒士期待"圣君"重建理想社会秩序的激情亦强化了绝对皇权的观念,这些在洪武时代君臣议定冕制的过程中都有所反映。

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明洪武初年,为了防止北元与高丽联手,明太祖朱元璋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而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时而对北元、明朝采取双边外交,时而弃明投元,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李成桂改国号李氏朝鲜后,两国关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明朝与李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明代郊礼改制述论

明代郊礼经历了由“分”改“合”、由“合”变“分”的曲折过程 ,郊礼改制主要发生于洪武、嘉靖两朝。洪武朝改天地分祀为天地合祀 ,使礼仪简化而易行 ,反映了明太祖“重本尚诚”、不事虚文的政治现实主义。而世宗改天地合祀为天地分祀 ,并通过郊祀配位和明堂配享 ,使郊礼改制成为推动兴献帝“称宗入庙”

明代外交诏令的分类考察——以洪武朝奠基期为例

以所见明太祖亲撰外交诏令为主,结合明人关于文体的阐述,对所见中外史籍中的洪武朝外交诏令的各种类型,逐一举证进行辨析,探讨明代外交诏令文书的源流、存在形态及其特征。

从旅游观念看明代文人士大夫的闲暇生活

自明代中期以后,对旅游的肯定已成一时之风,而旅游则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闲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明代士大夫旅游观念系统的梳理,指出文人与道学家在旅游观念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士大夫的旅游体验又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明代的游人进行了具体的细化,将其归为贵人之游、豪士之游、布衣之游与民众之游四类。

洪武初年明、北元、高丽的地缘政治格局

洪武初年，明朝、北元政治中心皆处于东部，对地处东北亚的高丽十分重视，极力经营。洪武五年之前，明军在东北亚的势力逐渐增长，压倒北元的传统影响，高丽恭愍王王颛断绝了与北元的联系，结束了元朝、高丽传统的以政治联姻为纽带的政治联盟，与明朝建立了以“华夷秩序”为纽带的新的政治联盟。洪武五年“岭北之役”后，王颛面对北元复兴的态势与国内亲元派势力的再次活跃，采取了与北元暗中缓和关系的举措，后又在无法彻底倒向北元的情况下，选择彻底倒向明朝，征伐耽罗蒙古人，但却因此激化了与国内亲元派权贵的矛盾而被杀死，重新由亲元派权贵掌权的高丽倒向了北元。

论明初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

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与防御倭寇、海盗侵扰密不可分。明初洪武时期,山东是遭受倭寇侵害较为严重的地区。明太祖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山东海防:一是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但以失败告终;二是厉行“海禁”政策,虽对防御倭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负面影响更是深远;三是加强海防建设,包括建设水军、设置沿海卫所、建立海防工事等,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明太祖励精图治,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部署日臻完善,初步形成了以卫所为中心、水陆配合的海防体系。但是,透析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已呈现出日趋消极保守的态势。

华南沿海明代自然灾害的时间序列分析Ⅱ.混沌分析

对我国明代华南沿海自然灾害发生次数的混沌特征分析发现 ,嵌入维数取不同值时均存在分形特征 ,且反映这种分形特征的关联维数随着嵌入维数逐渐增大而趋于一个稳定值。稳定的关联维数为 2 8,相应的饱和嵌入维数为 1 0。关联维数的稳定值为分数 (2 8)反映了控制明代华南沿海自然灾害发生次数的动力系统是一个混沌系统。构筑该系统最少需要 3个自由变量 ,最多需要 1 0个。对反映该混沌系统混沌特征强度的指标———Kolmogorov熵K值进行了计算 ,发现当嵌入维数逐渐增大到 7时K值开始稳定于 0 3 8,由此得到我国明代华南沿海自然灾害发生次数这一时间序列的可预报时间平均长度为 2 6a。

明洪武官窑低温黄釉瓷的发现及其时代考证

本文通过研究景德镇御窑厂附近发现的多种低温黄釉瓷器,参照有关实物资料和文献史料,认为明洪武早期就已经出现了低温黄釉瓷,并且所发现的这些低温黄釉瓷器的生产时间应在洪武四年左右。

明洪武初中日僧人间的文化交往——以日僧绝海中津为例

在日本中世,以五山寺院为中心的禅僧垄断汉文学,并介入对华外交事务。自宋元以来以两国僧人交往活动(或日僧直接来华,或中国僧人赴日)为核心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明洪武初仍在继续并得到新的发展。当时,作为京都五山文化代表的绝海中津亲自渡明,居留时间长达八年,习禅之余,间染汉诗,水平几敌中土。绝海虽称典型,然也浓缩和反映出其时中日文化频繁交往的情形。

明代冕服制度的确立与洪武朝调整动因浅析

在中国古代服饰体系中,冕服制度以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著称于世,它既是古代国家服饰制度的出色代表,又是传统礼仪文化的完美化身,还在一定程度上承载和记录着历史的变迁。主要由朱元璋精心打造起来的明代冕服制度,虽然相比周代和唐代、宋代其使用范围被大幅缩减,但冕服制度的传统文化内涵并未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朱元璋通过明初冕服制度的建立和随后数次冕制的更定来加强、巩固统治,向有利于他突出皇权皇威的目的不断迈进。本文仅对明初冕服制度的确立及动因和随后在洪武朝内发生的若干次冕服制度调整内容及动因进行初步分析。

明洪武十九年前的“御海洋”击倭战略

有关洪武十九年以前海防建设的成效,学界往往多为忽略或估量太低。事实上,明太祖在早年征战中整合了内陆水军以及元末的海上力量,并在"御海洋"的战略下组建成一支强大的巡洋舰队。洪武朝前期的海军力量不仅保障了海运的开展,而且在击倭上也能采取主动巡捕、御之于远洋的军事行动,使得沿海终于基本无事。但遗憾的是洪武十九年以后因海防战略的转变,这种主动进取的海洋精神随之颓废,明初海防在"固海岸"的战略布局下从海上退缩到海岸线一带。

略论明清小说、戏剧的文学教育观

明清时期,作为文学的两大种类,小说、戏剧的文学教育功能日益为人们所看重。然而,由于文学教育观之不同,明清时期的小说、戏剧作家的创作目的明显不同;小说、戏剧评论者的创作评价也大相径庭,旨趣迥异。对此,我们应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以作出科学的评价。

明代“台阁体”流行时间的重新检视

在明代文学中,"台阁体"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文学流派,但关于其具体的流行时间后人却莫衷一是,相关的说法有五种之多。以明代中期的政治生态为切入点,从"台阁体"的得名缘由、"台阁体"的文学活动传统、"台阁体"的具体特点等方面入手,对"台阁体"的流行时间作一重新检视,可以看到明代"台阁体"盛行的时代大致在永乐经仁宣而至正统前期,这一时间是与"三杨"的政治生命相终始的。随着"三杨"的逝去,政治生态的变迁,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台阁体"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其自然就发生了变异。

历代释“忠”述论

“忠”这个概念首见于《论语》。在先秦典籍中,对“忠”字的解释可谓多种多样,视角不同,侧重点各异,但基本上都是围绕人的心志展开论说,强调的是内心的真诚不欺和外在行为的大公无私。汉唐至明清时期,学者们对“忠”意蕴的诠释,具有较之以前明显不同的几个特点,具体说来就是:其一,许多学者都能自觉地运用声训、形训、义训等训诂方法释“忠”;其二,不少学者关于“忠”的训释是结合对《论语》文本的解读而进行的;其三,学者们的训释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了各自的时代特点和学派特点。近现代学者释“忠”,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荡除旧伦理、建设新道德的时代背景下,勇于剔除附加在忠范畴上的封建意识,并在复归其原初意义的同时,又赋予其以鲜明的时代精神,使“忠”这个古老的伦理概念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明代瘟疫灾害史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明代是我国瘟疫危害比较严重的一个时期,其间发生的瘟疫次数及危害在古代时期仅次于清朝,这一时期的瘟疫灾害在时间和地理分布上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当时的人们在同瘟疫斗争的过程中也摸索很多有益的经验,尽其所能地减轻瘟疫造成的危害。

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及其成因

早在洪武十七年,福建就出现了第一个科举家族,这与宋代以来其在科举上的深厚积淀密不可分。明代福建科举家族在不同时段的分布并不均衡:前期数量最少,中期最多,后期稍少于中期而远多于前期。不同时期的取士人数及举人、进士累积规模的差异,家族制度的发展水平、社会安定与否等等都会对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产生影响;而影响更大的则是福建全省及各府州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文化等综合实力的变动。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表明,明前、中期,福建社会流动相当频繁,后期虽有所放缓,但新增科举家族仍占同期科举家族的70%以上;可见,科举家族始终处于不断淘汰、更新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