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ep—Pak C18固相萃取柱快速提取净化氨基甲酸酯类农药

本文介绍了一种应用Sep—Pak C_(18)固相萃取柱从各类生物检材中快速提取净化9种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方法,并用大口径毛细管气相色谱进行分析。9种药物包括:速灭威、叶蝉散、灭多虫、灭除威、灭杀威、残杀威、巴沙、呋喃丹、西维因。萃取前,水基质检材用蒸馏水稀释;脏器检材加0.4N高氯酸溶液。用3ml氯仿/异丙醇(9:1)洗脱药物。水基质检材的回收率(尿、血浆、全血)在80—100％之间;脏器检材的回收率(肝、肾、脑)在66—100％之间。Sep—Pak C_(18)小柱用于尿和血浆样品时可反复使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处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邮政不断遭到日本的侵扰与破坏。事变初期在国民政府外交收复东北的策略下,邮政总局及东北地方邮局设法维持辽宁、吉黑两邮区的运转,以沟通信息并配合外交交涉。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后,其侵扰东北邮政的方式由直接侵吞转向利用伪满洲国强制“接收”。1932年6月,随着国联调查团离开东北,中日双方在国联的角力进入最后阶段。此时,日伪方面积极推动“接收”东北邮政,以塑造伪满洲国的“独立”形象,国民政府则采取封锁邮政的方式进行反击。纵观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政策,其核心在于寻求国际支持与对日不妥协,这与1934年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背景下的通邮谈判有着明显区别。

58789名孕妇中孕期血清学产前筛查结果与不良妊娠结局关系分析

目的:对58789名中孕期血清学产前筛查结果呈不同风险孕妇的不良妊娠结局进行分析,探讨中孕期血清学筛查结果与不良妊娠结局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在合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接受中孕期血清学产前筛查的58789名单胎孕妇的筛查结果,并对其妊娠结局、羊水穿刺和超声检查结果进行随访,比较21-三体综合征和18-三体综合征不同风险组孕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结果: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高风险组、临界风险组、低风险组孕妇其他染色体异常、超声结构异常、自然流产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1-三体:χ^(2)值分别为388.117、9.285、10.279,18-三体:χ^(2)值分别为39.908、24.536、67.047,P值均<0.05),其中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各风险组孕妇其他染色体异常、超声结构异常、自然流产发生率均为高风险组最高。18-三体综合征高风险组、临界风险组其他染色体异常发生率高于21-三体综合征临界风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5.472、7.126,P值均<0.05);18-三体综合征高风险组超声结构异常发生率高于21-三体综合征高风险组和临界风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6.094、8.042,P值均<0.05)。结论:中孕期母血清学三联筛查除了能够筛查出目标疾病,对不良妊娠结局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联合产前诊断和超声检测可以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率。

独山子地区6～18岁儿童及青少年矮小症发病率及病因分析

目的分析新疆独山子地区6~18岁儿童及青少年矮小症发病率及发病原因。方法通过对独山子地区8 336名6~18岁在校中小学学生进行身高普查,并对配合调查及临床诊断,且完成了相关检查的身材矮小者进行病因分析。结果符合矮小症条件的儿童及青少年共118名,其中105名配合调查及临床诊断,完成了相关检查。矮小症总体发病率为1.42%(118/8 336),男性发病构成比[0.77%(64/8 336)]高于女性[0.65%(54/8 336)],14~17岁发病占比较高,占总发病数的37.29%(44/118)。105例矮小症者中病因排名前3位的分别为内分泌疾病63例(60.00%),体质性青春期发育延迟19例(18.10%),甲状腺功能低下15例(14.29%)。内分泌疾病引起的矮小症中,生长激素缺乏症占比[39.05%(41/105)]较高。结论儿童及青少年矮小症的影响因素多,干预与治疗手段也不尽相同,因此,应明确病因、及早治疗,尽可能使矮小症者最终达到正常身高。

《李顿文件》所见之李顿中国之行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事变真相 ,这是 1 93 0年代初远东危机中引人瞩目的一件大事。国联调查团团长英国人李顿在华期间 ,给其家人写了大量信件 ,并记有日记。李顿的这批私人文件总计约合中文 80 ,0 0 0余字 ,记载了李顿本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看法 ,以及他与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和日本军政要人的会谈。与公开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相比 ,它对了解国联调查团尤其是李顿的立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对九一八国耻日纪念的考察与反思

《申报》和《人民日报》分别作为民国时期和人民共和国时期第一大报,主要就历年九一八前后,国人(尤其是党政界和教育界)对这一国耻日所开展的纪念活动进行报道。今昔对比,社会各界对于九一八国耻日之纪念各方均有不同演变,如今我们纪念九一八国耻日在如下四个方面值得反思:需要忧患意识;需要合理方式;需要理性认知;需要全民意识。

东北义勇军抗战的历史地位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一部分。义勇军抗战从九一八事变之夜起开始,到1932年夏季高潮时其队伍达30万人。经近两年的英勇抗战到1933年底,以义勇军为主力的抗战失败和瓦解了,也有一些义勇军坚持了四五年,最长的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以义勇军为主力的抗战时间虽然不长,但却表现出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乃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张学良思想演变探析

探讨分析了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历史进程中,张学良思想演变的轨迹。论述了从东北易帜到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爱国统一思想超越了封建割据思想,较好地处理了爱国主义与地方主义的关系;深入分析了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期间,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与地方主义思想的碰撞和抵触;进一步探析了从旅欧归来到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思想的重大转变,从"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其爱国主义思想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考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建立了以满清逊帝溥仪为头子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为全面控制东北经济,又策划建立了伪满洲中央银行,并强行发行伪币,收缴旧币,以统一东北币制。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数额巨大,种类繁多,先后发行改造券及甲、乙、丙、丁等多套票券。这些伪币不断变换票面图案,其用意无非是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满抗日情绪,以利于扩大发行,垄断和独霸东北金融市场。

试析“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土匪抗日原因及其局限性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国东北地区土匪发生了严重分化。种种原因兴起的土匪抗日,尽管动机和原因不一,但是他们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与其他抗日队伍一起充当了抗日先锋,滞缓了日军侵吞东北的进程,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这些积极意义都应为历史所肯定,但由于土匪队伍抗日意志不够坚定、与正规军相比组织纪律性差、匪性难改和日伪重兵围剿、抗战队伍粮弹不济等主客观原因,这些绿林土匪的抗日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满铁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扶持各种反动势力 ,对中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 ,满铁的经营危机加快了“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步伐 ,成为引发“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满铁直接参与了“九·一八”事变 ,为日本关东军提供军需军运 ,致使中国全东北沦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重步骤 ,也使满铁攫取东北铁路权益的侵略活动达到高潮。

张学良与“不抵抗主义”及其责任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军奉行"不抵抗主义",致使日军在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四个多月就占据了全东北。不抵抗政策造成东北军不战而溃,使东北山河转瞬沦陷;不抵抗政策给东北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危机。事变前张学良曾主张武力抵抗,是"力避冲突"方针导致"不抵抗主义"的产生和形成。

东北军论析

东北军诞生于东北易帜后,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分化,其中大部分东北军奉命入关。在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则进一步分化,在国民政府的分化政策下,最终解体。东北军虽然是东北的地方军队,却经历和参与了民国时期所有的重大事件,并是国内唯一一支经历14年抗日的军队。东北军虽然是服务于民国政治的政治军事集团,但却具有政治意识淡薄和封建意识较浓的特点。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由最初"不抵抗、不交涉"逐渐演变为"抵抗"与"交涉"并行,以谋求解决中日间矛盾、挽救民族危亡之道。这些政策前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调整,其变化是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的。政策确定后对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中日矛盾的态度和方式影响极大。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前后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响

1932年10月,国联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对九一八事变的责任作出最终裁决,也充分说明了对中日东北争端的基本态度。报告书公布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外交官、学者及社会名流等纷纷发表意见,围绕报告书有关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因个人的立场和社会角色不同,对报告书的认识和意见并不一致,但总的趋势则是开始丢弃对国联和各列强的幻想,逐渐认识到维护中国的独立、求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充分依靠中华民族自身的力量。

胡适与“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之前胡适对东北形势就很关注,并对危机的出现有预感。事变后,他积极投身于拯救民族危机的活动中。他与友人创办《独立评论》,并在主编位置上为之付出巨大的心血。他从国际、国内等方面着眼,对事变的原因、影响所做的阐释,许多是有见地、有的甚至是很精辟的。胡适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爱国行动也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胸襟、境界与形象:抗战国难之际李烈钧的复出

李烈钧将军一生赤诚爱国,始终将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在"九·一八"前后的表现,证明了他是一位胸襟境界之大者,是一位真正的义士。他复出后的系列言行和卓越努力,促进了一致抗战思想的形成,对"一二八"淞沪抗战产生积极影响,对北方抗日情绪高涨也有鼓舞作用。更让历史引为珍贵的是,他对民主的呼唤,对民众真诚的关爱和信任。抗战、民主、团结,抓住了中华民族当时面临的关键问题。李烈钧将此作为整体提出,这与同时代人相比,显具睿智和远见,同时也折射出他炽热的爱国情怀。

“九一八”事变前满铁附属地日本人小学校教育方针确立探析

满铁于1915年5月颁布了《满铁附属地小学校儿童训练要目》,把"以满蒙为中心"确立为日本人小学校的教育方针。但其确立过程并不平坦,满铁内部亦存有不少反对声音,最后经由满铁高官强烈抵制,才确保了该教育方针的实施。"以满蒙为中心"的教育方针虽没有赤裸裸地宣扬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但其本质仍是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的一种缓进怀柔的政治手段。

九一八后张君劢民族复兴思想初探

在九一八后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民族复兴思潮中,张君劢是率先倡导和自觉传播民族复兴观念、具有比较系统的民族复兴思想并身体力行的典型代表。他认为,"民族自信心"是民族复兴的"根本问题";民族主义是民族复兴的基本原则;民族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根本目标;"对于今后世界新文化之贡献"是民族复兴的"最大责任"。

“九·一八”事变与“满洲国”的建立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制订了称霸亚洲和世界的“大陆政策”,其核心是“满蒙”政策。日本在基本实现“大陆政策”的第一期侵略目标(吞并朝鲜)后,立即着手为实现第二期侵略目标(独占“满蒙”)进行各种准备。“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建立,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第二期目标的基本实现。事变的结果,不仅使日本实现了既定的侵略目标,而且又以“满洲”为基地,准备实现第三期侵略目标,即征服全中国乃至称霸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