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71年南亚危机与中美关系缓和进程

1971年南亚危机爆发时值中美关系从紧张向缓和过渡之际。中、美两国对这场危机的态度随着危机的加深而逐步趋向一致:危机爆发之初,中、美两国各行其是;随着危机的升级,中美双方开始秘密接触;战争爆发之后,两国采取断然措施,全面合作,促使战争走向终结。中美关系的调整促进了双方在南亚危机中的合作,而双方的合作又反过来增进了互信,为后来两国所进行的战略合作和建交奠定了基础。

大国协调与全球安全治理:以柬埔寨问题与印巴核危机为例

冷战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迎来前所未有的友好时期,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大国协调治理成为可能。以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为主体,在治理柬埔寨问题和印、巴核危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促成两个地区性冲突和危机的解决或者缓解。"五常"国家的协调治理遵循了大国协调的一般规则与规范,同时又体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征:协调机制与安理会程序紧密融合;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组织在治理过程中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大国能否坚持长期一致的责任意愿关系到协调治理的最终效果。两个案例表明,大国协调依然是后冷战时代治理国际冲突与危机的有效手段。

英迪拉·甘地政府对1971年印巴危机的对策研究

1971年印巴危机是冷战时代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整个危机的持续时间长达10个月之久。面对东巴危局,英迪拉·甘地政府积极应对,结合危机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敏锐把握,适时调整政策,推进自身利益的实现,并最终在印巴军事冲突热度不断攀升的氛围中以战争形式帮助孟加拉国独立,有力地打击了巴基斯坦,确立其在次大陆主导国的地位。本文以英迪拉·甘地政府决策过程为分析重点,通过危机发展3个阶段当中政策决策的具体表现,透析印度国内各政治力量在国家制定重大危机决策过程中的互动进程及其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

1971年印巴危机期间美国的难民政策与美印在难民问题上的角力

1971年印巴危机是冷战时代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危机期间,因受东巴内战与印巴冲突的双重影响,大量东巴居民逃往印度,沦为难民。东巴难民持续涌入印度不仅是东巴危机转变为印巴危机的主要诱因,同时也是导致南亚持续紧张、敌对氛围难以消解的重要根源。为妥善解决难民问题,美国积极谋划,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意图妥善解决难民问题,化解危机。但是美国采取的积极措施并未减缓危机冲突的不断升级。在处理难民问题的过程中,美巴政策协调趋于一致,而印度与美巴在难民问题上的政策倾向却渐行渐远。归根究底,是否应该在难民问题上附加最终促成东巴独立的政治条件是美巴与印度的根本分歧所在。而这一根本分歧的悬而未决最终成为引爆第三次印巴战争的导火索。

析论1971年南亚危机产生的地区根源

1971年南亚危机是冷战时代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它的爆发是印巴的长期敌对与东巴、西巴的矛盾斗争日趋尖锐化的结果。1947年分治以来,印巴两国水火不容,互视对方为最大的威胁和敌人,宗教与领土问题纷争不断。此为1971年南亚危机爆发的地区根源之一。另一方面,分治后的巴基斯坦由于西巴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垄断控制,和对东巴孟加拉族的经济压榨和文化排斥,使得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始终无法形成,国家内部的裂痕成为巴基斯坦难以根治的"硬伤"。

中国在1971年南亚政治危机中的反应

1971年,南亚爆发危机。在这次危机中,中国政府支持巴基斯坦维护独立与统一的正义斗争,反对印度在苏联的支持下肢解巴基斯坦。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政府竭力维护世界和平,表现了一个大国的风范。

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合法性危机及其政策形成与发展

自1947年以来,克什米尔争端始终是印巴关系的焦点问题之一。英国关于印巴分治的方案中规定土邦既拥有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的自由,也拥有保持独立的自由,但未明确到底是土邦统治者还是土邦人民拥有决定土邦政治地位的权力。印巴在朱纳加德土邦归属问题上,就争议土邦的归属问题的解决方式达成共识,即应尊重土邦人民的意愿,因此印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王公签署《合并协议》后仍承诺需通过公投确认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未来,但公投一直未能举行造成了印度的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塑造印度克什米尔政策的重要动因。2019年,印度人民党政府强行废除宪法第370条,印度的强势行动对其主权声索造成了新的合法性危机。

从南亚灾难看印巴危机处置与管理能力

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印度和巴基斯坦都采取了紧急的应对措施。在整个施救过程和灾后重建工作中,充分展示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积极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同时也暴露了印、巴两国在灾难危机处置中的问题和危机管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