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史料征集工作及其思考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史料征集工作是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的重要内容。文章梳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史料在海外的流散、存藏情况,介绍了国家图书馆开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等日本战犯审判文献史料征集工作的背景、进展和成果,建议尽快推动海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史料的调研、征集和揭示利用,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文献支持。

历史的真实胜于诡辩和抵赖——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右翼人士斗争的历史回顾

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日本侵华史,是从战时日本当局,到战后的日本右翼学者与政客,一以贯之的政治宣传和喧嚣,背后隐藏着他们险恶的政治用心和蛊惑人心、颠倒是非的目的。中国人民与世界上主持正义的人士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与人类的正义,与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世界正义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包括日本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日本一些右翼学者与政客推翻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和日本战犯的判决的言论与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与世界和平之船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东京审判文献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收藏情况分析

论文通过对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二战罪行档案、盟军总部档案和陆军军法处档案的调研,综述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东京审判文献史料的来源和内容,并建议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国和战胜国,应站在保存民族历史记忆高度,重视东京审判文献史料保存与保护,尽快推动海外东京审判文献史料的调研、征集和揭示利用,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文献支持。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

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是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有许多是正确的,推动了苏区军事斗争的发展,但也有些并不符合实际,严重干扰了苏区的军事行动。它们反对毛泽东的战略策略并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领导职务,同时又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的战法并力求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共产国际派李德任中共军事顾问,在中央苏区掌控军事指挥大权。李德对"福建事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又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李德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和彻底清算。

围绕南京大屠杀真实历史的近八十年斗争

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日本侵华史，是从战时日本当局到战后的日本右翼学者与政客，一以贯之的政治宣传和喧嚣，背后隐藏着他们脸恶的政治用心和蛊惑人心、颠倒是非的目的。中国人民与世界上主持正义的人士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与人类的正义，与他们进行了近80年的斗争。世界正义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2014年2月2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是在国家层面，以最庄严隆重的形式，确认了这段历史，追忆死难者，缅怀英烈，警醒生者，警钟长鸣，回击日本右派，诉求和平。这是中华民族集体意志的体现!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否认。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包括日本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日本一些右翼学者与政客一再推翻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和日本战犯判决的言论与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与世界和平之船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松井石根与南京大屠杀

近年来，日本右翼人士在否定日本侵华史、否定南京大屠杀史时一个极重要的方式，就是连年参拜供奉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众多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其中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是一个在华活动多年的日本军国主义重要头目，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担任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数十万日军进攻上海和南京，在1937年12月实施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是个双手沾满三十万中国同胞鲜血的大刽子手。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日本右翼人士永远推翻不了的铁案!

论东京审判管辖权之争应当终结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管辖权直接关涉东京审判的合法性。法庭上的辩护方和日后的东京审判的否定派,主要从"胜者的法庭"和"事后法"两个方向质疑法庭管辖权的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基于法庭文献和国际法原理的分析可以发现,东京审判管辖权在法律上有着明确的依据和坚实的基础,东京审判管辖权的确立反映了战争法观的演变、人道人权观念的进步以及国际法的渐进发展,实现了对战争与和平的"法的支配"。东京审判的合法性不容置疑,管辖权之争应当走向终结。

新中国政府成功处理战后问题的作用——以溥仪作证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后问题的处理是否得当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捍卫和法西斯势力的彻底消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此,新中国政府在战犯改造和审判工作中因方法正确而独特,成为成功处理战后问题的典范。从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沈阳军事法庭两次出庭作证的表现来看,新中国政府改造战犯工作是成功的,对最终审判起到了良好的衔接作用,并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造与审判工作的互相衔接与促进,对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形成和人类改造产生了良好的延续与深远的影响。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中国的调查取证

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驻日盟军统帅部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审判日本战犯。国际检察局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机关，负责对日本战犯的起诉和日本战争罪行的调查取证工作。在法庭正式开庭前后，国际检察局三次派员赴中国调查取证，在中方的配合下搜集了许多日本侵华及日军在华罪行的证据，并找到十多位重要的中外证人出庭作证。国际检察局在中国搜集到的证据和找到的证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关建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纪念馆”的问题

日本防卫省所在地市谷地区的“市谷台一号馆”是日本战前、战中的重要军事设施，并在日本战败后成为东京审判的所在地。然而，围绕着“一号馆”的存废问题，日本国内曾经进行过包括国会在内的多方面讨论，在历史认知上完全对立的左右两派也为保存东京审判的历史记忆，将近代日本发动的战争全貌展现给日本民众，而罕见的统一思想也参与了保存运动。虽然最终没能完全保存“一号馆”原址，不过在其附近以“一号馆”部分建筑为基础复原建成的“市谷纪念馆”算是运动所取得的部分成效。然而，“市谷纪念馆”在东京审判的展陈上存在撇重就轻的问题，甚至还在看待皇权问题上有倒退的表现，这一点日本有必要学习德国“纽伦堡审判纪念馆”正视历史的态度，应将其改造成日本国内研究东京审判的中心，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纪念馆”。

国际法上个人刑事责任及模式的早期发展——兼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运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个人刑事责任模式的运用与发展,是其对国际刑法实体规则的重要贡献。法庭论述的重要责任模式包括共谋、共同正犯、其他从犯、指挥官责任,是后来联合国特设刑事法庭运用责任模式的源头。东京审判并非凭空创设国际刑法上的责任模式,其适用的责任模式来自对《凡尔赛和约》及莱比锡审判确立的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的阐发,也吸收了苏联刑法学理论。在此基础上,东京审判创造性地运用了未完成犯罪中的共谋理论,既将其作为独立犯罪惩处,又作为共同正犯的表现形式,为联合国特设刑事法庭扩张犯罪实行的概念奠定了基础;东京审判还阐述和发展了各类从犯形式;东京审判也是指挥官责任被国际刑事审判确认为习惯国际法的关键性一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享有管辖权的新论证

日本右翼势力以及保守派长期以来一直借管辖权问题抹黑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鼓吹法庭审判违背了法律不能溯及既往的原则,违反正义原则。虽然法庭对此类主张进行过驳斥、国内也有学者撰文发表批判过这类观点,但是反驳的理由大多比较原则、笼统,有的甚至还从抽象的自然正义的角度进行争辩。本文从历史史实之实证的角度揭露了日本右翼虚构战争罪惩罚性规范的存在,以此来否定侵略罪的适用;论证了无论是战争罪的禁止性规范还是破坏和平罪的禁止性规范,它们都蕴含着惩罚性;阐述了国际法的效力是来自当事国的共同意志。同盟国与战败国之间依据既有的禁止性规范、创造性地对破坏世界和平的战犯进行惩治,恰恰符合了国际法的基本特征。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板垣征四郎在华所犯战争罪行审判记录(节选)

板垣征四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甲级战犯,在日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极大罪行。本文节选翻译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档案原件,重点介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板垣征四郎战争罪行的指控,这些罪行包括策划和实施九一八事变、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纵容属下部队迫害盟军战俘和平民等。

西方东京审判研究源流论

西方学界东京审判研究有三条取径:一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史研究;二是东京审判历史学研究;三是东京审判法学研究。霍洛维茨奠立了第一条取径的基本框架。帕尔的法官异议意见书经过麦尼尔的演绎后进入学界,两者对东京审判的抨击和反思开辟了后两条取径。2008年前后,西方学者开始拓展档案文献的范围,并引入日文学术成果,从而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同行展开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