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DPA在处理公司刑事合规案件中的适用及借鉴

英国DPA是一种可以撤回的起诉,或称起诉中止的制度。英国严重欺诈调查局适用DPA处理公司合规案件,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都有一些特点。公诉部门在对公司进行起诉的同时,与公司达成协议,并经法院同意暂停审判。如果公司完成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则起诉可以撤回。英国DPA程序发挥司法机关的实质审查功能,运用了合规整改、分步骤罚金算法等新做法,以非刑罚方式处理公司犯罪。我国可以参考英国DPA程序,改造撤回起诉程序理念、原则和操作规范,丰富我国起诉裁量的实践,发挥司法机关在处理企业合规案件中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实证研究——以浙江省T市五区县调研数据为分析样本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驶入深水区,合规实践整体稳中向好,但在实际启动、机制运行、监督审查、行刑衔接、司法协同等方面存在问题与不足。究其原因,企业合规涉及立法政策、制度架构、体系配套、关键主体等多个层面。因此,应当立足我国现实国情,持续推进规范设计与实践试炼相结合,为企业合规开展刑事一体化立法完善,挖掘既有刑法资源;健全差异化、动态化的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机制;重点补足第三方机制短板,落实监管质效;着力释放行刑合作与司法协同的体系化效能,以行业合规和刑事司法全流程合规共同促进检察主导的中国特色涉案企业合规司法制度完善发展。

《公司法》修订背景下公司机会规则的逆向排除建构——从有效抗辩事由的“司法路径”切入

公司机会规则于2005年从英美法移植而来,旨在防止公司内部人把影响公司利益的机会转归自己利用。本轮《公司法》修订新增“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立法目的条款,并将公司机会规则抬升至单独一条,表明立法者已意识到“允许作为企业家的内部人合理利用公司机会是激励冒险、尊重创新的具体手段”。但由于忽视了域内外制度演进的差异、未厘清与大陆法系竞业禁止等固有概念的关系、条文设计片面维护公司利益而对有效抗辩事由表述寥寥,规则的整体价值无法彰显,司法适用面临窘境。依循“当然利用”与“豁免利用”的二阶进路,可识别出诉讼中的九项有效抗辩事由,并从增列义务主体、改进批准程序、明确披露行为三个维度辅以规则完善细节,逆向划定“利用公司机会”的边界,切实保护企业家权益。

工商业与人权的司法救济:域外实践与中国因应

如何使以跨国公司为典型代表的工商企业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获得有效司法救济,不仅是联合国所确立的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的关键议题之一,也是完善公司海外侵权法律问责机制的重要内容。鉴于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治理差距以及碎片化的国际法无法有效规制跨国公司海外侵权行为等原因,应用母国诉讼作为司法救济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母国诉讼兼具跨国法与社会法的双重属性,处于公法与私法的交汇地带。由于不同法域政治现实和法律传统的迥异,母国诉讼的生成和演进有其不同的路径。以跨国公司民事责任为逻辑特征对母国诉讼进行类型化分析,可将其归纳为母公司责任案件与供应链核心公司责任案件。我国兼具跨国公司母国和全球供应链中重要国家的双重身份,对上述两类案件的法理依据进行阐释,有助于为我国应对母国诉讼提供因应性智力支持。

拟制血亲亲子关系司法解除的困境因由和路径优化

拟制血亲亲子关系与自然血亲亲子关系承载相同的法定权利义务和社会期待的养老育幼功能。然而,不同于自然血亲亲子关系,拟制血亲亲子关系恶化到父母子女无法共同生活时,可以通过诉讼解除关系。当前拟制血亲亲子关系包括养父母子女关系和继父母子女关系,其规制的理论依托体系欠缺,内容抽象零散,导致司法实践处理养父母子女和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解除时无据可依、无章可循,类案异判和同案不同判现象严重。当前纠纷主要集中在子女成年后,可分为三类:养父母子女关系解除、继父母子女关系解除、关系解除后的经济补偿的标准。婚姻、收养、继承等相关规定法典化后,亟待在体系视域和家庭价值引导下,就拟制血亲亲子关系的诉讼解除及其引致的身份和经济纠纷形成指导原则、价值导向和具体规则,优化司法解决路径。

论营商环境视野下公司外显型要件的消解与应对

我国营商环境建设以“放管服”为抓手,放宽市场准入,对公司外显型各要件的规章制度进行了大幅改革,如公司住所采用承诺登记,外显型要件整体上处于消解状态,这在市场主体的增长上取得显著成效。外显型要件消解的学理成因包括:后现代哲学、人的主体性解构、信息社会与公司契约理论,它们共同作用以解构完整、理性、连贯的主体。在新一轮的公司制度建设中,需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回应时代与社会需求,充分重视技术作用,构建综合开放的制度体系。

非处罚性市场监管、混合股东治理与公司违规——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问询函与关注函为代表的非处罚性市场监管以及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相互制衡形成的混合股东治理机制为切入点,基于2014—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抑制公司违规频发的有效途径。研究发现:非处罚性市场监管与混合股东治理均能够导致公司违规减少,二者呈现互补关系,该互补关系主要源自混合股东治理对关注函性质监管效力的正向调节作用、混合股东治理对问询函与关注函类型监管效果的传导功能以及问询函与关注函对混合股东治理效果的传导功能;收函次数、函件文本长度等非处罚性市场监管力度越强时,上述效果越为明显,且收函次数对公司违规趋势的监管效力更强。准自然实验结果显示,2017年《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修订稿出台能够增强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非国有产权、高效的司法行政环境与管理层法律背景有利于非处罚性市场监管与混合股东治理监督功能的发挥,非处罚性市场监管与混合股东治理引致的公司违规减少能够进一步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一线金融监管与混合所有制的制度合力保障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内在逻辑,为决策层有效预防微观市场失范行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供新思路。

跨国公司侵害的司法救济困境:投资仲裁作为补充机制的比较优势

作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环境及人权侵害(“跨国公司侵害”)的首要救济方式,母国诉讼对原告而言存在管辖权和法律适用层面的诸多障碍,而其优化受到司法主权领土属性的限制:国内层面,法院在跨国公司侵害救济中的能动立场受到行政分支制约;国际层面,母国法院管辖权扩张对东道国法治存在消极影响。上述问题的优化上限使母国诉讼难以独立化解跨国公司侵害的司法救济困境。对此,应将ISDS作为母国诉讼的补充机制。ISDS基于国家合意,不存在领土局限,具有突破母国诉讼优化上限的潜力。具体而言,管辖权方面,东道国可通过合同仲裁直接向投资者追责,或基于投资协定提起反请求,不受不方便法院等原则约束;法律适用方面,ISDS将海外子公司视为投资而忽视其人格独立,可将其侵害行为归责于母公司,且对国际法的适用相较于国内法院更为自由。此外,ISDS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还能减轻国际投资保护对东道国管制主权的钳制,从源头上减少跨国公司侵害。

浅论民营企业合规发展视野下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企业合规治理是党的二十大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节约司法资源、实现高质量法治的重要内容和法治建设要求。在此背景下,如何将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民营企业发展相衔接成为当下的研究重点。因此,文章认为,在涉案民营企业中应充分适用以检察机关牵头、多部门协调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针对民营企业的涉案处理方式也不应当再继续适用之前粗犷式的“一刀切”做法,而更应当在司法领域探求解决路径。

论破解公司僵局之路径选择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兼论新《公司法》第75条和第183条之公司治理解读

公司僵局是公司尤其是封闭型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固有矛盾与公司法上的制度安排结合作用的产物。公司僵局破坏了股东将资本投入公司时所持有的“合理预期”,法律救济有助于僵局的尽快打破,也有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但同时又会对公司治理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如何平衡的确是一个难题。新《公司法》虽改变了原有对公司僵局的解决无法可依的状况,使公司治理机制富有较大弹性,但有关公司僵局破解之制度设计仍有过于简单或僵化之嫌,不能满足我国公司治理实践日益发展的需要。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法律救济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封闭性、人合性和所有与经营相一致的特点 ,公司股东面临股份公司股东未有的困境。为保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利益 ,各国在立法上或司法上采取了许多顺应有限责任公司特殊要求的股东救济措施。根据对英、美、德等国的比较法考察 ,为使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摆脱困境 ,应赋予股东强制解散公司与收买股份请求权 ,扩大直接诉讼的范围 ,并鼓励股东事先约定解决争议的方法。

论有限责任公司僵局及其应对

公司僵局在我国公司实践特别是民营企业运营中经常发生,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该文探讨了公司僵局的基本特征、形成因缘、危害及应对策略与机制,认为应对公司僵局应当融合公司法中私法与公法机制,综合运用公司章程自治功能、立法规制、司法适度干预、培养应对公司僵局的法律意识等多元化措施。

环境司法专门化促进了企业环境治理吗?——来自专门环境法庭设置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司法是进行环境保护的必要手段,我国从2002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设置专门环境法庭,这一外生事件为准自然实验提供了研究场景。本文以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6-2016年共4340个观测值为研究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PSMDID)检验环境司法专门化对企业环境治理影响的异质性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环境司法专门化能够有效地促进该地区企业进行环境治理,而且企业是通过扩大整体资本投资的方式进行环境治理,但是企业环境治理投资抑制了生产性资本投向。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首先,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环境法庭设置更能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其次,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所在地区的环境法庭设置能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然后,与环保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之前相比,环保纳入官员考核体系能更加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最后,地区环境规制与环境司法专门化之间起到相互补充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低的地区,环境法庭的设置能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因此,各地法院应加强专门环境法庭的设立,积极推进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三合一"的审理模式,因地制宜地探索环境司法审判程序,才能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除此之外,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引导企业进行合理的资本投向,以确保企业环境治理的同时能够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治理的司法保障——司法介入公司治理的法理分析

司法权力通过诉讼程序介入公司内部治理是公司顺畅运作的外部保障。在本质上,司法介入公司治理就是司法对公司自治进行调节的一种机制。司法介入公司治理应遵循国家干预与公司自治相平衡原则。在放松政府管制潮流下,强化司法介入应是必然选择。

公司僵局司法强制解散程序初探

新《公司法》引入了公司僵局的司法强制解散制度,但因对程序适用未作规定,给司法实践操作带来困惑。在法律历史、法律理论和法律比较的背景下研究这一课题,探讨司法强制解散程序指导思想和原则,设置具体适用程序,为该项新制度的具体实用操作提供践之可行的方案。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立法的完善

通过对130个司法案例进行分析,本文发现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183条解散标准的理解不一,一些法官在案件中将《司解(二)》第一条理解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细化标准;在判决是否解散公司时,由于调解原则不能弥补替代性措施的缺失,法官过度依赖"公司是否正常经营"标准,股东利益并未得到充分保护。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为公司法183条与《司解(二)》第一条的关系定位不清晰,解散标准过于模糊与司法解散替代性措施的缺失,未来的制度设计应当从细化解散标准和提供替代性措施两方面展开。

试论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之构建

我国现行《公司法》并没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以致大股东滥权或公司事务陷于僵局时,小股东的权利无法得到充分救济。通过对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分析和对国外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立法经验的借鉴,以赋予股东公司解散请求权为核心,从请求权主体、请求解散的法定事由、其它替代性的救济措施、特别清算程序和公告程序五个方面提出构建我国有限责任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的立法构想。

公司僵局与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

公司僵局是公司运行发生障碍、停滞,导致公司瘫痪,进而威胁股东利益,它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对小股东所为的公司压迫不同。公司司法解散是解决公司僵局的逻辑结果,我国确立和完善这一制度具有其价值考量,它是公司僵局和股东权益保护的必然结果,也是各种价值平衡与协调的产物。

公司利益不确定性的控制机制

公司利益的不确定性具有多种表现,其存在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公司的营利性要求适度的公司利益不确定性,不受控制的不确定性则蕴含风险。对公司利益的不确定性应进行实体上的控制、自我控制与司法控制。实体控制可从利益构成、客体范围及对相关行为的控制进行。自我控制包括从组织上的控制和程序上的控制。司法控制则主要体现为司法对公司利益判断的程序审查,但不应绝对排除对其进行实体审查。公司法中缺乏对公司利益不确定性控制的系统性安排,可增加监事会决议瑕疵制度、公司机会的认定标准、商业判断规则等。

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在一人公司的适用——以《公司法》第64条为中心

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与一人公司之间存在着应然的制度联系。一人公司是法人格否认规则适用的主要对象,适用情形与标准具有特殊性,亦具有特殊的制度价值。现行公司法第20条、第64条确立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适用于一人公司的基本制度框架,但其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均具有探索性质,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亟待强化。为此,尚需司法裁判经验的适时跟踪、总结和完善,并形成司法实践、司法解释与立法修订之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