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hinese Solution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provide a new way to view democracy

On March 4, President Xi Jinping, also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attended a joint panel discussion with political advisors from the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and the China Zhi Gong Party, those without party affiliation and those from the sector of returned over seas Chinese.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军观察组的气象合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出于轰炸日本本土、执行“马特霍恩计划”的现实需要,主动寻求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气象合作。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与国民党协商军事合作问题,气象情报需求成为美军观察组得以赴延安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共产党从统一战线和加快对日作战的实际情况出发,秉持平等友好的态度,对美军观察组表示欢迎。双方曾在建立气象站、搜集和传递信息、培训气象人员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后因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使双方合作告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军观察组的气象合作不仅有助于美军对日轰炸行动,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展气象工作积累了技术经验。总结这一时期双方气象合作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更好地推进中美关系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土耳其革命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在确立合作、推进革命的进程中,不约而同地引用、借鉴由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这是因为土耳其在苏俄帮助下,民族革命运动取得巨大成功,而中土两国相似的国情和革命目标,自然令地处远东的中国革命者聚焦近东的土耳其。作为国共合作语境中的热门话题,苏俄、中共要借土耳其的榜样效应,努力建构革命联合战线全力推进国民革命,国民党也希望效仿土耳其,一举完成建国大业。但是,由于土耳其转向反共及其与苏俄关系的反复,令中国革命者对联合战线产生忧虑,更成为国民党右派辩解其反革命行径的借口,最终使土耳其革命成为国共合作破裂的一个悲剧性注脚。

武汉抗战时期“政治部第三厅”组建中国共两党的政治博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产生,它既是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部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汇聚大量进步人士的抗战文化机构,是武汉抗战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具体合作共事的唯一政权组织。武汉抗战期间,第三厅在宣传抗战的文化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见证了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合作与斗争。从第三厅的建制发展脉络来看,其作为国民党的机构组织诞生于蒋介石加强个人军事集权、整合政工与党务的独裁统治中,天然具备为蒋介石宣传“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服务的政治逻辑和工作宗旨。中共则立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基点,坚持既独立又斗争的既定方针,牢牢把握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权,聚拢大批左翼爱国人士,最终将第三厅建设成为中共领导的、团结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战斗堡垒”。

“谁是我们的敌人”:中国革命中“反动派”概念之生成

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国民党反动派”可谓根深蒂固的革命词汇。但“反动”一词的表意最初却颇为正面,一度为革命人士所推崇。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将“反动派”从欧洲政事语境中引介至中国革命实践领域,并与国民党在“谁是反动派”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使之迅速成为具有谴责色彩的革命概念。随着大革命的开展,革命阵营中逐渐出现了“左派”、“右派”与“反动派”之区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滥用“反动派”称谓,在引发时人关注之余,也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定义“反动派”这一概念,进而明确革命的对手方究竟是谁。

论供销合作社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作用

供销合作社在近年回归大众视野并非一个偶然性事件,从深层剖析,它已经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当前战略和未来远景产生了本质性的必然关联,具体体现在供销社所独有的三重作用上。第一重作用是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助推国内经济大循环,加速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第二重作用是推动农村产业链延伸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第三重作用是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引导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加强党对农村事务的领导。三重作用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第二重作用是第一重作用的基础,第三重作用又是前两重作用发挥的保障,三者共同构成了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立体关系结构。

“比进步”:抗战时期中共政治军事策略的二重奏

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战并建立起一种基于实力又区别于传统军事对抗的政治竞争关系。中共通过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共合作抗战,跟国民党“比进步”,树立政治上的先锋形象。全民族抗战是新的时代主题下最集中的合法性诉求,中共提出国共两党政治上的先进性问题,打造抗日模范军,在根据地进行纪律严明的群众动员,推动国共两党的政治改进。一切有利于促进团结、进步抗战局面及争取抗战胜利的努力,成为民众建立新的合法性信念的基础。“比进步”话语帮助中共在国共合作与竞争中,通过军事对抗以外的较量建立自己的政治话语甚至政治优势,起到了争取政治支持、扩大政治基础的作用。

新时代两岸经贸合作的前景展望和深化路径——以人民为中心的视角

中国内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对台工作理念,推动两岸经贸合作从分散、零星到密切、热络,并长期保持相对稳定,为台胞台企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由于美国对华打压遏制不断升级,中国台湾当局持续阻挠两岸关系发展,加之新冠疫情影响,台湾地区出口区域和海外订单生产加速转移,台商投资分散趋势增强。面对两岸经贸合作的新挑战,中国内地将始终以包括中国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中国内地对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通过丰富两岸经贸合作的内涵与实践、完善两岸经贸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构建“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合作机制等路径,为新时代两岸经贸合作提供新动能新空间。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论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独立性和改造国民党的考虑、党组织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难题、党的生存环境变化带来的散漫情况以及对革命形势判断中争取领导权的认识,加强了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这一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持续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督,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注重加强党内教育,增强党内监督的自觉性;努力规避官位权势带来的腐败,出台反腐文件和强化专门机构。这一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价值,在政治方面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存在,在历史方面推进了国民革命的顺利开展,在现实方面提供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和统一战线发展的有益经验。

一种具有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双重性质的新型民主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性质分析

国外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是政治专制与政治民主的不同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种具有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双重性质的新型民主形态: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使民主党派具有制度化的参政渠道,具有政治民主的特点,对中国的政治过程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其政治组织形式使执政党和民主党派得以广泛联系群众进行参政议政、实行民主监督,具有社会民主性质。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民合作社政策:历史变迁与现实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民合作社政策在不断变迁中日臻完善,表现在农民合作社的功能定位上,实现了由市场流通中介组织到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的变迁;表现在农民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上,实现了由多样化到综合化的变迁;表现在农民合作社的助推措施上,实现了由政策性号召到实质性扶持的变迁。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民合作社政策的历史变迁,可以得出一些有益于推动农民合作社未来发展的重要启示:政策的逻辑前提是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农民问题,政策的价值旨归是维护和增进农民的现实利益,政策的内源动力是国家意图与农民智慧的耦合,政策的优化方向是将政策适度适时上升为法律。

新时期国共关系展望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曾先后成功促成同国民党的两次合作,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它们各自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广泛性、复杂性和特殊性。进入21世纪的国共关系正处于历史的微妙时期,两党是否能再次合作直接关系到两岸和平和祖国的统一大业,有必要对国共合作的前景做一些思考和分析,能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土地政策上的合作与互动

中国人多地少,土地问题积累的大量矛盾,常常引起整个社会动荡和不安。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国共两党都对土地政策做了相应调整,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因此,探讨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转变的原因及其对国民党土地政策变化的影响,指出两党求同存异、良性互动,制定出合乎实际、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对于维系统一战线,保证抗战胜利功不可没,其深远的社会影响亦不应被忽视。

政党政治视角下的政党与国家权力——兼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政党政治具有重要的功能意义和价值意义。政党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党与国家权力的问题。沿着这一脉络,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和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新型的适应我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它建构了我国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基本法理关系,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巨大的优势。

国共合作与学生运动(1924—1927)

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学生运动,只强调中共的领导而回避或淡化国民党的作用,或一味突出两党尤其是国民党对学运领导权的争夺,都不免有所偏蔽。国民革命的发展既得益于国共合作推进,作为其中一种重要力量的学生运动的发展,自不可能例外。这不仅是指"五四"后学生运动最终走出低谷,归于国民革命旗帜之下,重新蓬勃发展,乃得益于两党的共同引导;而且是指,尽管中共的学运工作更显得力,但它毕竟借重了国民党的旗帜与体制资源。所以应当承认,"五卅"与"三一八"两场学生运动,终究是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共赢的范例。同时,也惟其如此,其彼此注意维护统一的学生运动的发展,也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中间势力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述评

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中间势力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当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时,中间人士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最先提出了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以及谋求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具体办法,对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国共矛盾愈演愈烈之时,他们又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调解矛盾,平息内争,沟通歧见,防止国共矛盾进一步激化,维护了团结抗日的局面,对坚持持久抗战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中间势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的特殊贡献,成为中华民族抗战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众运动与平民政权的实现──中共在国民会议运动中对政权问题的探索

国民会议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并非在于仅仅起到了宣传和动员民众的作用。作为国民会议运动的实际主导者,中共更是把民众运动看作达成国民革命目标的新手段和新方法,期望通过召开由民众团体选举的国民会议,建设"真正民主政治"和"平民革命政权",从而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在国民会议运动的不同阶段,中共关于政权问题的具体主张也有变化,并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进行了初步实践。虽然国民会议运动最终归于失败,但中共对政权问题的探索为尔后苏维埃政权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启示。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下高校出国学生党员管理工作研究

随着中外合作办学的迅速发展,高校出国学生党员逐渐增加,出国学生党员管理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通过优化组织架构、规范管理机制、利用网络资源、加强出国前教育、发挥党员战斗堡垒作用等方式,提高党员自身修养,提升党员思想觉悟,构建可操作、有实效的出国学生党员管理模式。

鲍罗廷与国民政府迁移中的政治角力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发生的国民政府迁移问题及其解决,是国民革命由盛及衰的重要转折。鲍罗廷为代表,以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和共产党人为一方,与蒋介石为另一方展开角力。从搁置迁都之议,到党政中枢迁移武汉,在不同的阶段中,鲍罗廷整合各路资源,提出关键性的建议,为迁都问题的解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迁都之争的胜利不能巩固,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并与鲍罗廷的战略、策略相关。

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特征可以概括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是友党关系,二者的合作方式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这一结构特征植根于中华传统"大一统"的政治价值观,与我国国体相适应,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新时代应从掌握日常政治生活话语权,增强人们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认同感;加强执政党引领力和凝聚力;提高参政党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能力;巩固和谐政党关系,打造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等几个方面提升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