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离别诗的盛唐余韵

“盛唐气象”是指盛唐诗歌呈现出的整体风貌。晚唐的许多离别诗延续了盛唐气韵,其意境或宏阔壮大或自然清新,其情感或昂扬健朗或冲淡平和,其气韵浑然流转,这些都鲜明地折射出盛唐气象。出现这一情形的原因包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诗赋取士和军功制的影响,诗人性情及人生经历,诗人主动追求盛唐的审美风格。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论中晚唐游仙诗的世俗化--以曹唐为例

中晚唐游仙诗创作不同于前代单纯向往长生或感叹抒怀,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曹唐的游仙诗最能体现这一新变,不仅在诗中展现人间化的仙界,而且不假雕琢,表达通俗。游仙诗世俗化的成因,与中晚唐的时代特点密切相关。

从许浑送别诗看中晚唐送别诗创作模式的形成

许浑的送别诗约占其今存诗作的五分之一,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许浑送别诗所构成的写作特点,反映了中晚唐送别诗创作模式的形成,也是他的诗作为后世模拟的主要原因之一。中晚唐送别诗在其结构模式化的同时,诗情则由壮大浓郁转为平和散淡。

刘沧与晚唐七律的发展——从刘沧与许浑比较的角度

唐代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创作繁荣出现的时间先后不同。五言律诗在盛唐就已出现广泛创作的盛况,并持续到晚唐,而七言律诗在中、晚唐才迎来其创作盛况。李商隐、许浑、刘沧是晚唐七律创作成就最高的诗人。李商隐七律诗属于天才诗人的创造,具有唯一性,而许浑的七律诗具有匠人气,更具代表性和普遍性。从题材与主题、意象与色彩、声律与对仗诸方面比较刘沧与许浑的七言律诗可以发现,它们的内容与艺术技巧大同小异,缺少个性,反映了李商隐、杜牧等名家之外一般晚唐诗人七律诗共同的创作倾向:思想平庸,感情压抑;重视表达,注重技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充分掌握七律诗的创作规律和技巧后,力图在规则之外寻求变化,在工整之外追求拗峭,在熟悉之外探索陌生和清新。这意味着唐代七律乃至唐诗发展的一个周期性的结束。

唐末幕府诗人的仕进心态及其创作

入幕是唐末诗人的生存状态之一。罗隐等人由多年辗转科场,到四处干谒请托,再到投奔拥兵自重的藩镇的特殊经历表明,他们具有强烈的功名意识和仕进欲望。幕府生活影响着他们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以及创作心态,进而也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入幕前他们的诗歌多反映民瘼、抨击时弊,讥讽怨刺,尖峭犀利;入幕后他们的精力和才华主要被用于大量公文书启的写作,兴趣也转向内心世界和身边情事,相应地创作题材多集中于怀旧意绪的表达、细事琐物的描绘以及应酬赠答之类,诗风则趋向闲和平淡、委婉含蓄。

韩国本《十抄诗》中的唐人佚诗辑考

域外汉籍文献对我国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韩国唐诗选本《十抄诗》,其中包含大量中晚唐佚诗 ,对唐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珍贵材料迄今尚未披露 ,现将其辑为一篇 ,校勘异文 。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竟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论晚唐体与西昆体的渊源与离合

晚唐体与西昆体同列宋初三体,传统上被视为截然对立的两种体式、两个流派。然而,在宋初诗学发展的历程中,西昆体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晚唐体诗学的创作经验和诗学理念,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要考察宋型诗理念与范式的建构过程,就必须先捋清两者之间的渊源离合。

试论郑谷的蜀中诗歌

郑谷乃唐季极负盛名的诗坛名家,诗人于中和元年(881)因避黄巢之乱而入蜀。郑谷一生著述颇丰,然现在仅存三百余首,其中,蜀中诗逾四十首。他的入蜀诗内涵丰富,涉及面广,视野开拓,艺术造诣独深。然而,后人对其诗的评价褒贬不一。笔者以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对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应结合其所处之时代背景,这样,我们就没有理由胶柱鼓瑟地沿袭前人的评价标准去讪笑郑谷诗的"骨体太孱"了。

李商隐无题诗与“兴寄”

"兴寄"说是唐代重要诗学理论,李商隐是晚唐颇具代表性的诗人。将两者联系起来,深入研究"兴寄"理论与诗人"沉博绝丽""深情绵渺"的独特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以及无题诗的"比兴寄托"特征,可以揭示出诗歌理论与诗人风格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借以呈现晚唐诗歌"兴寄"风貌特征。

论中晚唐咏史诗的精神指归

文章主要从对衰落王朝的一往情深,对个人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宇宙人生的终级关怀三个方面分步论述了中晚唐咏史诗人对社会、对个人、对人类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反应,分析了他们在中晚唐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呈现出来的存在状态和心理特征。

半山诗与晚唐诗

王安石的前期诗歌直越发露而后期诗歌深婉含蓄,这种诗风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与晚唐诗的影响有关。王安石的绝句以婉丽精工著称,师法晚唐诗又有所新变,在继承唐诗的同时也显现出了宋诗自身的特质。

中晚唐五代“苦吟”与诗格的谶纬诗学意蕴

中晚唐五代苦吟派的诗歌崇拜和耽溺不仅基于诗教传统,还带有浓厚的谶纬诗学意蕴。一方面,汲取谶纬诗学的政治伦理意蕴建构起经天纬地的神学“诗道”观。诗是造化之精,诗人则是璀璨的“文星”,也是国运盛衰的象征,“诗谶”遂流行。另一方面,苦吟派还彰显了谶纬诗学的“自持其心”之义,以诗为立心之道,诗格因之以盛。就方法而言,则是在“比兴”传统之中融入谶纬诗学杂糅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以天象、四时比附人事的解经方式。同时兼法《类书》的类目和体例,建构起一个封闭自足、包罗万象且有着特定对应关系的符号象征系统,诗之“秘旨”得以呈现,其弊则失之穿凿。

《丁卯集》对晚唐政局的反映

许浑《丁卯集》的思想内涵并非如传统上所认为的徜徉山水、遁世绝俗那么单纯。济世思想或明或暗地贯穿了诗人的一生,反映到诗歌创作中,就形成了《丁卯集》丰富的题材和深刻的内蕴。突出的是对宦官把持朝政、藩镇拥军割据及皇帝荒淫昏庸等晚唐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有较为真切的反映和客观的评价。

中晚唐史学精神与史论体咏史诗

中晚唐文人完成了由盛唐纯粹文辞之士到知识型、学者型学士的转换,文史兼擅并融的主体丈化特征使史学精神对史论体咏史诗产生影响成为可能。具体而言,传统史鉴致用精神在中晚唐形成风气。受此精神影响,史论体咏史诗多以垂鉴致用为目的,以君主为主要讽谏对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针对性。《春秋》学派中的疑经新变、委曲发明的史学精神使士子在涉足经史内容时,往往对传统的经史之义进行大胆怀疑,对史实进行细致辨析,倡扬新说,促成了翻案体的产生。适应思想重建的要求,中晚唐史学开启义理之途,提倡以史治心,转变入史观念。这使史论体咏史诗多注意阐发史实背后的道德义理,具有儒学道德化、义理化的特点;从心性角度思考问题;导致了赞扬奇节义士、高隐大德诗风的盛行。

论晚唐咏史诗的审美特性

晚唐咏史诗的审美特性与晚唐社会时代背景和晚唐诗人集体心态是分不开的。社会的衰变使得晚唐诗人普遍带着一种感伤的情绪,而外部环境的变迁,又使得他们的思想越来越深沉和内敛,对于历史、现实采取一种更为理性的眼光去审视,他们虽对统治者的昏聩无能导致社会衰败进行批判,但又能从个体的不幸遭遇出发关照历史,对历史上的悲剧人物寄寓深切的同情,表现出一种人文精神。针对晚唐咏史诗的这些特点,从感伤性、哲理性和人文性三个方面进行论析。

略论晚清民国词选中唐宋“名家词”的形成

晚清民国时期的唐宋词选本中,"名家词选"的编纂体例较为盛行,选者各矜手眼,注重于凸显各自不同的词学主张和观念,故而名家词地位的高下成为选者甚至词坛风尚的反映。经过历代词选的遴选和积淀,在晚清民国时期,唐宋词逐步完成了接受史意义上的经典化过程。

中晚唐冶游狎妓之风与艳诗创作

中晚唐时期,在士人中间,声色享乐、冶游狎妓之风盛行。这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接的表现就是艳诗创作兴盛起来。狎妓的生活为文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的情感体验和创作灵感,提供了写作艳诗的场景和空间,也使他们更多地了解了歌妓的生活与情感。而艳诗的写作又赋予了狎妓生活以更多的诗意和风流情调。

中晚唐悯农诗歌的艺术特点浅析

悯农诗发展到中晚唐,出现了全盛的局面,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貌。"浅析"从作品的叙事性、诗章结构特点、人物刻画、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