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云案谈宋朝按问自首法的功利性与公正性

宋代因袭唐律,在自首制度中适度放宽了自首条件,进一步详细规定了按问自首法,反映了法律功利性逐渐影响自首立法的趋势,北宋神宗朝围绕阿云一案展开的争论以及前后自首制的立法变化就是其中一个缩影。可见,中国古代社会正如与其他国家一样,都经历着从绝对自首走向相对自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功利性与公正性在矛盾中走向融合,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外",这与当时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密切相关,是为需而定。

“以自首论”概念及客观构成条件探析

界定"以自首论"的概念,指出它是自首情节下派生的一种量刑情节,同一般自首的区别主要在于它采取的是被动地向司法机关供述罪行的行为方式;"以自首论"同坦白都处在被动情形之下,只是二者供述的内容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度不同。阐述"以自首论"在客观构成上要求犯罪人主动向有关的司法机关如实供述他还没有被掌握的其他罪行,"如实供述"应是据实地交代自己所实施的还没有被发现的触犯法律的行为;对"司法机关"要作弹性理解,犯罪人能够接触到的、与案件有关联的一定地域内的有关机关都应符合要求;犯罪人供述的"其他罪行",是要与已被追诉的罪行无因果联系即可,而不应限定在不同种性质罪行上。

论唐律中的自首

自首是唐律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其成立条件可以从适用范围、前提、主体、自首的对象和内容等方面进行考察。自首的法律后果可分为免罪和减刑。自首制度比较显著的特点是重思想轻行为。自首后是否能够回复到犯罪前的状况是确立自首制度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理解唐律中自首制度的关键。

交通肇事罪中的自首

近年来,恶性交通肇事事故的频发重新引发了法学界乃至实务界对交通肇事罪的思考,而对于交通肇事罪犯罪嫌疑人肇事逃逸行为的性质认定直接关系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问题。交通肇事罪自首的认定问题直接关涉被告的基本人身权益,而实务界对于同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却大相径庭,这一问题已经对司法的公正性和一致性造成了严重影响。交通肇事后未逃逸的报警候处行为既是履行行政法所规定的义务,同时,站在刑法的视角,该行为与去司法机关主动投案有着相同的法律效果,应认定为自首行为。

论自动投案的司法认定

实践中对"通知到案"及"到案后脱逃再投案"等情形是否认定为自动投案问题常有争议。结合对自动投案之"投案自发性""投案时间性"等构成要素的分析,对"通知到案"及"到案后脱逃再投案"等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提出明确的处理意见。对于"通知到案"情形,因不具备"投案自发性"要素,提出不应将其认定为自动投案的意见;对于"到案后脱逃再投案"的行为,提出应将"初次到案行为"作为是否为自动投案的认定依据。

《唐律疏议》有关自首制度与现行刑法的比较

《唐律疏议》规定的自首制度堪称中国古代制度的典范。从自首的前题条件形式条件、接受机关、实质条件及例外规定等方面对唐律的自首制度与现行刑法进行了比较。唐律的自首制度体现出偏重犯罪人主观态度,忽略犯罪后果的倾向,突显了儒家德本刑用的思想。我国现行刑法有体系化的自首制度,适用更为严格,表明现代法律对客观、公正价值的追求。

监察法从宽处罚的规定与刑法衔接研究

监察机关依据监察法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不可避免地导出了监察法如何与刑法实体衔接的课题。其中,监察法中认罪认罚规定如何与刑法从宽量刑情节衔接尤为重要。与监察法粗疏和原则性的认罪认罚从宽规定相比,刑事实体法和司法解释对职务犯罪量刑情节的规范越来越精细。作为政治机关的监察机关,在调查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政策的灵活性考量与刑法的稳定性预期以及执行政策与依法办案的关系不能失衡。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涉及到被调查人认罪认罚、自首、坦白和立功等从宽量刑情节的实体认定,需要依据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精准的专业把握。

论北宋阿云案的流变及影响

熙宁初年,阿云案历经三次转变,由个案的量刑之争转变为改订国家法的立法之争、由按问欲举自首法之争转向谋杀法之争以及由法律之争转变为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政争。这些转变对宋代按问欲举自首法、谋杀法以及熙宁变法都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