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ional Autonomy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The aggregate 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has never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9 percent of China’s total, currently approaching 1.3 billion. Yet their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have always been high on the agenda of the lead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Chinese leaders did after New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 was to conduct large-scale studies to identify the country’s ethnic groups and name them properly, based on scientific

民族区域自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伟大创举——纪念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40周年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的伟大创举,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党和国家始终不渝坚守的重大政治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遵循。党和国家对内蒙古“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战略部署,赋予了内蒙古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发挥模范作用新使命。2024年是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40周年,“与时俱进做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工作”,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

大历史观视域下毛泽东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贡献与启示

大历史观是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有的理论视野,以大历史观考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百年历史,毛泽东当之无愧是奠基者、引领者。他领导各民族共同缔造新中国,使各民族“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领导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力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明确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等处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根本制度基础和根本原则遵循。以史为鉴,新时代建设更加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做到“三个相统一”,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坚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以人民为中心相统一,坚持中华民族历史方位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目标定位相统一。

“五四宪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历程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宪法指出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宪法创设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建设的两大制度基石;宪法确立了统一、平等、团结互助、尊重少数民族权益等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初步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不同民族交往的原则和规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保障。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治理政策的历史考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与具体的民族实际相结合,与党的任务策略相结合,在民族区域治理的政策与实践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一,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重要观点;其二,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将其付之于局部执政实践;其三,创造性提出了民族团结这一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原则;其四,跳出“民族自决”的桎梏,逐步探索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模式;其五,积极支持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延安时期民族区域治理政策的形成和变化,背后有生存需要、国家利益、政党竞争、价值理念等复杂因素的考量和影响。对其进行深入考察,对于全面理解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政策、提升新时代民族区域治理工作水平均具有重要意义。

Why Does China Adopt the System of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Ethnic autonomous areas have been set up throughout China where ethnic minorities live china practices regional autonomy for ethnic minorities, not other policies. It is the right choice based on China’s basic conditions.

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祖国南疆的成功实践——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研究论文之一

广西地处中国南部边疆,是人口最多的民族省区,也是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习近平同志对广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向来赞誉有加。梳理广西10年来的发展,其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取得新成效、各族群众民生福社迈上新台阶、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快建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拓展、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纵深推进、边疆安宁和社会稳定日益增强等九个方面。

民间习惯司法适用的经验省思——基于青海省的实践

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基于青海省的实践表明,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在司法事实认定、司法调解以及司法判决等工作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同时在“制度层面”和“人的因素”上面临一定的问题。在“制度层面”上,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缺乏健全的配套措施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在“人的因素”上,基层司法人员缺乏主动适用民间习惯的意识与能力。为更好完善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条件,应从“制度层面”强化以司法解释、指导意见和指导性案例为主要内容的制度供给,同时从地方层面积极拓宽司法制度的建设路径;而在“人的因素”上要切实提高司法人员适用民间习惯的意识与能力,包括强化司法为民理念和重视民族地区基层司法专门队伍建设。对于多民族地区特殊的司法环境而言,还应当赋予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以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历史根基和现实支撑,在中国的政治体系和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肯定和拥护,各族人民不断增强和坚定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信心。新时代,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挥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三重作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必须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

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法律责任”

《民族区域自治法》没有规定“法律责任”条款并不意味着这部法律内容不完整,没有责任追究依据,无法实施或者实施效果不好;作为与《民法典》《刑法》等“条件模式”的法律不同的“目的模式”的法律,这部法律主要依靠低位阶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通过配套立法、配套政策和措施加以实施,而无法依赖法院的司法裁判加以实施;其“法律责任”内容隐含在备案审查、公职人员惩戒等相关法律之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同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指向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分别是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可以从社会实践与社会意识、保障与主线两个角度加以理解,也要在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过程中增进共同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坚持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应予以贯穿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要求形成和发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心的社会意识集合,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高质量发展提供条件。民族自治地方也能够为其他地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累更多有益经验。

全面抗战前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调整的再审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进入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确定为党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因此,从国家战略高度重新审视以往民族工作成为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解放获得最高意义,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要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领导全民族抗战过程中,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承担起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实现中华民族解放为己任,同时基于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对少数民族政策由“民族自决”的分离形式实现政治解放转变为“民族自治”的统一形式实现政治解放,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捍卫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保障各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最大限度地弥合民族国家建立与中国多民族国家实际之间的张力,成为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政治安排,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进一步中国化,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逻辑及其意蕴

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整合国内各个民族而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事关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与核心价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最高凝练与最终体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完善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能力。

20世纪上半叶康区政治秩序建构与社会制度的历史选择

20世纪上半叶,中央政府对康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逐渐将之纳入省县制度的框架。作为边地多民族省份,省制在康区的施行存在特殊性、复杂性和局限性。国民政府将民族问题定位为地方问题,以地方自治解决康区土司问题,并对农奴制度进行初步改革。由于受康藏局势的影响以及阶级局限性,国民政府没有对农奴制度、土司制度所依存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革。康巴精英格桑泽仁则从族裔自治的角度提出了废除省制建立自治地方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成为康区的制度架构。民主改革后,康区社会制度实现了全面转型,这是近代康藏历史发展和人民选择的结果。

毛泽东对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真正平等团结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国共产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奠定了政策基础、制度基础和价值准则。毛泽东提出的尊重团结少数民族的政策沿用至今;民族区域自治在宪法确认下成为新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基于中华民族基础上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的思想,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价值准则。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为推动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一个范本——新中国初期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理念及其当代启示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基本国情以及新疆多民族杂居和交错聚居的区情,支持和领导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疆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过程中,开创了“大的民族帮助和照顾小的民族”的实践路径,从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思想内涵;其次,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性质和目的,这既不是具有特殊主权的地方自治,又不是对于特定民族的民族自治,而是要让实现区域自治而当家作主的民族同时肩负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责任。新中国初期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经验和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范本,对当代中国坚持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民族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基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了毛泽东民族思想理论创新与实践。首先,拒绝“民族自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迅速实现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其次,提出“民主改革”,废除了少数民族的旧制度,通过“民主建政”建设及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共同进入社会主义。最后,中华各民族团结互助,“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不论大的民族,还是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中华各民族大团结,相互了解信任,汉族帮助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可以帮助汉族,相互帮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团结互助,合作进步。因此,“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障”,也是毛主席民族工作的光辉思想和成功实践。

刑法变通立法的体系解释

根据宪法和法律,民族自治地方对刑法的变通执行应当采取变通立法的方式,但在实践中却是根据少数民族刑事政策在司法层面进行变通,这种做法与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精神并不一致。刑法变通立法的法律根据是指包括宪法、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刑法在内的有机统一的法律规范体系,其核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法律变通立法权。刑法变通立法的正当性根据包括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等立法原则。通过对形式根据和实质根据的双重分析和讨论,刑法变通立法体系的学理解释应当是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刑法变通立法权,而自治州和自治县无权制定刑法变通立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发展实践与制度优势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西藏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得益于其所发挥出的制度优势,即赋予制度生机:建立了西藏各少数民族团结进步的制度体系;激发制度活力:完善了西藏五位一体的体制机制建设;增强制度供给:健全了依法治藏的新方略。这些制度优势不仅使西藏社会充满发展潜力和发展预期,也使得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不断把制度优势更好转为治理西藏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