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左联与京派视阈中的乡村差异

在左联与京派的创作中,乡村呈现出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风景与面貌。在左联作家的视阈中,乡村落后衰败,阶级对立尖锐,充满着山雨欲来的骚动不安;而在京派作家的笔下,乡村则往往风景优美,人与人和谐相处,充满了诗情画意与审美的情调。左联重视文学的阶级意识,强调文艺作为意识形态应该在社会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京派坚持文学的独立性,注重情趣与审美,追求人生艺术化。不同的文学观念最终形成了不同的乡村叙事。

左联组织框架中的左翼作家身份

左联成立伊始左联组织便通过机关刊物对左翼作家身份进行最初的规训,要求左翼作家投身实际的政治斗争。之后又对应当时极左的中共政治纲领的变化,在左联决议中对左翼作家身份加以解释与修正。与此同时,左联组织亦引导其成员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借助身体、声音、文字进行身份的张扬;通过严格的吸收新成员的程序以及频繁的组织生活维护左翼身份的纯洁;而且把左翼作家身份派上扩张组织的用途。

“大众”与“工农兵”批评话语的生成和流变

随着20世纪前半期中国革命和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逐渐紧密,由"大众"及其演化而成的"工农兵"批评话语也随之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批评实践中得以利用和阐释,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与内涵。本文意在考察从革命文学时期到"十七年",在与不同政团和政体意识形态的"合力"中,"大众"与"工农兵"批评话语的生成和流变,及其折射出的文学批评祛除审美成规、终至"不能自主"的过程。

《星火》杂志和“第三种人集团”的构想与现实

《星火》杂志是"第三种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份文学刊物。通过对《星火》杂志创办历史背景、办刊主旨、人员构成以及文学活动等的历史考察,笔者发现"第三种人"在"文艺自由"论争前后身份认同的转变,主导"第三种人集团"对左翼包括《文学》杂志在内的诸多不满与批评的背后正是其"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逻辑,而以《星火》杂志为核心的文艺实践的失败恰如日本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丸山昇所言,这和近代以来中国"中间派"的薄弱、思想的脆弱有关。

“黄埔生”的革命文学实践与革命文学运动

“黄埔生”的革命文学实践至今未引起现代文学研究者重视,其文学实践在革命文坛上的地位及价值未能获得深入探究。“黄埔生”开创了现代革命军旅文艺的先河,又掀起了“革命自传”的文学书写潮流,并推动了北方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黄埔生”的革命自传书写,曾被誉为革命时代的历史纪念品及革命文学的“正宗”,也遭到左翼文坛的不断批判。探究“黄埔生”的革命文学实践及历史意义,不仅可弥补革命文学研究的历史遗漏,而且有助于深化对革命文学“本体性”的再认识。

“左联”湖南作家与俄苏文学

“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内核、经世致用的近世湖湘文化特质以及救亡图存的时代呼求构筑起“左联”湖南作家的期待视野。期待视野的相通性使这个聚合得并不十分紧密的团体在择取外来文学时呈现出鲜明的群体特征 ,即以俄苏文学为主要的导师和朋友。由于中国新文学具有浓厚的文化属性 ,因而“左联”湖南作家对俄苏文学的偏爱 ,与其说是文学上的认同 ,毋宁说是文化上的认同。而湖湘文化的缺失则造成了他们对外来文学最终缺乏一种兼收并蓄的胸怀。

寻找精神家园的流浪者——左翼时期的艾芜

青年时代的艾芜经过6年的流浪辗转来到上海加入"左联",想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但事与愿违,他在这里无法找到自己追求的自由和理想,并陷入巨大失落和迷茫中。后在鲁迅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创作《南行记》,想在各色人等的流浪生活中,再度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从《南行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作家心灵与社会的纠葛,那是现实与梦想、感性与理念的复杂交织。他时常感到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的尴尬,但是依然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艾芜将继续远行,继续流浪;他将继续寻找心中理想的精神家园。

周而复在“左联”时期的文学活动

周而复于 1933年考取光华大学后不久即参加“左联”,并于其时进入文学门径。除了本人创作 ,周而复还参与编辑出版《文学丛报》和《小说家》。 1938年在光华大学毕业后告别上海 ,奔向延安。

周作人与“左联”和鲁迅的纠葛

近年谈"二周失和"或周作人如何影射、攻击鲁迅等,大有人在。但认真清理周作人与"左联"即"左翼文艺运动"的关系等,本文是第一篇。周作人一直讲他是不相信群众与群众运动的。因此,像"左联"这样的文艺团体及"左翼文艺运动",他是不可能不反对的。但他对"左联"的影射、攻击远远超出了理论层面。比如,周作人大骂鲁迅和"左联"是什么"载道派",似乎是一个理论探讨,实际上,他是把整个中国革命否定掉了。他反对的何止是"左翼文艺"?他称"左翼文艺"为"祭器"更明显是对中国革命的诅咒。因此,周作人对"左联"和鲁迅的影射、攻击,称得上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股小小逆流。也是周作人三十年代末当汉奸的思想渊源之一。然而,由于"左联"本身有一些"左倾幼稚病",它受到了"第三国际"和"王明路线"的一些不良影响,因此,周作人对它的影射、攻击也不可一笔抹杀,而必须实事求是,"披沙拣金"。

从《觉今日报·文艺地带》到泡沫社——北方革命文艺青年的聚集和左翼文学在北平的展开

《觉今日报》是1930年代北京的一份普通小报,其副刊《文艺地带》的编者和作者是北平两所中学的中学生。就是这份中学生主持的小报副刊却聚集了不少左翼文艺青年,也直接催生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中重要的左翼社团泡沫社。小报与文艺青年难有名作问世,本文也并非要提高他们的文学史地位,只是借此重构北方左翼文学历史图景的一角。小报与文艺青年大多无名,但细致的文学史考察如果忽略它们的存在,北方左联的诸多问题就难以说清,这也是北方左联研究不能算少,但其历史面貌却模糊不清的重要原因。甚至,不详细考察无名文艺青年的文学生活,也很难真的走进左翼文学、乃至新文学的历史现场。

指引先进文艺前进方向的讲演——重读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化革命深入"的重要标志。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对作家的思想建设、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远大目标等问题作了精辟论述,表现了鲁迅对于先进文艺前进方向的构想。《意见》不仅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仍将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

收编与吸纳:1930年初“左联”文艺期刊检视

"左联"成立之初,太阳社、后期创造社、南国社等创办的既成刊物随之变成了"左联"的文艺阵地,计有:《大众文艺》、《南国月刊》、《艺术月刊》、《沙仑月刊》、《拓荒者》与《萌芽月刊》。通过这些刊物,"左联"推介了一些左翼文学新人、新作和新理论,推进了"大众文艺"的发展进程,为将民众引入艺术殿堂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也推进了左翼文艺界的大联合。

领导权之争——“左联”前后期转变的一种考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左联"的存在状态是比较复杂的,前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转变过程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领导权的问题。"左联"作为一个文艺团体,领导权究竟是归属于文艺,还是归属于政治?鲁迅的理想是要把"左联"打造成一个独立的文艺团体,从而推动中国现代文学事业的发展;而"左联"的党团组织要求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前后领导权性质的变化使"左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梁斌“北平时期”(1933年)杂文考论

梁斌以杂文创作步入文坛,然而学界对他30年代的杂文作品关注很少,其杂文创作集中发表于现代杂文运动的高峰期,他自觉接受左翼文学的引导,将革命工作和文学创作融为一体。以杂文为主的文学创作磨炼了其文学技巧,提升了其思想高度,形成了其现实主义的态度,为其以后的文学成功奠定了思想和艺术的基础。

《新语林》与“左联”文艺理论主张的嬗替

《新语林》原名《自由谈半月刊》,系《申报·自由谈》的"姊妹刊"。鲁迅与徐懋庸等新进青年的友谊,成为《新语林》创刊的直接动力。在《新语林》上,周扬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中国左翼文艺界"照搬"苏联"拉普"的一种重要文艺理论,它影响了左翼文学乃至后来共和国文学的创作。作为一本"杂志年"年间集约精简的小杂志,《新语林》内受"化大众"和"大众化"的思潮影响,外受1934年"文化剿匪"及其自身的党性规约。透过《新语林》,我们可以管窥"左联"在20世纪30年代的运思理路以及上海文学生态环境的存在情状。

文艺大众化讨论对左翼乡土小说民歌借鉴及风景描写的影响

左翼乡土小说家在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影响和启示下开始尝试着在小说文本中嵌入民歌民谣,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左翼乡土小说的地域色彩和乡土气息,而且部分民歌在经过左翼乡土小说家改造后也有着明确的政治内涵和教育意义。左翼乡土小说的风景描写相较于五四乡土小说和京派乡土小说而言都要薄弱一些,这既与左翼乡土小说家的创作观念有关,同时也与左翼文论家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批评和引导有一定的关联。总的来看,左翼乡土小说的风景描写在做着减法,先是从纯美的乡土自然风景的呈现转向带有象征意味的人化风景的描摹,之后又在左翼文论家的批评影响下开始去象征化,从而导致风景描写的淡化和弱化。

“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探索

就20世纪左翼文艺的发展看,“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讨论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左联”的探索经过了局部讨论、组织性讨论和回应性讨论三个阶段,其探索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让“文艺大众化”由观念变成一种运动,并通过多种途径,将文艺真正“大众化”;二是通过多方面的理论探索让“文艺大众化”在具体内容、如何创作及大众语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两条路径的结合使得“左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将“文艺大众化”融为一体,影响深远。

左联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研究

20世纪30年代左联作家的儿童文学,延续了上一个十年文学研究会时期作家的现实主义道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部分。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应修人、洪灵菲、叶刚等作家,关注身心备受虐杀的儿童,思考如何带领儿童从“讨生”走向“新生”。他们用血肉牺牲实践了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思考,身体力行地证明了解救儿童需要反抗斗争。他们的创作也部分地开创了反映抗战的儿童文学的先河。

谈鲁迅加入左联的四个问题

李立三邀请鲁迅加入左联是要借重鲁迅的声望与社会影响力,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却可能是最重要的。鲁迅并不是纯思辨型的思想家,他的思考基于并来源于自身体验,所谓“错了”的是先前敬重青年的态度,而不是进化论思想,进化论与阶级斗争学说可以并存且互相取用;对与先前攻击自己的人合作,鲁迅进行了较长时期的自我心理说服的熟虑过程,他最愿意与志同道合的青年结成亲密的战斗的小团体。

左联刊物的电影批评与媒介影响——以1932年的《电影艺术》为考察中心

左联时期的刊物《电影艺术》创刊于1932年7月,虽前后只出版了4期,但所刊发的文章却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意识和开阔的批评视野。随着1933“中国电影年”的到来,这些文章中所提到的问题,在电影创作上均起到了相应的影响,并由此带来了产业自主与内容理性等多方面的积极转向。《电影艺术》在电影批评上的尝试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从中亦可看到艺术批评与艺术创作之间相互联动的媒介时代特色,对于当下有效艺术批评的建立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