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与苏区文艺的经验价值

发生于江西中央苏区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苏区军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战争的思想主张,同时还为延安文艺和解放区文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价值。这种经验价值具体表现为:以识字扫盲运动为前导,尽可能提升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准,进而为“文艺大众化”运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以“红色山歌”“图画讲演”及“活报剧”为表现形式,将革命宣传与群众娱乐融为一体,开辟了一条“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有效途径;以“工农剧社”为孵化器,培养苏区自己的艺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艺大众化”的艺术品味。总而言之,苏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经验价值,就是追求“娱乐性”与“革命性”的完美统一,并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创造了“人民文艺”的早期形态。

掀起革命的巨潮——湘鄂川黔苏区文艺动员研究

湘鄂川黔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深刻吸取过往湘鄂西苏区、黔东苏区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紧紧抓住湘鄂川黔边地区发展文艺运动的有利社会条件,把文艺宣传作为革命动员的头等手段,掀起了一场革命动员的巨潮。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动员中,湘鄂川黔苏区科学制定文艺宣传动员目标,积极构建覆盖苏区的文艺宣传组织网络,广泛开展形态多样、丰富多彩的文艺宣传活动,其为坚持湘鄂川黔苏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湘鄂川黔边地区的广泛传播,成功地探索了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道路。

革命文学运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的转向

在革命文学运动时期,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民国初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作为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传入中国时,日本是重要的理论中转站,此时意识形态的理论重心集中于“精神上的构造”“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两方面意涵。而在革命文学运动中后期,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形势及革命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传播也逐步摒弃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日本因素,实现了与俄苏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对接;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重心,也随之转变为强调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立场。革命文学运动时期文艺意识形态理论和阶级斗争立场的绾合,对中国革命时期与建设时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理清上述理论转变过程,对于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论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文艺政策——不以文化“围剿”为视角

1929年,面对左翼文学的冲击,国民党推出了三民主义文艺政策。但因为理论贫乏、组织不力,不久便在左翼作家和自由派文人的抵制下败下阵来。1930年,为配合蒋介石与胡汉民之党争,同时也旨在与西山会议派控制的中央宣传部争夺话语权,CC派把持的中央组织部又揭櫫了民族主义文艺旗号,一方面抨击左翼文学,一方面鼓吹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发起之初一度颇具声势,然因自身组织涣散和持续内讧,亦很快遭遇重挫。在1934年文艺宣传会议的推动下,兼之宣传策略的调整,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逐渐重振旗鼓。其复苏与再起,对左翼文坛的转向或不无刺激,同时也为抗战文学的兴起做了一定铺垫,但其浓厚的御用性质却始终为人诟病。

延安文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延安文艺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范式,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文艺事业的高度融合与深度互动。延安文艺运动坚守人民至上的文化价值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方面的核心特质;延安文艺运动大众化的追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社会性及其在中国语境下所实现的新的文化自觉;延安文艺运动的民族形式建构赋予了文艺民族品格和中国气派,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问题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文艺在内的人民革命事业中,延安文艺是一个经典的辉煌篇章。

论“革命文学”扩张的大众化立场与路径选择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目标是要通过启蒙而建构"国民"主体,它所践行的"文艺大众化",实现了书面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换。继起的"革命文学"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有着与"五四"时代不同的价值理想。在无产阶级利益本位的影响之下,革命文艺大众化进行了一次话语载体的拓展旅程。面对"五四"文学话语的知识分子化和"新文言"的现实,革命文学大众化进行了白话的"二次革命",将知识分子的白话转换为底层的日常白话;面对民众普遍文盲的现实,将文字从书面语向口语拓展;将传统意义上的书面文学转向口语文学和说唱等综合表演艺术,将文学拓展为文艺;最终,在大众文艺运动中将文学泛化为群众的日常文化生活。

瞿秋白的侠文化批评与文艺大众化运动

面对20世纪30年代武侠小说盛行的热潮,作为革命家的瞿秋白着眼于特定时代需要和革命发展实际,对侠文化作出阶级分析,不仅揭示了武侠热的深层动因,指出武侠小说的社会危害,从思想倾向上对其进行无情批判和彻底否定,而且认识到新文学与旧文学争夺读者市场问题的严峻性及其任务的艰巨性,注重思想启蒙,唤醒民众起来抗争。同时,作为新文学作家,瞿秋白从文学本体论角度发现并肯定了武侠小说艺术形式上的长处,积极投身于文艺大众化运动,为反对武侠主义找到了一剂良方。在瞿秋白的批判视野中,反对武侠主义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斗争任务之一,文艺大众化则是他审视和反思武侠小说的重要基点。瞿秋白的侠文化批评话语和文艺大众化思想对后世文学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对其局限性必须保持清醒认识。

关于延安“新秧歌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发生与特定地域的民间文化传统存在直接渊源关系,更与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及其规约密切关联,是陕北传统秧歌与借助民族民间艺术形式,表现工农兵生活、实现文艺大众化,进而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策略相遇合的产物。它的发生、发展及其深刻影响,无不决定了其作为一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学术界关于该论题的相关研究,却走过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对延安"新秧歌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既是关于一个特定历史事件及人们认识过程的回顾,也是关于学术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一种反思。

左翼及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与儒道传统思想

左翼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的功能、内容及风格等方面的不同认识与儒道传统思想的分野密切相关,是儒道两种思想艺术观念经几千年历史流变而在现代特定历史环境下走向极致的产物。儒道思想在互补交流中造就了灿烂的古代文学艺术。反之,则导致艺术的偏狭发展。左翼与自由主义文学同样如此。当前,在总结现代文学史"极左"教训的同时,又出现了抑儒扬道、过分张扬自由主义而彻底消解左翼传统的趋向。以"和"的观念对左翼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进行整合,十分必要且相当迫切。

论黄震遐创作的基本思想特征

黄震遐是民族主义文艺派的重要作家。《陇海线上》、《黄人之血》、《大上海的毁灭》是其代表性作品。《陇海线上》站在国民党蒋系的立场上反对国民党其他派系 ,却以“报效国家”为标榜 ;《黄人之血》表层意识是鼓吹大亚西亚主义 ,深层意识则是反苏 ;《大上海的毁灭》表面上是在歌颂抗日英雄 ,实际上却是为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辩护。三部作品分别表现了黄震遐对待国内军阀战争、中苏关系、中日关系的不同态度。而在这些不同态度的背后 ,却有着基本的思想特征。这就是以民族主义为旗号 ,而又体现国民党蒋系的政治意志。由于他所维护的党派在政治代表性上的狭隘性 。

由报告文学创作看延安文艺转型

延安整风运动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延安文艺的分水岭,使得延安作家的文学创作、理论话语阐释发生巨大转折。从整风前后延安文艺状况的比较着手,以报告文学为视角进行研究,认为报告文学在《讲话》发表后异军突起,不但成为实践《讲话》"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精神的重要文学样式,而且成为延安文艺由多元向一体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论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发生语境

陕北秧歌是植根于乡土世界与民众精神之中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民间文化形式之一。20世纪40年代,这一传统民间文化形式被发现并纳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文艺建构与发展的全新轨辙。中国左翼革命对"民间"的发现以及借助对传统民俗活动的挖掘与利用来建构其文化新秩序的策略实施,使借鉴民间传统秧歌的表演形式而创造的新秧歌有了发生的契机,新秧歌运动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得以展开。

新秧歌运动中延安知识分子话语的消解与重塑

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并在解放区广泛开展的新秧歌运动,不仅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动员、建构解放区革命文艺新秩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也对改造民间社会及其民众思想,特别是整合知识分子的情感方式和价值观念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新秧歌运动的工农兵主体文艺指向,在使延安知识分子发挥自身职能专长参与革命文艺秩序建构的同时,开始了角色的转变与思想改造过程。特定政治权力和大众意识的双重趋迫下知识分子话语的缺失及其文化性格的重塑,在这场以改造置换乡土民间艺术使之适用于特定意识形态文化建构的文艺运动中得到了富有意味的呈示。

五四"认知模式中革命话语的初步确立──论瞿秋白"五四"观的政治情结

80余年来,对五四运动的解说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瞿秋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评价五四运动的第一人,他将五四运动纳入世界革命视野中来考察,是"五四"激进革命话语形成和确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瞿秋白领导了一场文艺大众化运动,旨在通过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批判性审视,为新的文学革命鸣锣开道。他倡导来一场"无产阶级的'五四'",以否定资产阶级的"五四",实质是文艺领域领导权的争夺,与其说是文学革命,不如说是政治革命。

俄苏文艺传播与近代中国社会

俄苏文学艺术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的覆盖面不是很大。其地位也很难说是举足轻重。但是它们在中国文艺领域中的表现却相当活跃，相当前卫，相当锐利，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核心思想和艺术宗旨，通过左翼文化运动和延安文艺等社会运作方式或存在形态，主导着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渗透到中国社会大众的思想和意识中，成为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主流。迄今为止仍处处可以看到它们的痕迹、它们的影子、它们的存在。

延安文艺整风对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塑造——以周扬为个案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在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塑造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周扬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整风运动中,周扬扮演了批判与自我批评的双重角色,即对王实味的批判和关于鲁艺专门化方针的自我批评。经过这一转变,周扬逐渐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在文艺界的领导者,他的文艺思想不再驳杂,他的社会角色也日渐单一。

五四时期的文艺思潮与现代美术教育模式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西学东渐”、现代美术思潮、新式教育的影响下诞生和发展。其教学模式具有教育思想的开放性与国际性、教学模式的多样性、教学方法的现代性与实践性、教材的系统性等特点。

近现代文学大众化话语的发生与衍化

从近代文学革命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左联"的文学实践,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始终没有放弃"大众化"的努力。在这个演绎过程中,文学不仅承载着审美使命,更肩负着改造中国政治,改造国民灵魂,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想的重任。从文学民间大众话语的发生、转换到改造、确立,无论"大众化"的话语内涵如何转换,它始终坚持并追求着"化大众"的目标。然而,在承接"大众化"旗帜的时候,1958年"新民歌运动"在欲将民间文化资源作为文学的最终归宿时,为文学大众化画上了句号。

建构中国式的启蒙美学——对五四浪漫主义文艺观的一种新阐释

一般认为,创造社的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充满了浓郁的感性色彩,是一种重“直觉”和“灵感”的浪漫主义美学形态。本文通过分析其客观性与统一性、理性与情感的内在矛盾,指出其美学观中的所谓“自我”归根到底是社会的“现实的自我”,社会的与主体的、外部世界与内在心理图式等这些表面上相互对立的两极在体验性的“自我”中得以交互融合。在理性与情感的关系上,他们追求二者的相互激荡,进而通向人性的自由。对美的哲学标准的建构、对美学人本主义精神的弘扬,正是对五四时代独特的启蒙哲学精神的反映,这种启蒙理性的美学建构方向既表现出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美学发展规律相通的一面,也体现了本土化的努力方向。

多重话语纠结下的叙事分裂——从丁玲《在医院中》看延安文艺运动

丁玲的《在医院中》体现出受五四传统影响的作家在延安文艺运动中的错位感和失语状态,表现了从城市进入延安的作家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多重话语纠结下的叙事分裂,透过《在医院中》的话语矛盾可以看到延安文艺运动的多重性和复杂性。通过解读《在医院中》的多重话语纠结,在方法论上进一步对延安文学进行具体、细致的个案研究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