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仁寿石佛湾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四川省仁寿县方家镇哨楼村石佛湾摩崖造像现存13龛,造像组合包括三佛、七佛、五十三佛、一弟子二胁侍、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等,可辨题材有弥勒、僧伽、三世佛、过去七佛、五十三佛、一佛五十二菩萨等瑞像。根据造像题材及风格,可推断石佛湾摩崖造像开凿于8世纪晚期至9世纪上半叶。

四川资阳中和镇菩萨岩、临江镇佛尔岩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资阳市中和镇菩萨岩与临江镇佛尔岩摩崖造像均为沱江流域中晚唐时期的典型造像点,二者在龛形、题材和造像风格等方面皆有相似之处。前者雕刻较精美但纪年缺失,后者虽被盗损却有明确纪年题记,可互为参照。综合崖面布局、纪年题记以及其他参考因素,初步判断两处造像集中开凿于8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初期,晚唐及以后有补凿、搭建建筑和妆彩活动。两处造像题材有一佛、三佛与多身胁侍(含天龙八部)的组像、五十三佛、舍利塔等。

家国之间:唐元和时期进奉的二重性解读

唐元和时期,宪宗对官员进奉采取了既限制又纵容的双重态度。宪宗通过敕令多次强调禁止无名进奉、税外加征,同时,又以家财、羡余等名义给官员进奉以合理的解释。从助军钱分析可见,朝廷即便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公开加税,对挪用地方财物助军的行为采取了严格管理,从形式上维护了“不征于人”的形象。这就使得进奉在法令的模糊边缘游走,皇帝和臣子从为国积财、舍家为国出发,赋予了进奉伸缩性的解释。这种家国之间的二重性,再加上出于弥补财政不足及维护政治秩序的现实需要,使得中晚唐的进奉在既调和又冲突中发展。

论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的空间书写

长安仙幻小说作为中晚唐传奇中形式独特的一类,繁复的空间书写是其突出特征。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中建构了三种不同的空间,分别是长安城、仙幻异界及“庙堂”文化影响下所展现出来的社会空间。特殊的空间书写形式导致小说中的空间表现出三个特点,即在空间跨越上具有灵活性、在文化交流上具有包容性、在情感基调上具有悲剧性。从整体来看,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中的空间书写既是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继承,也丰富了唐传奇的题材类别,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中晚唐辽代天德军史事考释

唐贞元以降,天德军防御使治西受降城,兼任丰州刺史,这与唐代方镇例兼治州刺史的情形不同,却是在军事防御中有效统筹军、民的地方惯例。元和年间,为协调河套平原东部振武镇与西部天德镇的防御体系,天德军防御使、天德军移治天德军故城。五代初,河东李晋政权控制该地。辽朝攻占天德军节度使辖区后,将丰州东迁。丰州军额为天德军,在丰州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名为天德军的政区,《辽史·地理志》的相关记载有误。

《大唐西域记》中死亡类词汇所见唐代人之“生死观”

《大唐西域记》是中古时期史料价值较高的地理史籍,记载了玄奘西游诸国的传闻见识,涉及疆域、山川、风土、宗教等多方面内容,是语言接触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本文以《大唐西域记》中死亡类词为主要研究对象,按照词义进行初步分类,在训释字义、历时分析的基础上,分析目标语料中死亡类词汇的基本面貌和后世的词义演变情况,从而研究佛教观念影响下的唐代人之“生死观”。

“血缘”抑或“政治”——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

中晚唐五代时期拟制血亲的构建打破了原有的制度约束与伦理规范,逐渐贯穿于社会各阶层而成为一种普遍化现象。如何理解这种转变背后蕴含的复杂原因?哪类因素主导产生了这种变化?既有研究倾向于对可能性影响因素进行简单的列举与剖析,但仅关注“因素是什么”,鲜有探讨“因素都有什么”与“因素间的排序与联系”。本文关注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应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归纳影响因素,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判别作用机制,基于整体性视角对假子泛滥现象的生成原因进行系统性的剖析与检验。研究发现无论价值崩塌与宦官干涉是否存在,在考虑血缘宗法的情况下,战乱动荡的收养客观情境与政治争霸的收养主观意图导致假子盛行。由此可知政治性因素已取代原有的血缘宗法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刺激制度松动与调适以影响其他因素,最终形成了整体性原因谱系,施加于拟制血亲关系的建立过程而诱发转变。鉴于此,文章构建了“因素归纳—组态判别—关联探究”的逻辑链条,深度剖析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加深对相应历史的理解与思考。

中晚唐邑客的地方化与地方社会治理

邑客在中晚唐社会的出现,源于生活震荡的直接推动,也是“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变革的政治与社会效应。在门第政治的余晖中,作为具有相应政治、文化诸优势的外来群体,邑客对于科举及两京姻旧网络的依赖,延续了士族政治生活的旧传统;但科举竞争的圈内压力以及人际网络在代际更迭中的松散倾向,迫使邑客与地方势力在竞争中,逐步走向合作共生。在融入地方的过程中,邑客对于地方文化、经济、伦理教化诸领域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与在地有力者的合作实践,逐步生成了两宋而后基层生活的基本权力结构与日常治理模式。

陕西西安东郊西等驾坡唐墓发掘简报

2021年9月至2022年4月,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更新项目,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雁塔区西等驾坡村发掘了一批古代墓葬。其中唐墓两百余座,8座出土墓志的墓葬年代明确,为研究唐中晚期中小型墓葬提供了新资料。

唐代中后期的“以理言道”“言意之辨”与诗文观念

“理”本是先秦两汉思想世界中的基本语词,唐代中后期儒者对于“理”的再次聚焦,在延续先秦两汉以政治生活为核心问题域之旧传统的同时,亦强化了“理”统合、会通的思想功能。“以理言道”的认知新风与“道”之虚化及“理”成为思想方式的核心范畴,乃是此时期颇易体察的文本现象。“言意之辨”在此风习形成的过程中,既是作为助缘的方法,也因之被再度问题化。唐代中后期的知识世界呈现出以“理”论文的明确倾向,作为人生态度及理念的“理”与一般的“理”成为文本书写与诗文观念的重要内容,而“陈言之务去”及“与造化争衡”的共识化则是“理”范畴化对于唐代中后期文学影响的另一明证。

试论唐末的“僧侣伴直”现象

寓直是唐人在朝为官时期的重要职守之一,中晚唐时期,朝官们为了消解夜晚独宿宫禁时的寂寞,多借用习禅来静坐养心,白居易、郑畋、郑谷等人诗中多有直接表现在寓直之夜学禅的情形。唐代末期,朝官在宫廷寓直时会邀请僧侣陪伴,出现“僧侣伴直”现象,这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晚唐时期,僧人与朝官交游密切,从情感上达到了“知己”的境界。这种知己感,使他们既同怀伤感乱世之心,又共有避隐山林之趣,这是“僧侣伴直”的情感基础。唐末的“僧侣伴直”往往发生在中书省、尚书省、秘书省,僧侣主要来自内道场。“僧侣伴直”既是文人的精神需要,又是佛教与政治融合的深化。通过品茶和谈静的交流形式,伴直僧侣与寓直文人达到某种精神的默契,从而淡化了个人与时代的焦虑。

试论中晚唐影占之弊与朝廷对策

唐中期颁行两税法后,对财政而言虽然带来一定时期内的征税便利,但也衍生出诸多弊端,其中影占即为最显著的问题之一。两税法并非影占的必要条件,然其制度漏洞为影占行为的出现提供了有利契机。至中晚唐,无论豪强大户或普通百姓都尝试利用影占规避朝廷税役,对中晚唐社会经济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故而唐廷积极出台对策,以期消弭其不利影响。从总体上讲,唐廷对于影占问题的对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晚唐以来税役制度的变迁趋势以及社会矛盾的复杂性。

世积乱离与中晚唐早朝诗

中晚唐早朝诗在世乱的背景下,隐藏着诗人幽微心境的变化。与初盛唐相比,中晚唐早朝诗出现了清峭冷寂的风格。诗歌意象也产生诸多新变,朝着世俗化、偏重主观感受的方向发展。中晚唐早朝诗由单纯颂圣转变为文人聊以消忧的窗口,彰显着中晚唐诗人心态的内敛,仅用气势恢宏去概括中晚唐早朝诗有失偏颇。

论中晚唐游仙诗的世俗化--以曹唐为例

中晚唐游仙诗创作不同于前代单纯向往长生或感叹抒怀,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曹唐的游仙诗最能体现这一新变,不仅在诗中展现人间化的仙界,而且不假雕琢,表达通俗。游仙诗世俗化的成因,与中晚唐的时代特点密切相关。

试论中晚唐音乐文化转型之特征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主要集中于盛唐,学术界历来对盛唐音乐评价高,而对中晚唐时期的音乐关注不多。唐代音乐的发展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的特征。与盛唐相比,中晚唐时期的音乐亦有着自身转型的新变化。宫廷音乐的散落与重建、民间俗乐的开放与兴起,文人音乐、私家乐伎和军营音乐的隆起,形成了这一时期音乐发展的主要特征。尽管中晚唐音乐兴盛的规模和艺术成就难以超越盛唐的水平,但是对于整个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论“武功体”

“武功体”指姚合创作于任武功县主簿及富平、万年尉等卑吏期间的以《武功县中作》为代表的闲适类作品。武功体的产生与元和末长庆初的政治局势、文学风貌以及诗人自身的特殊经历均有直接的关系。“武功体”是姚合诗歌艺术成熟的标志 ,它以独特的艺术表现使姚合在中晚唐诗坛上自成一家 。

中晚唐“苦吟”内涵的再考察

中晚唐的"苦吟"不仅是一种苦思的写法,还有更多的内涵。第一,苦吟诗人在人群上以科举穷士为主,内容上以吟苦及苦闷的消解为核心;第二,苦吟还体现了穷士诗人在困境中逆俗自立的不懈追求,他们或倚之科举及第,或倚之实现立言不朽的追求,或倚之寄托心灵、实现精神生命的延续;第三,苦吟还是苦吟诗人苦中作乐的生活方式与癖好,他们把苦吟与休闲结合起来,使苦吟成为一种颇有吸引力的写作与休闲自娱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有的苦吟诗人吟诗甚至达到了成狂成痴的地步;最后,苦吟诗人在风格上有苦吟以求怪奇和精妙的审美倾向。

韩国本《十抄诗》中的唐人佚诗辑考

域外汉籍文献对我国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韩国唐诗选本《十抄诗》,其中包含大量中晚唐佚诗 ,对唐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珍贵材料迄今尚未披露 ,现将其辑为一篇 ,校勘异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