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行贿犯罪的治罪与治理——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分析中心

作为腐败犯罪的“污染源”,行贿犯罪的司法处理长期以来存在着重大的偏差。为了克服行贿犯罪的处理偏差与刑事法网内部的结构性缺陷,进一步贯彻“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刑事政策,《刑法修正案(十二)》就行贿犯罪从重处罚的情形作出专门规定,衔接了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刑罚设置,提升了单位行贿罪的惩罚力度,并调整了行贿罪中特别自首的规定。就行贿犯罪的治罪而言,相关修改织密了惩治行贿犯罪的刑事法网,提升了惩治行贿犯罪的刑罚力度。但就行贿犯罪的治理而言,刑法本身能够提供的治理效能终究有限。基于行贿犯罪的犯罪规律和复杂成因,还需立足于整体与长远,实质性地解决行贿犯罪的有效治理问题。在当前行贿犯罪系统治理的初期,以建构与完善关于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治机制为切口,完善利益惩治和资格惩治两方面的措施,可以有效治理行贿犯罪中的典型犯罪人,为逐步实现贿赂犯罪的标本兼治与系统施治奠定基础。

行贿罪现存困境及规范路径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视角

行贿受贿双方基于利益勾连形成的内部壁垒,导致贿赂犯罪难以遏制。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视角,对行贿罪的立法沿革、立法缺陷以及司法适用困境进行梳理,应当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行贿罪选择两方面的完善路径:一是构罪要件上将行贿对象“财物”修改为“不正当好处”,将行贿方式从“实际给予”扩大至“提议、许诺、实际给予”,细化“不正当利益”;二是刑事责任方面应提高罚金刑适用、构建资格刑制度以及限缩特别减免条款适用。

环境犯罪治理的刑事政策转型与施行路径

环境刑法受到“轻缓化”刑事政策影响,过度保持谦抑性,致使刑法在环境保护中只能起到次要作用。对此需要构建贯通模式的环境犯罪治理体系,将环境犯罪治理刑事政策作为最高指引,通过确立环境犯罪刑法的相对独立地位、加强单位环境犯罪的惩治、制定严厉的环境犯罪量刑标准等,实施“从严打击”的环境治理刑事政策。

数据犯罪刑法规制的具象考察与策略优化

以维护数据安全、释放数据价值为导向,构建符合我国数据犯罪特征的刑法规制模式,是立法者、司法者和研究者共同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我国刑法中尚未以数据法益为核心建立罪刑规范体系,刑法规制数据犯罪的行为链条和行为类型并不完整,仍存在明显的体系性不足与系统性缺陷,导致数据犯罪的刑法规制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都面临困境,且难以通过刑法教义学的阐述来解决,因此数据犯罪刑法治理在立法论层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为了兼顾数据犯罪刑法规制模式的系统性与有效性,同时保持刑法介入社会治理的谦抑性,数据犯罪的刑法治理应贯彻“严而不厉”的基本思想。通过构建纵向维度与横向维度的治理链条,形成数据犯罪的立体化刑法治理体系,实现对数据犯罪行为从上游到下游的有效治理和对数据犯罪行为类型的全面规制。同时,应严格把握数据犯罪刑法治理的轻重程度,寻求社会治理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平衡,谨守刑法不阻碍科技发展的底线。

共享发展的民生刑法面向

民生权益可分为生存权和发展权两个层面。共享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强调均衡、兼容、公平与普惠,是中国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法治建设的重点之一就是着力解决民生发展中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促进实现共同富裕。民生刑法有着尊重人格、关怀人性、保障人权的人本价值。在新时代发展中,民生刑法具有四个方面的价值维度:保障权利自由与维护秩序安全、维持公平正义与促进效率激励、弱者倾斜保护与兼顾利益平衡、倡导宽容人道与贯彻宽严相济。刑法应当对民生权益给予有力的保障和救济,把握民生侵权行为的入罪门槛。应当确立积极审慎的刑法观,防止刑法调控民生风险的过度化。基于包容性治理理念,民生领域刑事治理应当推动刑事立法民主化,构建多元化协商合作机制,完善软硬法结合的规范体系,实现民生刑事法治的中国式现代化。

大数据时代刑法介入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视域限缩

大数据时代,信息以数据为载体实现传输共享,高效利用的信息在产生巨大效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持续猖獗。在此背景下,我国刑事立法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中采取了积极介入的立场,体现了风险时代下的积极主义刑法观,但运用效果不佳且存在适用范围、罪名界定不清等弊端,由此产生的社会治理刑法化问题值得深思。此类问题的本质在于对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这对动态平衡的法益认识不足,由此产生对刑法在社会治理层面的消极定位认识不当。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立法中,仍应以法益作为成立犯罪的必要考察条件,纵向构建分层治理体系,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充分发挥民商经济法的保护效用;内部建立多元排除机制,贯彻刑法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兜底的消极定位,限缩刑法介入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视域,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体系化保护。

生物刑法的保护法益与规范调适

生物犯罪的范围长期面临着一定的争议,其根源在于未能厘清生物刑法的保护法益。我国生物刑法规范保护法益定位不明,同时在对生物犯罪治理方面,仍沿用传统刑法规制手段与思路。生物刑法的保护法益应为生物安全法益,而非生态法益。生物安全法益包含个体法益与超个体法益两个层级。基于生物安全法益观,我国生物刑法规范应当作出适当调整,具体包括创设生物安全“风险犯”、将生物刑法从环境刑法中剥离、加强生物科技风险预防类犯罪和单位生物犯罪立法等内容。

环境伦理视野中的环境刑法法益

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存在着联系,它们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区别。我国环境刑法法益的选择或确定应遵循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我国环境刑法法益应当是人类的生存或安全。首先是人类的生命、健康或重大的财产这些直接法益,其次是人类的生命、健康赖于存在的自然生态系统或其中的要素这些间接的法益。

论生物安全的刑法保护——兼论《刑法修正案(十一)》相关条文的完善

在生物安全威胁日益严重、公众生物安全诉求日益高涨的背景下,作为一种新兴法益,生物安全法益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生物安全法益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本质内容,应当划归至刑法上的公共安全法益范畴。刑法作为“保障法”,是生物安全法律规范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打击生物安全犯罪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检视我国现行刑法规范可以发现,生物安全犯罪的规制范围缺乏严密性,结构体系缺乏系统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生物安全犯罪的治理效能。在生物安全威胁不断涌现和加剧的背景下,应该加强生物安全刑法立法,尽快完善生物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体系,实现生物安全法益的全面、周延保护。在完善立场上,应该秉持积极保护、预防性保护和理性保护的立场;在完善对策上,应该补充相关罪名、调整体例结构、明确入罪标准。

生态环境之刑法保护——以环境利益为视角的审视

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有被动滞后的弊端,而晚近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亦存在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刑事领域应将环境利益扩充为保护法益,以求修正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的固有缺陷,并由此拓宽环境资源刑事法律保护的新视野。

生物刑法的保护法益与发展路向

生物安全作为生物安全风险日趋严重背景下的极端重要法益,应受到刑法的有力、有效保障。生物安全法益涉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等,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国家安全、人类安全与个体安全三层结构。生物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刑法介入生物安全风险,不仅需要正确处理科研自由、经济发展与生物安全保护的矛盾,而且需要正确对待生物技术的双重适用困境。从刑法是保护生物安全法益的最佳化命令与框架秩序出发,现代生物刑法应当确立刑法保护“早期化、严密化、专门化”的规范取向,采取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刑体系,并且根据生物安全风险的评判标准及其不同等级划分,选择不同的犯罪模式与罪刑结构,以有效预防与控制生物安全风险。

论生态法益的刑法保护

生态文明的实现需要法律的保障,但是当前刑法对于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诉求反映较少,对于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较为有限,故而将生态法益纳入刑法的保护范畴是十分有必要的。生态法益纳入刑法范畴不符合传统刑法将法益分为国家法益、个人法益、社会法益的理论,因而文章从刑法功能的角度入手,结合我国发展的现实需求,重新定位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与人权保障功能,论证生态法益进入刑法视野的合理性。在刑法当中确立生态法益,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在刑法当中的集中反映,也是刑法更好实现自身功能的不二法门。

刑法立法效益问题研究

刑法立法效益是刑法立法机关制定刑法所产生的符合立法者主观预期的客观效果与收益,是刑法立法收益扣除刑法成本、刑法质量、公民法律意识等因素后的净收益。刑法立法质量、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都对刑法立法效益产生影响。刑法立法效益是以耗费立法成本为前提的效益,以刑法立法收益为价值追求。刑法立法效益与刑法立法效率、刑法立法收益、刑法立法质量是有区别的,刑法立法效益主要取决于刑法成本和刑法立法收益。刑法立法效益的内容包括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互联网金融视域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审视与重释

传统刑法理论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国家垄断金融的刑事政策下加以适用,导致处罚范围的极度扩大,压制了市场经济下非国有市场主体的生存空间。在互联网金融引导金融创新的背景下,听任此罪的扩张适用成为深化金融改革的障碍。由于互联网金融本身的两面性,为更好规制侵犯公众财产权益的金融犯罪,此罪有其存在必要。但随着金融刑事政策的调整,此罪保护的法益应由金融管理秩序转换为公众财产权益,并且对"公众"的理解不能忽视其"众"的一面。由此,在保留此罪的前提下,予以目的性限缩解释,立足于金融创新而惩治金融犯罪。

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

刑法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是最严厉的法律救济手段,对犯罪行为具有预防、控制和惩处的功能。文化遗产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具有脆弱性和不可修复性。在文化遗产犯罪猖獗的今天,通过刑法对文化遗产予以保护既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但是,我国刑法对文化遗产犯罪在立法目的和制度设计上都存在一定缺陷,从而限制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要通过刑法预防和控制文化遗产犯罪,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就要对现行刑法予以进一步完善。

西部大开发视野中的环境刑法立法思想

为了增强环境刑法对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平衡的维护功能 ,最紧迫的任务便是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基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 ,传统的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观念应有所松动 ,在人、自然、社会三者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态系统中考察刑法 ,刑法机能可表述为保障人权、社会保护、维护生态平衡的互为犄角的三元结构。另外 ,环境刑法作为种概念 ,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为其指导思想才更为适宜 ,它也将对我国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产生深刻影响。

论功利主义的刑法理论

本文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论述了刑法的功利主义理论。功利主义的刑法学说源于贝卡里亚的刑法理论,边沁则是功利主义刑法学说的集大成者。功利主义刑法理论核心是,犯罪行为带来的苦大于所带来的乐,刑罚本身是一种恶,但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边沁之后,功利主义成为英美国家刑法理论的主流之一,美国的社会学法学和经济分析法学对刑法的解释都受到了功利主义的影响。

从环境刑法法益的角度谈环境刑法的完善

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环境法益,而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只注重对环境犯罪侵害人身、财产法益的保护。在绿色文明时代,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应确认环境法益在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刑法法益中的主导性地位,树立环境刑法法益在整个环境刑事立法上的指导形象。

婚姻家庭法中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儿童权利公约》中规定的原则,是保护儿童权利的根本准则。它确立了一个重要理念,即涉及儿童的所有行为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婚姻家庭法中如何体现该原则,现行法律存在较多疏漏,尤其在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和探视权的行使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需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一国两制”框架下的中国毒品犯罪的惩治与防范——以内地和港澳地区的区际刑事司法合作为场域

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跨境毒品犯罪问题越来越严重,为此需要针对此区际毒品犯罪特点,完善内地和港澳地区联手打击毒品犯罪机制。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制定适宜三地刑事司法协作的统一刑事政策,进而推动内地与港澳地区法律实现效益对接;在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注重平衡打击毒品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关系;突出警务合作,完善两地警方司法协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