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嬗变

鲁迅早年的立人思想从属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他在五四时期结束沉默,加入新文化人的启蒙呐喊,不是对早年立人思想的回复,而是对新的启蒙课题的重新认同,是他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飞跃。鲁迅从早年的立人思想到五四时期对思想启蒙的重新认同,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到五四思想启蒙的嬗变。这种嬗变主要表现在:启蒙的根本目标由民族自救转变为民主追求,启蒙的中心任务由改造国民性转变为道德革新,启蒙的基本手段由引进西学转变为反传统。

中西启蒙运动比较初探

关于西方启蒙运动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已有许多学者撰文探讨。但对二者的比较研究还比较薄弱,故文章就二者的主导性倾向进行总体比较,以揭示其间的联系和各自的特征,以使这一段有关启蒙思想的发展脉络更为清晰。

“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身份认同

"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共同存在、不可分割的两个命题,将它们放在一起考察并相互印证,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解和阐释才会比较全面和深刻。"思想启蒙"曾被作为"五四"新文学精神内涵的主要特征,但"文艺复兴"却暗潮涌动,且日渐成为主流话语;"思想启蒙"则被反思、质疑或遮蔽,出现了从"反叛传统"到"回归传统"的话语转向。对于"思想启蒙"与"文艺复兴"的不同定位和价值确认,关系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的资源、路径和功能等问题。"五四"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拥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联系,新文学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则被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赋予了崇高的历史使命和价值期许。

“大启蒙”视野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的“五四观”为反思对象

从"大启蒙"的视野来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陈独秀的"五四观"为考察中心,从而辩证、综合地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由此,我们选取了陈独秀1938年的《"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1915年的《敬告青年》、1938年的《抗战与救国》和1937年的《孔子与中国》作为反思研究对象,来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符合启蒙的积极要素和误读启蒙的消极因素。与此同时,试图重新发现陈独秀对启蒙、救亡和孔子的独特理解。

论“五四”的思想启蒙及其历史限度

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启蒙”而发端,《新青年》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却彰显了这一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限度。本文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传统、现实、以及启蒙自身等三方面原因,指出新文化运动的阙失在于其忽视了知识系统的建构而把重心落到了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确立层面之上。

影响与促动:科学思潮与“五四”小说的启蒙话语

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以及科学救国风尚的盛行,引发了“五四”科学思潮的勃兴。当时崇尚科学的浓厚文化语境,既促发了“五四”小说家们利用民主思想对民众进行启蒙,又注重运用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来达到启蒙的效用。提倡科学理性精神,以科学为武器消除民众愚昧落后的思想意识;唤其觉醒,而建立新的社会文明,是科学思潮对“五四”小说启蒙话语影响的重要体现。

激进还是保守:重评“五四”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文化上的新保守主义的风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受到一部分学者的质疑。分别出于新启蒙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文化立场的学者,围绕对"五四"的历史价值评判,各执一端,针锋相对地对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与保守两股文化思潮的历史功过进行了阐发。对"五四"的重评,包含了学术界诊断中国历史文化症结和引导当下文化走向的强烈诉求;体现了在全球化时代,学术界对如何化解启蒙与保守、西化与民族化之间的间隔,寻求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意见分歧。

试论“浙江潮”与“五四”文学运动

20世纪初涌动的文学“浙江潮”对“五四”文学革命起了领军的作用。以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倡导的启蒙意识、人本主义与“平民文学”构成了“五四”文学革命深邃的精神内涵。

未竟之途: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式启蒙

18世纪有关启蒙与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话语一经建构,便在数百年间经历了流变、分化、消解与重释的变迁,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启蒙之路亦是如此。以启蒙与知识分子两大学理的联系回溯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之路的起源、酝酿、发生及论争,不难发现二者于不同历史语境下或共谋或对峙的富有张力的局面。重回历史、反思现世再观至未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断诉诸五四的深层原因便在于对长存的启蒙精神的不懈求索。

五四运动对当代青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的启示

五四运动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当代。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在选择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我革命精神,以及为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不懈奋斗的精神,为当代青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是培育当代青年价值观自信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