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以雷山县三个苗族村落为例

探索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对非遗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扎根理论提炼影响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关键因素,并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影响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关键因素有综合利益、社会力量、理性权衡、情感联结、道德规范、政策支持和感知行为控制。综合利益、社会力量通过民族旅游社区居民的理性权衡和情感联结间接影响其非遗责任行为,社会力量还通过道德规范间接作用于民族旅游社区居民的非遗责任行为;政策支持是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强化因素,影响前置因素与非遗责任行为之间关系的方向和强度;感知行为控制直接影响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实施。研究结论不仅为旅游情境下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民族旅游地区引导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实施提供一定的管理启示。

旅游驱动下传统民族村寨文化景观演化特征与机理研究——基于贵州西江苗寨的案例

文化景观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表征形式,旅游发展不可避免地影响地域文化景观的演化。以大规模旅游活动为主导动因,运用实地调查和参与式制图法,对贵州西江苗寨文化景观演化特征与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西江苗寨物质文化景观整体演化强度较高,呈现出聚落协调扩张、土地利用破碎化,民居景观服务化,服饰景观展演化特征。②非物质文化景观整体演化程度较低,呈现出饮食文化景观再地方化,制度文化景观外显化,语言文化景观稳固化,歌舞节庆文化景观他娱化特征。③西江苗寨文化景观演化是多元利益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旅游者通过旅游凝视与主客互动引导村寨文化景观的演化,政府和旅游经营者通过权力调配和资本的介入对村寨文化景观的演化进行规训与筛选,村寨居民通过社区参与对村寨文化景观进行叙事与重构。

湖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策略研究

湖南民族村落的文化空间是村民生活的载体和精神的寄托,现面临着风貌较差、活力不足及社会参与弱化的问题,亟需实现保护和传承。文章针对景观、苗绣等不同形式的文化空间提出针对性的原则与策略,旨在为民族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共同富裕目标下社区主导乡村旅游发展的逻辑与出路——以贵州省黔东南郎德苗寨为例

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以贵州省黔东南郎德苗寨为案例,通过深入访谈与田野调查的方法,剖析郎德苗寨旅游参与“工分制”的起源、长存逻辑以及未来变革方向,引申社区主导乡村旅游发展的共富逻辑与出路。结果表明:郎德苗寨的文化逻辑与社会基础形塑了“工分制”,而历史关键节点决定为何选择了“工分制”。保障居民参与权的“工分制”难以规避“偷懒”而被诟病,却在郎德苗寨延存至今,是回报递增强化了“工分制”的制度惯性,且作为社区制度中的一部分,“工分制”又镶嵌在制度网络结构中形成关联依赖,产生体制锁定,两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工分制”得以长存。从人力资本特征看,“工分制”本身是有效率的,只是社区内部群体分化与外部环境变迁加剧了路径偏离,制度变迁更倾向于选择坚持村寨传统价值理念的共同富裕路径。

论松桃苗族生态文化的叙事特色及其现代转化

松桃苗族在长期与贵州地理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在其传统民俗文化、村规民约以及农耕等独特叙事中凸现出极为丰富的生态文化特色,其中包含尊崇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观念,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理念以及兼顾自然生态与自身发展统筹的生态智慧。鉴于生态文明现代化同化效应的影响,松桃苗族生态文化叙事在坚守本土特色的同时,也亟需通过坚持守正创新、加强宣传教育、加强相关政策扶持力度以及健全相关规范制度等多元策略实现现代转化,进而有力驱动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进程。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村寨的旅游转型升级研究

以民族村寨地区的西江千户苗寨为例,在全面介绍西江千户苗寨的资源和所处的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基础上,针对目前旅游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不足,探讨了未来西江千户苗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策略。

郎德苗寨社区旅游:组织演进、制度建构及其增权意义

贵州郞德苗寨是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典范,其社区主导、全民参与、以工分制为典型特征的运行模式和分配制度,被称为"郎德模式"。在国内外学者积极倡导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赋予社区权力的呼声中,郎德人20多年来一直在实践这种理念并取得丰厚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成果,这为研究旅游地社区增权模式和路径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场"。文章在文献研究和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介绍郎德苗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组织演进与制度建构过程,认为郎德苗寨社区组织演进与制度构建使当地社区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实现了经济增权、社会增权、心理增权和政治增权。郎德苗寨社区增权实践表明: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民组织化是社区增权的有效路径,制度构建为社区增权提供了有效保障,社区精英作用的有效发挥是社区增权的助推器,政府的有限介入有利于扩大社区增权的边界。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贵州郎德模式的成功实践

旅游城镇化推进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贵州郎德上寨的村民因势利导,在顺应旅游城镇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将民族文化作为村寨建设与旅游开发的核心价值贯彻始终,并发扬集体智慧,以工分制进行运营管理和利益分成,保证了文化保护的持续性,在旅游城镇化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相关、互为因果的反馈机制——郎德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和旅游城镇化的系列现实矛盾,为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乡村振兴中的旅游开发模式演进机制研究——以郎德苗寨为例

旅游开发是民族村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受文化驱动、经济诉求和制度约束的影响,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在各方利益主体的动态博弈中相互转化和嵌入组合。单一主导型旅游开发模式在当前实践过程中遭遇较多困境,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化是当前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演进的主要趋势。郎德苗寨的发展实践表明,多元组合型模式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也为其他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模式演进实践提供了借鉴和治理启示。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郎德模式的成功实践

在旅游城镇化推进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郎德上寨的村民因势利导,在顺应旅游城镇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将民族文化作为城镇建设与旅游开发的核心价值贯彻始终,并发扬集体智慧,以工分制进行运营管理和利益分成,保证了文化保护的持续性,在旅游城镇化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相关、互为因果的反馈机制,有效地解决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和旅游城镇化的一系列现实矛盾,为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旅游情境下民族村寨管理制度与经济绩效的比较研究——来自贵州郎德上寨和西江千户苗寨的案例

论文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以郎德上寨和西江千户苗寨为例,对其旅游管理制度的特征和经济绩效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地区的经济绩效,不同管理制度对旅游产业的状大和贫困人口的影响差异很大:西江"公司制"更有利于迅速做大旅游产业,而郞德"工分制"的扶贫绩效更优。鉴于贫困地区政府之手的影响巨大,文章进而提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应发挥政府、市场和社区三方的作用。

跨国民族流动与国家认同构建——以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箐脚村苗族为例

箐脚村苗族边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较大规模的跨国流动表明,跨国民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不稳定特征。国家认同的构建基点在国家与边民的持续对话中正在从政治转向经济方面,并日益明显地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当代跨国流动方式与国家认同性质、要素、结构的深刻改变,都要求开创与之适应的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富有弹性的国家认同构建方式。

郎德苗寨社区主导旅游发展中的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的困境

贵州郎德苗寨社区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的形成是当地社区基于我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实践而作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然而,该模式下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和民族社区传统社会规范的失效,导致社区居民对集体公共利益的漠视,造成了集体效率的损失。因此,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引入外来利益主体,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并对现有制度进行调整,有利于解决郎德苗寨社区旅游发展中的"搭便车"问题,使个人理性逐步走向集体理性。

路径依赖视角下他组织参与民族经济发展的路径创造——基于贵州郎德上寨旅游扶贫个案

非正式制度路径依赖是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为了探析路径依赖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以贵州郎德上寨为例,采用田野调查法,分析该村寨非正式制度特征及他组织演化,提出了他组织参与村寨旅游发展的路径构想。结果表明:郎德上寨旅游发展模式深受历史制度的影响。安全与团结、公平与效率等因素是该村寨旅游社区管理的优先考虑因素,但这也导致村寨经济陷入路径锁定。非正式制度路径依赖影响下,当地村民与他组织在共同经营村寨旅游时产生了分歧。他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旅游扶贫时,应重视构建与自组织之间的“竞争-协同”机制,这是提升当地村民对政府旅游扶贫认同度及村寨旅游发展效率的可行路径。

基于网络文本的民族村寨旅游形象感知研究——以贵州西江苗寨为例

以贵州西江苗寨为研究区,运用内容分析法,针对网络游记及点评,研究游客对民族旅游地形象的感知。研究发现:(1)游客对西江苗寨旅游地形象的感知包括地理区位、民族文化、休闲娱乐、景观景点、态度与感知、旅游产业要素六类;(2)情感多倾向于积极方面;(3)消极感知主要体现在商业化、景区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门票价格高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西江苗寨旅游形象提升的建议,以期对西江苗寨旅游形象的完善与提升提供参考。

旅游活动对民族文化村寨影响效应的研究——以贵州省西江苗寨为例

以贵州省黔东南州西江千户苗寨为研究对象,调查了村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分析了旅游活动对目的地社会经济文化影响的效应。结果显示:村民感知到旅游活动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收入、改善了交通,但也减弱了村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旅游活动对社区主要影响:外来常住人口增多,大量村民外出务工,景区空心化,景区管理重经济效益、轻文化保护,景区都市化严重,村寨民族文化同质化、商业化特征突出。因此,需要认清西江苗寨这种功能变迁的利弊,因势利导地处理好村民"二重性主体"特征,加强旅游开发中的村民参与,提高村民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与意识,创新、优化旅游开发管理思路与目标,促进西江千户苗寨可持续发展。

民族村寨旅游地游客相对剥夺感的生成与应对——以西江苗寨为例

民族村寨旅游地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存在难以满足游客高质量体验的现实问题。较差的旅游体验很有可能诱发游客的相对剥夺感,尤其是有参照比较的情况下。游客相对剥夺感影响其旅游态度和行为,游客对旅游地的愤怒、敌视及攻击行为严重影响旅游地的旅游形象及潜在游客的旅游选择,最终对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以西江苗寨为案例,以游客点评数据为基础,深入探讨分析游客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机理及应对措施。研究发现,游客旅游体验与参照比较的负向差异创造了相对剥夺感生成的诱发情境。游客相对剥夺感的生成经历游客认知、游客评价及与公平相关的情感反应三个阶段,只有当游客感知的不公平超出其情感容忍度时,才会真正产生相对剥夺感。不仅如此,游客的相对剥夺感表现为纵向—横向及个体—群体两个维度四种类型,游客现实感知的相对剥夺感可能为一种或几种类型的复合。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村寨旅游地应对游客相对剥夺感的可操作性措施和建议。

苗族旅游村寨村落文化景观变迁研究——以贝江景区的沟滩屯为例

桂北民族村寨的文化景观依托桂林的旅游发展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在改善当地生活的同时,其文化景观也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本文以广西融水贝江景区的勾滩屯作为个案分析,从居民感知视觉的角度,综合运用定量的因子分析方法和定性的田野观察法,对融水沟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的动态特点进行了分析,以期发现研究地文化景观变迁的规律,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保护、开发政策。

民族旅游文化包装创新

以贵州朗德上寨的民族旅游文化包装案例为启示,通过对贵州传统文化的分析和调研,论述了利用该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文化包装创新发展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视觉传达和包装设计等手段实现传统文化的设计增值,从而促进地区传统文化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创新模式的展开。

上郎德苗寨聚落景观分析

该文从大的山水环境,聚落节点空间与民居建筑等三个方面入手初步分析了上郎德苗寨的景观特征,其中引入了与建筑学相关的聚落、营造、历史、审美与民族心理分析等内容,在不同层面上了上郎德苗寨景观的涵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