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迁徙自由在我国的实现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历史上有过宪法实践的经历,但在建国后不久,因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而取消;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们对权利的要求日益迫切,同时,出于建立我国市民社会需要,恢复迁徙自由已经势在必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规模人口流动的事实以及政府和社会公众承受改革能力的增强为迁徙自由的实现创造了良好条件;建构迁徙自由制度应该坚持自由与秩序并重,尊重市场规律和坚持法治的原则,通过宪法规定迁徙自由,改革户籍制度以及建设、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

默示性迁徙自由的宪法学解析

默示的宪法性迁徙自由是由宪法适用机关从宪法中引申出的默示性权利。默示性迁徙自由的法理基础在于它可以弥补成文宪法权利的不足,也是因为迁徙自由非常重要,即使没有明示性写入宪法中也需要把它从宪法中推导出来。中国目前存在多种限制或阻止迁徙自由的情况,为了清除一些错误的认识障碍,有必要从宪法中引申出默示性迁徙自由,且宪法中有多项内容也足以引申出迁徙自由。

国际人权法上的迁徙自由和移徙工人的权利保护——以中国农民工为例

经济全球化促使人们充分享有迁徙自由这项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的同时,更促成了移徙工人的群体规模,从而使移徙工人权利保护成为国际人权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以中国农民工为例,移徙工人在其迁徙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所应当得到的与其所付出的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态势。从长远来看,必须高度重视人类社会生态链中移徙工人权利保护这一环。

对自由和身份的探求——论拉尔夫·埃利森小说《看不见的人》中的主人公

拉尔夫.埃利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在美国黑人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部小说在民权运动广泛开展的背景下,融合了私刑、哈莱姆暴动等大量历史因素,展现了黑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所受到的歧视和压迫。本文试图以此为基础,用存在主义分析来小说中所体现的主人公在白人至上的社会中,在挫折、痛苦和迷茫中对自由和身份的探求,以及对存在责任的渴望。

民法典规定生命维护权为生命权内容的正确性——兼与否定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主张商榷

民法典出台前,学界出现了这样一种主张:以生命维护权包含自卫权,自卫权是美国公民对抗政府的权利,人格权编规定自卫权和行动自由为根据,要求民法典删除人格权编。这种主张否定了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生命权包括生命维护权,身体权包括行动自由权的正确性。民法典已经通过了立法机关审议,成为我国的法律,人格权编是其鲜明的立法特色,是民法典的最大亮点,其中就包括规定生命维护权和行动自由权。民法典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安全,自然人有权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有权维护自己的行动自由,这是保护人民的人格权所必须。在民法学术讨论和民法典立法过程中,学者都有提出不同意见的权利,但是应当遵守学术批评和表达自由的规范。

保障抑或限制:美、德迁徙自由的宪法保障及其启示

迁徙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经受到立宪国家的普遍关照。美国注重发挥宪法解释的价值和功能,主要从平等保护条款中释出了迁徙自由,使得迁徙自由即便未被美国宪法所明文确认,亦获得了宪法层面的保障;德国则主要通过宪法明文规定的方式以保障和限制迁徙自由。美国与德国的立宪实践表明,法治状态下,迁徙自由应在保障与限制之间加以实现,迁徙自由的保障离不开宪法解释,美国经验对当下中国的迁徙自由保障具有启发意义,德国经验为未来中国迁徙自由的入完提供了思路。中国公民迁徙自由的全面保障须仰赖于"释宪"的启动与"入宪"的实现。

公民出入境管理的两种模式及其转换

公民出入境管理模式存在管制型和自由型两种。管制型出入境管理模式以维护阶级统治为目的,对公民出入境活动实行严格管制;自由型出入境管理模式以保障公民出入境自由权为目的,主张公民享有自由出入境的权利。我国现代出入境管理模式的发展过程是从管制型向自由型出入境管理模式逐步转变的过程。我国目前已经处在自由型出入境管理模式之中,但还存在诸多问题,必须予以进一步完善。

准确认识“五四”启蒙运动的伟大意义

“五四”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之简单比较 ,它所面临的严峻局势 :一方面是民众的远未觉醒 ,如何消除浓厚的奴性主义意识 ,树立人权与公民的观念 ,必须花费巨大的努力。另一方面是它的根本任务 ,在于要建立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现代文明秩序 ,这样就必须批评与消除传统文明中陈旧和过时的东西 ,因此就必然会触犯死命维护它的腐败的权势者 ,受到他们猛烈的反对、攻击和迫害。这样的形势必然会出现激进主义思潮 ,以便更好做到发聋振聩。陈独秀与鲁迅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其实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见解 ,也还是具有相当全面的观念。而不同于此种范型的杰出启蒙主义者蔡元培 ,则提出了“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主张 ,这对于启蒙过程的长期性来说 ,应该是更为适应的。林毓生认为“五四”启蒙运动 ,是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明 ,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则是由它发展而来 ,此种见解并不符合历史进程的实际情况 ,不过他提出了一种很值得加以认真讨论的见解 ,这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向前迈进。

“五四”启蒙运动评价之正误

美国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很值得加以商榷,"五四"启蒙运动所面临的严峻局势:一方面是民众的远未觉醒,如何消除浓厚的奴性主义意识,树立人权与公民的观念。另一方面是它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建立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现代文明秩序。此种形势必然会涌现激进主义的思潮,企图更好地做到振聋发聩,迅速地解决问题。陈独秀与鲁迅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而不同于此种范型的杰出启蒙主义者蔡元培,则提出了"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主张。这对于启蒙过程的长期性来说,应该是更为适宜的。

迁徙自由与市民社会——兼评我国对迁徙自由权立法的考虑

迁徙自由是现代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长期以来,我国除了在个别历史阶段,法律对迁徙自由基本上采取了限制的态度。这与我国的经济体制及市民社会的缺失有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市民社会的发育,要求迁徙自由入宪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在宪法上承认迁徙自由与现实中完全实现迁徙自由是有区别的。从应有权利到法定权利的转变不是一时就能实现的。迁徙自由的实现有赖于相关制度的完善及市场经济的成熟。基于目前的情况,我国现行宪法中没有规定迁徙自由。

“迁徙自由”入宪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上确认迁徙自由,是完善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需要;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需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为迁徙自由的确立提供事实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迁徙自由提供动力,各种制度改革和社会变革为迁徙自由提供了社会基础。

论国际移民法上的迁徙自由原则

人类的迁徙行为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迁徙自由权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基本人权,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迁徙自由原则是国际移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目前宪法中还未规定迁徙自由原则,这已经不适应国内发展和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我国应尽快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早期耶可比论市民自由

早期耶可比所生活的时代是市民阶层蓬勃发展的时代,这个阶层已经从分散的形态演变为一个共同体。作为共同体的市民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提出经济的、政治的以及道德方面的诉求。耶可比可谓充当了这一阶层的利益代言人,他批判了霍布斯、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对市民自由的限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人的经济自由以及道德自由,以此来保证市民自由的实现。

《自由之夏》创作评述

道格·麦克亚当在1988年发表的《自由之夏》聚焦白人精英学生参与的民权活动。作品以白人精英大学生及其内心体验为视角,并在"自由之夏"运动这一历史事件背景下,揭示出"自由之夏"运动的时代意义,以及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历史影响力。《自由之夏》是一部较具影响力的口述史著作,阐述了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之夏"运动的历史影响,以白人精英为切入点,着眼于"自由之夏"和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及妇女运动之间的联系,反映美国民权运动的新族裔史观。

“迁徙自由”传统边界的消失--以《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的形成为中心

“迁徙自由”作为一种权利,自其诞生以来便有着各种限制,这些限制逐步在其适用对象、范围和程度方面形成了传统边界。然而,这些边界在《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的形成过程中遭到了巨大挑战。从1947年1月到1948年12月,经过各国在起草委员会、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的上百次会议中的论争、博弈与妥协,迁徙自由的适用对象从对经济迁移者和罪犯施加特别限制,以及对受歧视者、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突出强调,转变为没有特定群体之限;其适用范围则从对出入境自由和改变国籍自由加以限制到逐步突破了此疆尔界之限;其适用程度亦从出于国家需要施加法律限制和依据国家法律行使发展到了不再囿于国家法律之限。这些国家博弈以及权利边界的突破展现出了三大特性,即动因的复杂性、权利的普适性以及不足的明显性,而这些特性也为迁徙自由作为基本权利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明治政府对自由民权运动的镇压——以国事警察的活动为中心

明治政府为侦查士族叛乱阴谋而成立了从事秘密探查的国事警察,后为镇压自由民权运动而赋于了国事警察以监管言论的职能,不久将其更名为高等警察。明治政府及警视总监通过国事警察的情报活动掌握民权派的动向,并据此指示国事警察执行镇压对策。国事警察的活动不仅侵害民众的自由权利,而且阻碍近代日本民主运动的发展,更暴露出明治政府依靠警察对民权和民主运动的镇压来维持其统治的本质。

人身自由作为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规范内涵

《民法典》人格权编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与《民法总则》即《民法典》总则编第一百零九条一样,以人身自由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有别于之前其他制定法如《婚姻法》《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在具体人格权意义上所使用的人身自由概念。对作为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人身自由,应将其作为通往人格尊严这一目的的桥梁,在与同是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人格尊严的规范关系中加以把握,从而将其理解为可以涵摄人之行为的所有表现形式的一般自由,在具体适用上构成其他自由形式如《民法典》第一千零三条的行动自由、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款的婚姻自由的补充,从而为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以人格尊严的全面实现为目的的人格自由发展提供保护依据。

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

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儒家文化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除了儒家外是否有别的更"好"的社会秩序安排?西方文明真的只是物质文明,而东方文明是更高尚的精神文明吗?"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让中国走近世界一大步。但是,现在人们发现,在当年打倒"孔家店"后,今天似乎又要重建"孔家店",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还缺少什么使得个人权利、个人自由难以扎根?为了理解文化的成因,本文假定人的基本生存挑战有两种: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而这两种需求又分今天的需求和未来的需求。今天的需求靠提高生产力来满足,但未来的需求除了也靠提高生产力来满足外,同样重要的是要通过金融契约的交易来规避各类未来不确定性风险。换言之,最理想的社会状态是不仅今天的物质供给和精神供给都丰富,而且金融保险与证券市场也完备(Complete Markets),这样人们能利用金融契约交易把各种未来风险都规避好。当然,现实并没那么完备。特别是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不仅没有完备的金融市场,连基本的外部金融交易都没有。那么,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如何规避未来的物质风险与精神风险呢?当外部金融市场不发达或根本就不存在时,社会组织特别是"家庭"承担着最重要的经济交易(尤其是风险交易)和感情交易功能,后代以及亲戚是人格化了的"保险"、"借贷"、"投资"、"养老"等金融品种。为了保证家庭、家族内部的这种隐性契约交易能"安全"地进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文化"就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保证契约交易能执行的内容,儒家的"孝道"文化以及相关名分等级社会秩序的作用也在此。"家"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功能主要在于促进成员间的经济交易和感情交流。随着外部金融市场的发展,"家"的经济交易功能逐渐由市场取代,"家"则越来越以感情交流为主。于是,相关的制度性文化特别是"家"文化也发生根本性变化,像儒家"孝道"这样的"刚性"等级文化就变得无必要,取而代之的是让个性更自由、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现代文化。西方文化的发展经历大致如此,中国文化的变迁轨迹也将是这样。一旦文化的某种功能能由其他更受社会欢迎的东西取代,那么那项文化内涵的生命就会结束。随着经济和金融技术的发展,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内涵也会变化。所以,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复古不仅是一厢情愿,且没意义。

近代日本女性解放思想先驱的女权思想探析——以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女性民权家为中心

在自由民权运动风潮的激烈鼓荡中,岸田俊子、景山英子、清水丰子等女性逐渐觉醒,走出家庭,迈开步伐与男子一同关心并参与政治,投身于民权运动的大潮中。在与政治的初步交涉中,她们由"贤女"变身为"女杰",从不同的角度抨击男尊女卑之陋俗,主张男女平等,伸张女权,并对男权进行了严厉批判。她们通过树立国家观念开始参与到公共领域,并首次与国家有了直接关系,开始走进了整编中的国民行列,并意图在她们的女权论述中重新设定新的身份与构建新的社会性别秩序。她们通过自由民权运动获得了宣扬女权思想的场域,虽然未能实现女权的伸张,但她们的活动是近代日本女性觉醒的标志,在近代女性解放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由、权利与美德——桑德尔公民共和主义的核心观念及其问题

迈克尔·桑德尔是当代政治哲学谱系中公民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其理论的核心观念主要体现为"作为共享自治的自由"、"作为公民参与的权利"以及"作为自我实现的美德"等。与自由主义相比,桑德尔的公民共和主义虽然同样强调自由、权利与美德,但由于它始终以营造一种倡导和推进共同善的政治空间为宗旨,建立一种让人的潜能得以"绽放"和实现的政治体系为目的,因而它对自由、权利与美德的理解赋予了更自觉的道德内涵,对于人的发展表现出更明确的道德诉求。也正因如此,公民共和主义依然面临着道德介入政治领域中而产生的相关价值难题与可行性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