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翻译、流传与阐发——冯友兰与“Neo-Confucian(ism)”概念

冯友兰在留美期间(1920—1923)吸收了西方“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最早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指出宋明新儒学受佛道影响在本体工夫论上与先秦儒家不同,但在人生观上一致。随后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也阐发了“新儒家(学)”概念,从而使其成为流行的学术名词。虽然由于构建中国哲学史概念体系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文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道学”概念。但卜德又将冯友兰论著中的“道学”翻译为“Neo-Confucian(ism)”,从而促进了其在学术界的传播。随后以狄百瑞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致力于阐发宋明新儒学的现代价值,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一概念在海内外的普及。

创新与宇宙论:“(Neo-)Confucianism”一词早期的用法

宋代“道学”的成员,历代有不同的称呼,如中文“程朱学派”“理学家”“今儒”“新儒家”,或外文“Neo-Confucians”,但是都与“道学”原义有所不同。文章探讨西方“Confucian”“Confucianism”“Neoconfucian”“Neoconfucianism”等用语在17到19世纪文献的发展,包括其学术背景与原先的用意。这些用语大部分可以找出比目前所知更早的出处,有时候超过一百年。另外可以看到这些术语刚开始有着比较负面的涵义,而后来才成为正面的用语。同时可以从中探究欧洲学者从17到19世纪对宋明道学家的看法及其变化,以此反思这些用词在现代的意义与使用的恰当性。

“势中见理”--宋代交椅的风雅变迁

目的站在宋代设计思维方式的研究角度,以理势思想中的“势中见理”关系为研究脉络,对宋代交椅形制的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旨在揭示宋代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轨迹,探索传统思想下的宋代美学设计思维。同时为家具史研究、艺术史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方法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文化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梳理了宋代交椅的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以交椅的式样、造型、风格、构件为切入点,对宋代交椅形制进行了详尽研究;另一方面,从坐姿、礼制、架势、工巧的角度分析了交椅在使用、等级、表现、技法上所呈现的变迁之“势”。结论在文人士大夫自主意识较强的时代氛围下,统治阶级的观念、文人阶层的审美、市民群众的实用、梓人群体的技艺,四者结合构成了宋代交椅“经世致用”“托物言志”“道本器末”“尚巧达善”的审美造物思维方式。

助圣贤坯璞--朱熹童蒙教材对理学传播的意义

南宋教育家、思想家朱熹,编撰的数篇流传于世的童蒙读物在理学的建构、传播和发展方面发挥很大作用。这些童蒙文本是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助力理学传播的重要手段。其内容兼具义理性、普及性和通俗化,其编撰为儿童和理学初学者提供了规范化的读本,有效发挥了理学文本的传播功能。朱熹的童蒙教材完善了朱熹理学著作体系的建构,在语言和内容上化繁为简,将晦涩深奥的内容简单通俗化。教育对象并不局限于儿童,理学入门学习也同样适用,使童蒙教材的传播更具广泛性。内容以道德教化和行为规范为主,充满理学色彩。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主题-情绪图谱构建与应用研究

[目的/意义]准确把握舆情主题演化并有效感知网民情绪,进而监测舆情的演进态势,增强舆情危机预警能力,为舆情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方法/过程]针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舆情主题和网民情绪整体感知难度高,且缺乏溯源和交互分析的问题,在利用情感词典计算网民情绪和BERTopic模型挖掘网民评论主题的基础上,构建包含事件、评论、用户三类实体及其相互关系的主题-情绪图谱,并采用Neo4j图数据库存储节点和关系,使用Cypher语言进行查询和可视呈现。[结果/结论]基于爬取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评论数据集,实现了主题-情绪图谱的设计与构建,可以有效应用于整体情绪感知、用户情绪溯源和主题情绪感知中,进而实现对舆情主题和网民情绪的交互分析,深入挖掘舆情中影响网民情绪的因素,为舆情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元而非二元的理学“性”论--论“气质之性”非“气质的性”

理学的“性”是本体化的概念,其“性”论解释了人与物、人与人、物与物的种种差别,不是狭义的人性论,而是其本体论之一部分。“气质之性”不是指气质本身的“性”,而是指本体意义的“天地之性”透过人物所禀的具体气质而在经验世界呈现出来的具体状态,“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是体用关系,而非并列的二元关系。

理学､士绅和社会--以明朝漳州学者陈真晟、林魁、黄道周等人理学践履为中心的考察

理学作为一套以伦理道德为主体的文化思想体系,具有个体内省思辨和道德自觉的特性,同时也具有强烈干预外部世界的入世精神。作为特定时代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哲学体系,它由上而下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士绅群体作为理学思想和观念的传习者,通过参与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将理学思想和观念传播到地方社会,推动理学的社会化。漳州作为朱子过化之地,宋明时期理学勃兴,出现了大量的理学人才。以陈真晟、林魁、黄道周等士绅为代表的明朝闽中理学士人的理学践履,体现了理学､士绅和社会三者之间密切的关系,倡导和加强了对理学的致用与创新。

互连式硼烷neo-B_(20)H_(18)^(2-)同分异构体的构型稳定性研究

富硼化合物的构型稳定性研究对其应用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设计9个独立的neo-B20H182-同分异构体,应用密度泛函方法G96PW91方法,结合SHC基组,对其几何结构进行优化,获得总能和电子性质,区分了它们的稳定性差异,并与分子前沿轨道能差得到的稳定性结论一致。其中(ae1,e1a)-C2h、(e12,e22)-D2、(e12,e2a)-C1、(a2,e2)-C2v和(e12,e22)-C2h等5个同分异构体稳定性相当,均属稳定分子构型;(e12,e1e2)-C1和(e12,ae1)-C1稳定性相当,为较稳定的同分异构体;(e12,e12)-C2h和(e12,e12)-C2v的总能和互连能都与前7个相差很大,属不稳定的同分异构体。论文还就影响互连键强度和分子稳定性的因素进行了讨论。

论宋代理学教育思想的展开--以《近思录》为中心

《近思录》以《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为结构基础,内容围绕“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展开,对《大学》所蕴含的教育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扩展,体现出宋代理学教育的理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分的人性论构成宋代理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基石。“仁”“义”“诚”等道德概念贯穿《近思录》全书,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教育语汇;与此同时,《近思录》对齐家之道、出处进退辞受之义、治国平天下之道等问题作了细致而深入的探讨,体现出“大教育”的视野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并深刻改变了此后的中国教育话语体系。

论“新礼教”及其“情理儒学”哲学基础

“新礼教”是当代儒家哲学前沿的一个理论建构,旨在回应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礼教”的简单化否定,建设一种现代性的儒家伦理政治的教化理论体系。新礼教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缘情制礼,以礼为教。其所谓“礼”,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其所谓“情”,则不仅指“情感”,而且指“事情”,即普遍的情感与它所适应的特定时代生活方式的实情。新礼教的这种理论建构,有其深层的哲学基础,尽管这种基础目前尚未在学理上充分展开。这个基础就是“情理哲学”或“情理儒学”。它呈现为一种多层级的奠基关系,即:情感存在论→情理本体论→情义伦理学→新礼教。新礼教最具独创性的思想之一,是礼教的历史形态与社会主体的历史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揭明现代性的新礼教的时代特征乃是公民的“自我教化”。

论明代讲章的三种类型

明代讲章有三种类型:宫廷经筵讲读时所进呈的讲稿、官学或书院讲学时的讲义、专为科举备考而编的“决科指南书”。决科指南书由于其功利目的而导致对儒家经典的肢解甚至曲解,引起了明末清初以来学者的严厉批判。但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着曲解经典的决科射利之书而否定所有的讲章,即使是有着明确决科目的的高头讲章,也有严肃寻绎儒家义理者,不应一概而论。不能因为《四书大全》在编纂体例上的杂乱而否定该书的儒学价值。从《四书大全》到《四书讲录》,这类讲义存在着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不同阐释理路。以历史的观点考察明代讲章的发展变化,才能真正认识讲章的学术价值、科举史价值。

专门之学:两宋永嘉学脉接受程朱理学的历史语境

在复杂的学术、科举与政治局面中,北宋的周行己、许景衡以“专门之学”的方式对洛学形成了既承认其义理之学又排斥其政治应用价值的独特态度。薛季宣和陈傅良的制度之学的实践,是要修正二程理学存在的不足。叶适主张重新阐明“道之本统”,表现出与理学争道统的姿态,即全盘地论证自己的主张是儒学的正统。然而程朱理学在南宋仍长期被视为“专门之学”,这也为永嘉学派在承认程朱理学价值的同时又与之互争正统提供了条件。道学集团坚持“一道德”的普遍主义立场,绝不容忍对其“专门之学”的定位,结果永嘉学派在回应道学指责的过程中被动地通过“道”为“事功主义”构建了一套哲学本体基础。

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重修与道学思想的复兴

重修白鹿洞书院是朱熹道学思想的具体实践与展开,朱熹借此以官方力量宣扬周程道学,建立道学思想的根据地,对此后道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意义。朱熹力主周程道学,批判佛老之学与儒门内部王学、苏学,以扭转道学的弱势地位。朱熹复活书院的活动与其弘扬道学的目的紧密结合,他采取了请求朝廷支持、刊刻道学文字、撰写诗文、开展讲学、确定学规等多种形式。朱熹竭力树立周敦颐在理学道统中的开创地位,确立了白鹿洞书院作为道学重镇的意义。

理学与经学相交融:晚明思想的新动向——以黄道周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时期的思想家,普遍对阳明后学展开批判与反思,由此出现了理学与经学相交融的思想新动向。黄道周即是这一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治学特点就是理学与经学思想相交融,主张以六经治世的同时,又不舍弃以理学治心的传统。从黄道周的学术生平来看,理学类的问业著述与经学类的著述是交迭出现的,说明在其一生治学中,对理学与经学始终是兼顾的。即便是在《榕坛问业》这样一部以理学为主的问答录中,也常常涉及经学内容。从工夫论角度看,黄道周理学与经学思想的交融体现为一种回环互补与融合统一的模式,他认为工夫不是节节往上、一劳永逸的,而是前后兼顾、回环往复的整体形态,换言之,治世与治心是并举的,都是本体上的工夫事业,并由“敬”贯穿始终,使治世与治心融为一体、相互成就,由此保证至善的状态长久维持下去。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思想史定位

柏应理等人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中首次用“neoterici intérpretes”(现代解释者)来称呼程朱理学家,由此派生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入华基督教传教士以及冈仓天心、胡适等学者使用,并在1926年首次被冯友兰翻译为“新儒家(学)”,其后经过卜德、陈荣捷、狄培理等人的推广而成为海内外通行的专有名词。随着宋明儒学研究的视野立场从宗教观念、哲学义理到思想文化领域的扩展,“Neo-Confucian(ism)”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从程朱理学(狭义)到道学(基本义)再到宋学(广义)的意义演变,这意味着必须从历史演变及思想史定位出发界定其意义和范围。

试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看“宋明新儒家”概念之渊源

在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率先使用“新诠释者”和“无神论政客”概念来指称程朱理学家,并将程朱理学认定为有别于先秦儒学的“新哲学”。由此衍生出西方的“宋明新儒家(学)[Neo-Confucian(ism)]”概念。从概念的意义和范围来看,早期“宋明新儒家(学)”概念是耶稣会士为批判程朱理学而创造的一个消极概念,旨在说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学对先秦经典的新诠释及其无神论倾向与原始儒学不一致,强调儒学发展中的变异,并将宋明新儒学视为可与天主教共存的世俗教化思想。其后随着中西“礼仪之争”矛盾的激化和西方对中国思想认识的深化,耶稣会士转而强调儒学发展中的继承,将宋明新儒学视为一种与先秦儒学一脉相承的宗教意识形态体系。西方对宋明新儒学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诠释变化,一方面反映了耶稣会士对宋明新儒学的态度已经从排斥转向同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教策略从求同存异的跨文化立场转向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蔡文甫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

台湾地区作家蔡文甫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时代状貌中以其丰沛的文学创作体现了对中国民族传统精神回归和中华文化认同的思考与诉求。中华文化不仅涵养起了他传统文人的古典情怀,以务实的态度关注着现实和人生,表达了对平民人生的悲悯与关怀以及对中华传统道德伦理的思考,而且也使他始终能保持自己的创作定力,在传统文化积习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手法进行创化,保存并延续中国文学传统的精髓。他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和情感皈依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域外传承和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具有特殊的意义。

《诗》教传统与宋代理学家“温柔敦厚”诗学审美理想的生成

传统儒家“温柔敦厚《诗》教传统”向后世“温柔敦厚诗学观”的发展、定型,表征着儒家政教传统对于文学艺术具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由“尚中”“尚和”观念发展而来的儒家“中庸”思想、与其同样有着“尚中”“尚和”基因的“诗言志”“比兴”传统,以及由孔子提出而得到后儒发挥的“兴观群怨”诗教传统等,均与“温柔敦厚《诗》教观”紧密相关。宋代理学家在承继汉唐诸儒“温柔敦厚审美理想”的同时,于众多方面发挥、转移了其主要观点,并在他们的诗歌书写中得到较为充分的表达:理学家诗人在作者感情、态度等方面推崇中和、中节而不过分;其理学诗作重视诗歌讽谏和感兴志意作用,强调以理、礼、性、道、仁等“节之”,关注“情性”及“心性存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