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研究

《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为了将五行和阴阳四季一年结合起来,提出了五行每行平均配当“七十二日”的说法。这个“七十二日”的说法可能是受到了《管子》的影响,但归根结底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十月太阳历。

异地安置羌民的“第一个羌历年”--四川省邛崃市南宝山木梯村羌历年田野调查报告

羌历年是羌民族生活和文化的缩影。2010年11月6日,邛崃市南宝山"5·12汶川大地震"灾后异地安置点木梯村的村民迎来了灾后的第一个羌历年。通过对此次羌历年的仪式过程及其宗教内涵、文化意蕴的解读,分析了当地村民、政府和社会组织在此次庆祝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并探讨羌历年在新的环境条件下所发生的文化空间和宗教空间的重构、神圣与世俗的冲突与协作。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的政府参与——以“5·12汶川大地震”后的羌年实践为例

羌年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的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5·12汶川大地震"后,笔者先后参与考察了邛崃油榨乡直台村、理县桃坪羌寨、汶川县阿尔村白家夺寨三地"羌年"的节日活动。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并运用辩证的方法去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政府行为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事实表明,政府是否参与具体的实践活动,在客观上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产生重大影响。

13世纪之前蒙古物候历考

13世纪之前蒙古人何时过年,学界至今仍采用160多年前布里亚特蒙古学者班札罗夫提出的阴历九月初一说。这种说法不是从历法出发,故其结论带有颇大随意性。笔者根据古代蒙古人采用"草青则为一年"的物候历和蒙古草原上的草至"四月始青",考证出"孟夏月十六"才真正是13世纪前蒙古物候历的新年,是物候历春之首月首日。"夏之首月首日"指的则是阴历七月十六。还附带解释了"查干萨日"和"鄂尔多斯历"。

试谈“苗年”与苗族传统历法的关系

"苗年"是苗族每年一次的传统节令习俗,由于苗族各方言、次方言及土语区的居住环境、自然条件、气候变化以及生计方式的差异等原因,各地的"苗年"在时间、仪式等方面又有一定的差异。主要阐释的是:各地"苗年"在时间上之所以不同,这与苗族传统历法在各个苗族支系的使用有着及其密切的关系。

对西周诸王王年的最终修正意见

作者以历法史家的眼光,重新审视了西周历法的性质,从理论上否定了以往考古界对西周历法的假设,提出了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历法模型,并以这个模型设定的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的日期框架,对已经考定是宣、幽二王时期四要素俱全的铜器进行检验.文章重新改定了所谓的共王标准器的王世和第一代晋侯受封之年的王世.此外,以《尚书》和《汉书·律历志·世经》记载的五星聚之年、距克商之年数,第一次推定克商之年的绝对年代,证明了《简本》给出的克商之年是可信的、有根据的,由此修正了以往的传统观念.推导出的西周诸王王年,达到了历史文献、青铜器铭文记录、天再旦和五星聚会相配合的圆满结果.

《蒙古秘史》中的“夏之首月十六”果真是“孟夏月十六”么?

从明初汉字音译本《蒙古秘史》开始一直到今天,学界无不把其中第81节的"夏之首月十六"视作阴历四月十六,也就是"孟夏月十六日"。其实,从帖木真能够长时间地躺在斡难河水里,羊毛不仅已经剪完,而且已晒干装车储存来看,"夏之首月十六日"绝不可能是指河冰刚刚融化的"孟夏月十六日",而是13世纪之前蒙古人使用的以草青为一年的物候历的新年,相当于阴历正月初一,可称之为物候历的"春之首月首日"。至于物候历的"夏之首月首日",指的只能是三个月后的孟秋月十六,也就是阴历七月十六。将"夏之首月十六"视作"孟秋月十六日",也就是阴历七月十六,一切疑难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论民国初年桃花坞木版年画对沪上月份牌设计的影响

通过分析比较民国初年月份牌设计对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吸收与重构,探索月份牌设计在桃花坞木版年画基础上建构新的图像语言的方式,深入了解时代背景对传统民间艺术传承与发展的影响。运用文献研究、图像学、案例比较分析等方法,结合月份牌对桃花坞木版年画的传承与创新之处进行分析阐释。总结得出处于特殊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月份牌脱胎于中国传统年画,具有本土化、商业化、多元化的特点,其针对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构图、题材、技法及营销手段等元素进行传承与革新,衍生出的新形式深受欢迎并迅速辐射全国,成为民国时期极具代表性的艺术符号之一,它的成功经验为实现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与设计创新提供了启示与借鉴意义。

羌年·年歌传承创新实践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总离不开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需求,这种不断产生的需求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推动人们不断地提出要解决的各种问题。文章以文化发展的理念,本着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就羌年·年歌如何既坚守本根又与时俱进,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通过多次尝试,开创了一条适合羌年·年歌自身发展的新路子。

汶川县5·12地震前后羌历年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汶川县5·12地震前后羌历年的比较研究,包括羌历年的由来、震前后羌历年民俗形式比较、震后羌历年变迁的原因分析,及羌历年的保护与传承模式探析等,更深入地了解羌族民俗信仰与族群文化,加强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开发区域特色旅游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基因识别及其意象研究--以羌年为例

羌年是羌族文化的突出体现,也是非遗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入景观基因理论,将传承载体特征、表达形式特征、民俗信仰特征、文化意象特征四个特征维度作为羌年的主导性基因特征,进而构建起羌年景观基因识别的指标体系。研究指出,传承羌年须依托祭祀塔、柏枝等关键性空间载体,同时,羌年传承的产品载体具有典型的“六畜”符号特征。此外,羌年集中表达了万物有灵、敬畏自然、新年平安、风调雨顺的复合性文化意象。研究结果有助于提高对羌年文化景观的识别能力、提升民族文化影响力,为羌年的保护、传承与长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羌族传统节日景观的复兴与流变——以羌年为例

传统节日景观是历时性民俗事项的精华,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羌年是羌族传统节日景观的代表,汶川大地震后,羌年在政府主导之下,通过社会各界及广大羌族同胞的共同参与支持得以复兴,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流变性,具体表现在城镇官方羌年庆典兴盛,村寨自发羌年式微;文化展演色调浓厚,神圣意味弱化;节日内容趋于碎片化、符号化;节日与旅游勾连;节日内涵的压缩化和外延的扩大化等。

论“新年画运动”衰退的原因

"新年画运动"是新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美术活动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新年画运动"的研究集中在《群英会上的赵桂兰》《新中国的儿童》《菜绿瓜肥产量多》等少数代表作,以及这些作品对于新中国美术创作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然而,关于这一影响深远的美术运动何以凋零的前因后果,学术界却甚少进行相关的总结与回顾。本文以1954年4月蔡若虹在"年画创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新年画"渐渐地不像年画"入手,从形式、内容、思想三方面梳理了新年画逐渐走向下坡路的原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梳理新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

西俗东渐之元旦庆贺——以《申报》报道为中心(1912-1928)

元旦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从汉武帝恢复夏历一直沿用至辛亥革命前,中华民国建立后,以公历为标准纪年,定公历的一月一日为元旦。但这一变革并非一帆风顺,元旦节日经历了一个由上层向中层逐步渗透,由政治功能向娱乐功能逐步演变的过程,体现了西方历法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同时它作为一个缩影,呈现了在中国社会变迁中,中西文化融合、中国由传统向近代嬗变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