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背景下的地方财政机构与高层财政区划——以北宋神宗时期的熙河路为例

北宋神宗年间,为配合西北拓边,实现对熙河的有效财政管理,并解决兵财分离模式的低效问题,熙河路出现兵财合一的官司并逐渐成为独立高层财政区划。一旦熙河趋于稳定,军事背景削弱,该趋势便明显逆向发展:各司分离,权力界限清晰,熙河重归陕西高层财政区划。军事背景下,北宋尝试通过地方高层机构军事与财政职能的融合及高层财政区划调整解决熙河财政困局,但中央对地方兵财合一后失控风险的忧虑使此过程充满反复。此外,熙河地方财政机构在本司收支平衡考量下侵夺中央财权反映了军事财政压力下央地财政关系的另一种取向。

衙前役法与北宋党争

北宋衙前役法改革是王安石新法的重要内容,新旧党争话语中不乏衙前役法话题,但反对王安石推行免役法者却肯定了衙前重难问题的严重性。元祐初年司马光等人坚持恢复差役法时,为衙前役雇募或招募辩护者也有此前的旧法派,衙前役法改革的重要性及合理性基本得到党争各派的共识。北宋役法论争中唯有衙前役法未曾因为党派的阶段性强势被任意改变,党争中固然有士大夫的政治私意,这种私意落实到具体役法问题上时又触及“公私利便”这一难题,论及民众私利是他们论据形成的基础,但富国这样的公利却是他们的内在价值取向。新旧党争在衙前役法问题上实现过价值统一,也在党争旋涡中关联到两宋社会转型的某些面相,其中折射出的是政治私意公利化的历史语境。

北宋新旧党争影响下的笔记小说创作

北宋新旧党争是宋代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此进行论述的笔记小说亦有不少。整理涉及新旧党争的55部笔记小说,其类别有:其一,属于旧党成员并坚定地反对变法者;其二,与旧党成员有亲缘或师从关系者;其三,与新党成员有亲缘关系者。他们在笔记小说中记录政事,描写党争,阐明自己的观点,使得笔记小说成为党派斗争的另一面镜子。其目的或补史之阙,或为党争而作,涉及新旧两党关于新法的论争、旧党对于新党用人方面的不赞成、新旧党人在学术上的冲突、新旧党争中的诗案、旧党对于新党人士的人身攻击、旧党指责王安石《日录》的问题等6个方面。而这6个方面中具有文学性的小说故事大多出现在写作于南宋时期的笔记小说中,以打击新党为写作目的。其写作手法主要有扭曲事实、虚构故事和曲意理解及引申发挥等三类。

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进士同年关系与北宋景祐朋党事件

景祐朋党事件即是宋仁宗景祜年间,由宰相吕夷简与知开封府范仲淹之间的个人恩怨演变而成的两个士大夫集团间的政治纷争。在朋党事件的形成过程中,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同年关系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范仲淹的支持者利用他们之间的同年、同僚关系联合起来反对吕夷简,才导致这场个人恩怨变为朋党行为,从而开启了北宋朋党政治之先河。

论宋代词人贬谪对词体“诗化”的影响

宋代词人贬谪对词体"诗化"有重要影响。首先,贬谪使词人们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但在文祸频生的党争背景下,畏祸心理使他们在诗文创作上格外谨慎,于是诗文的题材被转移到词中,形成词在题材上的拓宽;其次,贬谪使词人离开繁华都市,万水千山行遍的谪途经历让他们笔下的词境由狭小变阔大,由柔媚变刚健;再次,贬谪中词人们客观上失去了为歌女写词的条件,主观上失去了为歌女写词的兴趣,于是他们的词不再"男子而作闺音",词的情感外延由窄变宽,词的情感内质由假变真,词人的个性也由此凸显出来。

宋辽战争中武将的便宜行事权

北宋为防御辽朝,赋予边将便宜行事权,令其长期驻守,但多地位低微,领兵数少。在宋辽战争中,依据御赐阵图如果无法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甚至会使己方蒙受巨大损失,则会导致一些有为将领不得不在关键时刻突破将从中御的限制,而采取便宜行事的做法,采取自己认为更合适的作战方略。由于宋代推行崇文抑武国策,武将畏谨之风日盛,即使赋予他们便宜行事之权,也不能发挥应有之作用。而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自宋太祖始就采取诸多措施限制武将的便宜行事权。

北宋元祐后期政局探析——以刘挚事迹为中心

北宋元祐五年,刘挚被太皇太后高氏任命为宰相。任相之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巩固权位,清算异己,最终却在政争中以惨败收场。透过刘挚的进退沉浮,可以看出,元祐后期旧法派内部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力量对比日渐朝着有利于新法派的方向演进,高氏苦心经营的"更化"路线已难以维持,中枢政局的剧变正悄然临近。

两宋之交真率会考述

真率会是宋代文人宴饮聚会的一种流行形式,由司马光、范纯仁等人于元丰六年(1083)闲居洛阳时所创,成员皆为年高德劭位尊的耆宿老臣,蔚为一时之盛,且后世相继而作者绵延不绝,并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作为真率会流变的第一个阶段,两宋之交的真率会不仅数量较多且富有鲜明的特色。这一时期可考的真率会有十个,特点主要有五个方面:地域分布的广泛性与成员的多样性;在岭南地区的集中出现;对耆老会限制的突破;对真率会先贤的仰慕;对真率先贤在野身份与心态的感同身受。

唐宋服饰文化内涵之比较——以胡人衣冠和妇女服饰为例

相对于唐代而言,宋代对胡人衣冠和妇女服饰的接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在接受胡人衣冠态势上,由"推行"走向了"禁止",引起了民族心理的重大变化;在妇女服饰态度上,由"开放"到"简约",出现了妇女服饰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基本奠定了两朝服饰文化的格局,折射出社会民族心理和男女地位平等等一系列问题。

北宋吕夷简与范仲淹结仇问题再思考

北宋仁宗朝名臣吕夷简与范仲淹在仕宦过程中曾有"结仇"之说,二人结仇与范仲淹天圣年间上书论事及被贬斥并无直接关系,明道二年(1033年)事件中伏上书期间,吕夷简与范仲淹因政见不同而正面交锋,虽尚不具备结仇的核心要素,或为二人结仇埋下伏笔。景祐三年(1036年)政争导致二人最终结仇,并孕育了庆历新政期间的范仲淹集团,拉开了北宋大规模党争的序幕。

宋代闽北籍宰相黄履功过评说

黄履作为宋代闽北籍宰相之一,在历史上并不享有盛名,民间对他更是知之甚少,而传统史学界则多把他作为反面人物来评说。综观其一生的政治活动和迭荡命运,黄履在宋代历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其功过是非更不可以简单定论。

宋仁宗朝水洛城事件再探——兼论北宋朝臣为政理念及文武关系

宋仁宗庆历三年,刘沪主持修筑水洛城以招附来降藩部和预防西夏进攻。水洛城事件是北宋对夏战争和仁宗朝党争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通过对以余靖为代表的仁宗朝朝臣在水洛城修筑前后的政治主张与表现的梳理,可以对北宋文臣武将间的关系以及这一时期朝臣为政理念的特点有一个清晰的再认识。

论北宋党争对士人词风的影响

北宋党争在士人词中的表现没有诗、文那么明显,但也是审视北宋词文学发展、士人词风变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因素。北宋党争大致分为三个演进阶段。仁宗朝党争初起,士大夫的染指使词摆脱了晚唐以来的艳情遗风,士人词走向抒写个人性情的雅化道路;神宗朝新旧两党围绕变法的党争愈发激烈,苏轼词记录个人心路历程,有诗化的自传倾向,开士大夫词的新风;哲宗朝党争激化,卷入政治漩涡的士人在党争、文祸的双重压力面前,常借词之深幽隐约抒发颇具个性的士人胸怀。党争促使士人词风实现了抒写个人性情的重要变化,也促使士大夫词最终走向"自是一家"的正统文学殿堂。

庆元党争时期杨万里心态考察

论述了杨万里在庆元党争时期的政治命运及其心态变化,揭示其内心徘徊于"仕"与"隐"间的矛盾苦闷心境。

北宋党争对题画诗发展的影响

北宋党争对题画诗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题山水画诗和题花鸟画诗中。政党的相互打压使卷入政争的文人大多心力交瘁,故此期题山水画诗中林泉之思大量涌现,成为题山水画诗的重要主题,是文人面对激烈的党争打击时向内的心理诉求。而党争引发的文字狱又使得文人说话变得谨慎,故在题花鸟画诗中表达自己情志和寓以讽喻便成了常用的言说方式,这是文人在归隐不得的情况下,向外的心志抒发。题山水画诗和题花鸟画诗中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是文人在面对激烈的党争时互补的两种心境。党争对题山水画诗的林泉之思和题花鸟画诗的托物言志之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而这两种写作规范,也成为北宋之后题山水画诗和题花鸟画诗重要的抒情标准。

论北宋悯农诗

北宋悯农诗歌远承《诗经》、汉乐府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近师杜甫"三吏"、"三别"以及白居易新乐府运动"唯歌生民病"的写实精神,通过多重对比手法,全方位地展现了北宋土地、赋税、劳役等制度重压下广大农民的悲惨命运,揭露了贫富极度悬殊、阶级尖锐矛盾的社会现状,表达了士大夫文人的悲悯、痛恨、愧疚等等复杂感情。尤其在新旧党争中,更加体现出有识之士关心民瘼、改革弊政的胆识和勇气。受到宋朝社会文化的影响,北宋悯农诗也呈现出有别于前代诗歌的议论化、散文化的创作倾向,彰显了宋诗特有的艺术风貌。

南宋党争与湖州德清沈氏家族及其文学语言的心理特性——以沈与求、沈介为例

德清沈氏家族自宋初至宋末,与党争发生关系的有沈与求、沈介、沈诜三人。沈与求为主战派谏官,他虽无意介入党争,却客观上推动了南宋党争,且成为被打击的对象。沈介为议和正旦使,为维护秦桧以来的"国是",不报金朝欲南攻之实,实为罪人。南宋党争对他们文学的影响当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影响到其文学语言的贴切性与情境性。以南宋党争与德清沈氏家族及其文学创作的关系为考察对象,能够看出即使是同一个家族,对党争的态度也可能完全不同,以此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的“倦客”情怀及文学呈现

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深刻影响着北宋社会的政治气候、文化思潮、文学风貌,以及士人的人格精神状态。宋夏战争激发了北宋文人的忧患意识与革新精神,但战争的失利,以及主战与主和之激烈论争所引发的严酷党争,使得北宋文人透显出浓重的"倦客"情怀,并转化为沉郁感伤、敏感幽婉的创作心理,最5 4终流露于他们的诗词创作中。通过揭示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倦客"情怀之间的有机联系,不仅可以深入发掘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多重人格心理,同时也可窥见民族关系格局对时代精神以及文学风貌的深远影响。

略论北宋词坛“柳永热”及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柳永是北宋初期词坛一名著名庶族词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深得广大市民喜爱、在市井歌楼广为传唱的词作。他大量吸收蕴藏在民间的艺术养分,创新词曲。他的词作语言通俗、曲调流畅,琅琅上口,在当时民间广为流传,在那个时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柳永热"。这股"热旋风"的形成是宋初社会文化转型的产物,和柳永自身一生的境遇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是他适应文化市场的需求,重视市民文化消费水平及其心理对词传播影响的结果。"柳永热"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