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体制改革视域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新发展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发生重大调整,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适用备受关注。2021年《监察法实施条例》将履行公职的人民监督员纳入监察范围,确立了人民监督员作为监察对象的法律地位。人民监督员行使的监督权属于公权力。对此,宜从监督权力和维护公益两个维度进一步证成健全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必要性。未来,顺应《监察法》第一次修改的趋向,健全符合人民监督员作为监察对象之法律地位的制度新方案:首先,转变理念认知,规范人民监督员行使公权力的主要形式及其限度;其次,确定人民监督员不当用权的法律责任,调动其秉公用权的主动性;最后,提高人民监督员履职用权的素能,重视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培训与考核等工作的质量。

监察委员会监察人大代表的理解与论证

为了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监察委员会就要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由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监察委员会不能够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进行监察。监察委员会监察之对象应为人员而非机构。按照《监察法》第3条和第15条的规定,监察委员会是能够监察人大代表的。从域外的情况看,按照议会自律原则的理论,监察机关一般不将代议机关的议员纳入监察对象之范围;但是由于我国实行人大代表制度,如果将中国五级三百万人大代表排除在监察对象之范围外,将会使监察对象之范围出现一个很大的缺口,与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的立法意旨不相符。从中国国情来看,监察委员会应当能够监察人大代表。监察委员会在监察人大代表时存在着监察职责、监察措施、监察程序三方面的限度。

中国国家监察制度七十年发展变迁

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经历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从建国前的华北人民监察院(1948—1949年)肇始,至建国初期的人民监察委员会(1949—1954年),再到“五四宪法”颁行后的监察部(1954—1959年),中经行政监察制度的重建和探索(1986—2017年),最终经过2016年迄今的监察制度改革形成了新的监察委员会制度。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的发展围绕人民性、独立性、实效性等核心命题,解决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制度建构实现廉能统一,在保持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对公权力形成有效约束之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腐之路。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出路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设置初衷是监督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于监察委员会以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对象已经不存在。从实际情况来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运行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专业性、秘密性、高效性等特征,综观世界各国立法,没有通过外行人以参与具体程序的方式对该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的先例。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我国可以借鉴国外民众参与检察的制度与实践,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回归其应有功能,即只对检察机关的公诉权进行监督,防止检察机关不当起诉或不当不起诉。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后,对监察委员会侦查行为的监督需要通过检察监督和司法审查来实现。

监察委员会独立性地位的三个认识维度

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地位,是由宪法法律来赋予的。要准确把握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地位,应该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初心和监察权的属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结构形态、"一府一委两院"之间的权力关系三个维度来认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定了监察委员会的职责和使命,监察权是一种制约权力的监督权,监察委员会应该获得足够的独立性以保持其监督权的权威和力量。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又是相对的。监察委员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的专司监察的国家机关,必须对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的监督,但人大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既要考量人大行使监督权的共性,更要考量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的特殊性。监察委员会监察权的行使,受"一府两院"的配合和制约。"一府"对监察委员会应该是配合在先、监督在后,"两院"对监察委员会应该是监督在先、配合在后。

我国违宪审查机构的模式选择

虽然我国目前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学者仍可探讨"将来"需要时,该机构的设置模式。根据我国国情,这一机构放在最高法院内较为合适,或设一个宪法庭,进行专门审查;或不设宪法庭,由各审判庭做附带性审查,但需辅之以宪法咨询;或就违宪审查案件组成特别陪审庭,陪审员可在学术性的宪法委员会成员以及社团代表或普通民众中产生。

原苏共党内监察制度探微

原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时期就曾建立起一个较为科学的党内监察制度,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后,这一制度几乎变得形同虚设,对党内特权官僚阶层毫无约束,成为党亡政息的原因之一,这是每一个执政党都应该汲取的教训。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权力观的内涵要义与时代价值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权力观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与实践展示。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为核心内容的人民权力观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权力观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具体意蕴的制度权力观是权力依法运行的规范载体与法治保障;以权力公开为主线的权力监督机制是防止权力膨胀、权力滥用与权力腐败的制约性力量。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权力观不仅构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人民权力观、制度权力观、监督权力观"为内涵要义的崭新权力结构模式,而且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认识基础、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指导、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依循,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人大监督与监察监督的相向关系研究

2018年我国宪法修改,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并赋予其国家监察权,形成了人大监督、监察委监察监督和检察院法律适用监督的国家监督体系。监察委员会是我国的监察机关,由人大产生并接受人大的监督,它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监督,当然也包括对人大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以及人大代表的监察监督。人大的监督与监察委的监督看似两者之间具有相向性,但人大监督的对象是组织和工作,而监察监督的对象则是个体和具体的人。监察委员会不能对人大组织及其工作进行监督,只能对在人大的工作人员和人大代表进行监察监督。为了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协调人大监督与监察委员会监察的关系,应依据宪法和监察法,及时修改人大监督法和人大代表法,制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组织法,建立健全国家法治监督制度体系。

西北军政委员会与建国初期的西北农林建设

西北军政委员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立于西北的最高政权机关,虽然它主要是为实施军事管制、建立政治社会秩序而设立的,但是作为军政合一的政权组织。西北军政委员会在建国初期,为挽救西北地区破败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对该区农业经济、还是与之相辅相成的林业经济发展,都提出了诸多的保障措施,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林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在为建国初期的西北农林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而有力的贡献的同时,也为长远的西北农林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县级监委运用《监察法》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县级监委是我国监察系统和监察体制的基础,是运用和实施《监察法》、实现国家监察职能的最基本依靠力量。目前县级监委运用《监察法》面临执法依据不统一、配套体系不健全、业务保障不充足、人才配置供给不适应等困境,亟须完善反腐败法律法规体系,健全《监察法》配套规范,建立党规党纪和监察解释及反腐协调工作机制,加强监察人员队伍建设,进一步推动《监察法》有效实施和监察体制改革深入进行。

论人大监督权与监察委监察权之关系、界限与衔接

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权与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同属监督权体系。这是否打破了人大单向监督模式的平衡状态,学界尚存异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监察体制改革需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进行,方可确保我国民主政体的稳定。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权来源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为监察权注入了民主因素。基于此,区分人大监督权与监察委监察权并明确两权关系的意义凸显。首先,需明确监察权独立的法律地位及其保障,以保证监察委员会欲达监察之目标的实现。其次,以"公职人员为中心"及"以国家机关为中心"的标准,试图为人大监督权与监察委监察权的权限范围划出界限。第三,基于"人大主位监督、监察委次位监察"的论断,理清人大监督权下监察委监察权的行使,主张监察委需纳入人大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与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检查的监督范围之中。此外,人大特定问题调查权与监察委调查存在一定的重合,故需对两种调查权的行使进行疏通,以发挥我国监督体系的整体实效。

我国人大选举委员会制度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1953年《选举法》框架下的选举委员会作为办理选举事宜之临时机关,负责监督、指导《选举法》的执行。这一时期的选举委员会地位高、行政权属性特征明显,成员代表性强且不实行回避制度,工作任务存在层级性差异。1954年《宪法》确立了新的国家权力架构,选举委员会的地位和功能开始弱化,选举管理权力的重心由中央下放地方。1979年《选举法》在县乡级人大选举中恢复了选举委员会的建制,并在其职责、组织及运行机制等方面作了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逐步强化选举委员会在人大直接选举中的作用。

双重属性视角下监察委员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

监察委员会是具有国家机关、政治机关双重属性的中国特色反腐败机构,国家机关是其法定属性,政治机关是其根本属性、第一属性。国家机关属性要求监察委员会须接受人大监督,政治机关属性则决定了其接受人大监督的方式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有所区别。作为国家机关,监察委员会不能监督人大;而作为国家机关和政治机关,监察委员会可以监察人大机关工作人员。

检察机关办理监察委移送案件难点问题探究——以检察机关与监察委办案衔接为视角

监察体制改革后,公职人员及相关人员职务违法犯罪被纳入监察范围,监察委对涉嫌犯罪的行为人在调查终结后,直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由此引出了检察机关与监察委就办理此类案件如何做好衔接的新课题。由于《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刑法》对办案程序、强制措施、认罪认罚等方面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监察委的办案又处于闭环状态,于是存在检察机关对监察委调查和采取的措施难以监督,提前介入的效力发挥有限,退回补充侦查、强制措施变更衔接不畅等问题。为惩治职务犯罪,检察机关和监察委需要加强沟通协商,在案件的实体和程序方面应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同时建议通过修正某些法律条款或出台相关规定,解决衔接中的难点问题,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与监察委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机制。

新监察体制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转向

人民监督员制度本是监督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防止其发生执法不公、侵犯人权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制度。但随着检察机关该项职能转隶于监察机关后,人民监督员制度就处在存与废的十字路口。在新的监察体制下,使人民监督员制度转向成为监督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行为的一种外部监督制度,不仅符合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本质属性,也弥补了对监察机关监督和制约的不足。作为监督监察机关的一项制度安排,一方面需要促进与人大监督制度、检察机关监督制度以及监察机关自身监督制度的相互衔接与配合,另一方面也应从立法、选任、管理、监督范围等方面予以重构。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企利润分配与全民股东权利——一个国企改革的分析框架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国企利润分配改革是国企改革进程中相互联系的重要环节,直接涉及全民利益的定位和保障。全民股东缺位和虚置是当前圆企治理不彰的根源所在。全民股东权利是独立于所有权的权利形态,"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说法不符合股权的基本法理,应建立"全民股东权一企业财产所有权"的法律逻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公共财政"属性与全民股东权利理念高度契合,应重新定位国资委的监管职能并落实国资委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国企利润分配的民生导向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和优位性,应通过优化国企出资人治理结构和国企利润分配安排制度以实现全民股东权利最大化的价值宗旨。

基于视联网技术的数字化医院统一视频服务平台在医疗建筑中的应用

介绍了视联网的应用背景、组网原理,阐述了视联网技术在全国公共卫生网络中的应用,详细分析了数字化医院统一视频服务平台的应用模式、技术指标以及先进功能。该平台可帮助医院提升信息化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应用收效良好。

监检互涉案件办案衔接若干问题研究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对司法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实践中由于渎职侵权犯罪常常与受贿犯罪相伴而生,导致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在司法渎职侵权查办领域不可避免地发生交叉、互涉,在明确互涉案件监察优先、检察为主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应当建立互涉案件相关的线索处置机制、并案侦查机制和监察支持等机制。对于互涉案件协商强制措施使用的时候,应注意办案节奏的把握和对涉嫌犯罪可能刑期的预判,防止造成时间叠加使犯罪嫌疑人承担过重羁押,甚至出现刑期倒挂现象。互涉案件移送前已经获得的言词证据原则上不能使用,除非存在涉案人员或者相关人员因路途遥远、死亡、失踪或者丧失作证能力的特殊情形。

人大制度下的国家监督体制与监察机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机构组织活动原则下,监督权承载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重要现代治理功能。监察体制改革通过整合监察权,重构国家监督体制和宪法权力结构,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监督国家机关和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二元＂监督体制。＂二元＂监督体制中监督机关与监督人员既相互衔接配合,又彼此交叠牵制。其中对人大选举或决定的官员、人大代表中的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不能超出人大制度和代表理论的框架。＂二元＂监督体制和兼职代表制下,人大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不宜采用报告工作的方式,而应由监察委员会向同级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同时采取多种监督机制充实和革新人大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