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著图训政传统与《天问》题画体论证

学界对《天问》文体的研究,多从其句式特征入手,称之为"诘问体"、"问句体"或"四言体"。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宗庙壁画与诗文创作关系角度来分析《天问》文体。在传世文献及出土资料中,就有关于西周壁画及其功能的记载,其中对春秋时期宗庙壁画的记载更多且更加明确,其目的在于训政。屈原疏放汉北,途经故都先王庙堂,观其训政壁画,感慨往昔先王兴政之用心,痛惜当下楚国之庸政,遂摅胸臆,依图而作《天问》。《天问》首开由画体生发出相关文体之先河,是题画文学的发端,由此角度可认定它为题画体。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的历史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是基于孙中山糅合西方民主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所形成的独特制度理念的具体实践。皇权崩溃后权威缺失的政治环境是新生制度成长的土壤,五权宪法是该机构成立的理论前提。国民党完成全国统一定都南京后,实行五权分立的训政制度,掌握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权的行政院成立。行政院具有政治现代化的意愿,但受国民党政党组织与政治环境之局限,难以展现行政新气象。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论

训政体制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时期实行的主要政治体制 ,该文从整体上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的内涵、特征及其与孙中山训政构想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的内涵主要包括以党治国、五院制、地方自治等方面 ,这一体制在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上具有一定特色 ,但其中传统和现代混杂、中央与地方脱节、政府能力低下、武力至上 ,难以承担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训政体制在形式上对孙中山的训政构想有一定遵循 ,但在根本精神与原则方面和后者相去甚远 。

“要不要民众运动”:训政之初的党、政府与社会

"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内部在民众运动存废问题上产生了极大分歧:如果废止民众运动,就意味着对孙中山遗教的否定;如果继续发展民众运动,国民党却难以掌控民众运动的走向。由此,国民党在民众运动问题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经过对于民众运动是否还应存在、该如何发展、如何指导民众运动、如何将民众运动纳入到国民党控制之下的长期争论,最终在党内外双重压力下,这场"要不要民众运动"的大讨论,在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得以平息,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进一步明确指出:"民众运动不过为民众意旨的表现,但民众的意旨就是党的意旨,故民众运动系归属于党的运动,党以外无所谓民众。换言之,民众运动即是党的运动。"

训政:一种政治发展模式的考察——基于东方国家(地区)广泛经验的比较分析

训政并非近现代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独特现象,是频见于东方国家的一种政治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政治发展模式,训政既有其自足的动力机制,也有其合理的运作途径,并且从政治发展效果上看都可以达至预期。较之其他民主建设方略或政治发展模式,训政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由于本质上是对西方竞争性民主的模仿,因而也难以宣称在所有的情势下都是最具恰适性的选择。

训政的演化及其当代价值

训政思想作为实现孙中山政治现代化三步曲(军政、训政、宪政)思想承上启下的一步,具有重大的价值,但是却在实践中被国民政府扭曲成了一党专政,并加入了军权这一独特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民政府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从当时以及后来的世界形势看,一党制在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也是国民政府实施一党专政的时代环境和历史必然性。尽管训政被国民政府一党专政给扭曲了,但是,走向完备宪政的当今中国大陆,必须从中看到孙中山训政思想众多合理的因素,并予以借鉴,实现训政思想的现代化,从而在继承创新中推动中国大陆政治现代化,服务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总体布局。

训政时期蒙藏委员会发展蒙藏教育实践初探

蒙藏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主管蒙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关。其主要职能是按照训政计划要求推进蒙藏地区的一应行政改革事项,其中扶植蒙藏地区的教育发展是其首要任务。蒙藏委员会对蒙藏教育在训政时期各阶段的推进过程做了详细的规划部署,由其直接举办并取得一定成绩的蒙藏教育事业计有蒙藏边区学生之招收、保送及救济;蒙藏学生升入内地各级学校之预备教育;蒙藏边区学校之筹办等。然而由于蒙藏委员会的职能赋予过于宽泛,实际权力授予无法与之相匹配,加之特殊历史背景下边疆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其不能有针对性地、有效地推进蒙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国民党训政失败的原因探析

国民党在大陆的训政是失败的,没有使中国走上宪政之路。国民党训政失败,既有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和国民党政权制度化水平低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国民党本身和孙中山训政理论预设方面的主观原因。

训政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监察权力运作低效之原因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监察权力运作低效 ,导致无法遏止国民政府官员腐败 ,腐败又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崩溃。监察权力运作失控的原因主要有 :传统的人治体制对监察权力运作的挑战 ;国民政府训政体制抑制了监察院的独立性 ;监察体制自身弊端 ,即弹劾权与惩戒权分离 。

通过高校BBS站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

网络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对大学生群体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网络,特别是BBS站论坛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拓展“两课”教育教学的空间,和传统课堂教学方法相比,教学效果更明显。

孙中山的革命观

孙中山在晚清风雨飘摇的革命危机中,首举反抗满清专制主义之义旗,引领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时代潮流。他所倡言的中国革命,以美国革命为典范。他认为,美国革命是一次成功的政治革命,而法国革命则是一次不成功的政治革命。美法革命之成败,不关乎其领袖品德之善恶,而关键在于其全国民众的"习尚"。美国民主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地方自治的传统。孙中山进而借鉴美国和法国经验,构想了中国政治转型之"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革命程序,旨在通过革命政府指导国民实行地方自治的"训政"为政治转型的过渡阶段,为共和政治奠定社会基础。

训政前期国民党的党政联系方式（1927—1937）

在训政前期，国民党用党法规定中国是一党制度。所以，这个时期的治国方式是名副其实的直接党治。从形式上看，党和国分别有一套组织系统，它们通过中政会来联系和沟通。从实际运作来看，由于党与国舍为一体，党政之间还有其他的附属联系管道。它们是中执会、中常会和中监会。

与港澳商战的幻灭——中山港无税口岸的筹建和夭折

开辟唐家湾为商埠并以之为中心筹建中山港无税口岸,是中山县被树立为全国模范县后最引人注目的建设活动。唐绍仪主持的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之所以大张旗鼓地筹建中山港,主要动机之一就是与香港和澳门进行商战,特别以香港为假想敌。然而,因实践中面临的诸多困难,中山港无税口岸的筹建比较曲折,最终停辍,与港澳商战的幻想因此破灭,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地方自治制度探论

国民党开始训政后,以地方自治作为训政实施的中心工作,为此制订了较完备的地方自治制度,主要是确立了地方自治的单位和层级、自治组织的构成与职权、自治事务的内容、经费来源与筹措方式。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地方自治制度尽管在自治单位、财政等方面与孙中山的理论有所背离,但大致遵从了孙中山关于训政时期通过地方自治发展民权和建设地方的构想。然而,自治制度不能在地方有效落实、自治事务的范围过广、缺少独立的自治财政等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地方自治制度的致命缺陷,并严重制约了各县办理自治的实践。

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宪政考量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包含着某些宪政因素,但与宪政的要求相去甚远。19世纪末叶的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主要任务不是从事国家建设,而是驱逐外国势力和推翻封建帝制,为建立新国家扫清障碍,由此决定了主要服务于当前革命运动的民权主义不可能遵循宪政的逻辑。不过民权主义中关于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目标设定,仍具有相当的宪政意义。

论孙中山的训政构想不存在“实践困境”

批评认为孙中山的训政构想存在"实践困境",实质上这是片面解读训政而导致的错误推论。孙中山的训政理念以通过地方自治养成民主政治文化为根本使命,因而将荡涤专制依存的基础,确保导向民主。孙中山的训政规划也旨在完成训政的根本使命,台湾训政更以实践佐证了训政导向民主的确定性。

西周铜器铭文与《书》类文献之关系

学术界习惯上所定义的五类铜器铭文,赏赐类和《书》类文献有较多交集,其铭文“阀阅之辞”分记录式和自述式两种,前者有铸刻册命仪式过程的史官记录者,亦有记录册命过程中命官之辞者。记录命官之辞者,所铸内容或为一次册命中多名史官所记内容,或将史官多次相关记录最后汇总成编。通过比较可知,自述式的铭文有着明显的拼合倾向,而其所据的材料似乎都出自一个“共享库”。这个“共享库”或与史官文书、贵族私家所藏文书档案以及口传文化均有关联。从毛公鼎铭文对史官所记命官之辞的汇合整编处理来看,《书》类文献中已有整合数次训政之辞为一篇者,如《大诰》《洛诰》等。

孙中山对国民“不良人格”的反思和重塑

国民的"不良人格"是民初共和政体夭折,专制政治死灰复燃的重要原因。孙中山痛心地抨击了国民"不良人格"对共和政治的消极影响,深刻分析了"不良人格"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消除"不良人格"的途径和方法。孙中山对国民"不良人格"的反思和重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合的研究与实践

根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体系设计有各部门共同参与完成的思想政治教育项目,创建大思政教育体系,从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党团组织、班级组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和重要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1928—1937年)的地方党政关系论析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1928—1937),地方党政间的关系呈现出矛盾和纠纷源源不断发生的弊端,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之所以如此,从客观上讲是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的政体和地方党政互相监督、互不统属的党政分开原则所造成的;从主观上讲主要是国民党的派系和个人的争权夺利所使然。这些纠纷的出现,从本质上反映了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缺乏坚实的基础,难能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