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民事公益调查取证权强制性之否定——兼论取证难问题的解决

我国对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无强制性的规定是一以贯之的。近来,随着取证难问题的凸显,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因强制性的缺失遭受诟病,“赋强说”兴起且成为理论界实务界的主流声音。取证难问题的解决虽与调查取证权“赋强”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但手段并不具有妥当性。“赋强说”内部的赋强逻辑存在诸多误区,且悖于民事诉讼固有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甚至会引发对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正当性的诘问。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赋强不是取证难问题解决的最优解,该问题的解决应着眼于现有制度的完善和潜能发掘,以及检察机关客观举证能力的提高。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理论重塑——兼论制度的可行性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理论和实践在我国一直停滞不前。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次明确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基本方案,以往对该制度的排斥主要来源于对该制度本身定位不明、动摇检警结构的平衡、影响侦查效果等的质疑。最高人民检察院此次提出的改革方案和以往的"提前介入"有明显不同,只是希望建立起检警双方的工作沟通,并不是对检警关系的颠覆性变革。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本次改革可以提高起诉质量,符合检警双方共同利益,应当尽早形成具体制度。

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

法院是民事纠纷的裁判者 ,裁判权是其最基本的职权 ,然而 ,在围绕着这一职权的行使而展开的一系列程序中 ,又衍生出诸多权利 ,如程序控制权、程序事项裁决权、调查取证权、释明权、事实认定权等。程序控制权和程序事项裁决权是法院控制诉讼的发生、发展和终止的节奏和方式并对程序争议事项进行裁判的权力 ;调查取证权、释明权和事实认定权作为法院的三大审理权 ,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下是有所区别的。笔者认为 ,在我国 ,法院不应通过职权干预调查取证 ;释明权作为一把双刃剑 ,应正确把握和运用 ;而事实认定权的行使 ,则必须通过建立一套科学的证据规则 。

试论法官庭外调查权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 ,刑事公诉案件审判过程中 ,法官对控辩双方所提出的证据出现疑问 ,要休庭进行调查核实。此“调查权”是法官的“自向证明” ,是审判权的积极运用。目前来看 ,法官该权力的行使有一定的必要性 ,是我国当前刑事诉讼模式的要求 ,实体公正的体现 ;但同时也要在调查目的、条件、时间、方式、手段等方面做严格限制 ,要明确此调查仅为裁判职权的例外 ,是在用尽庭上调查证据的一切手段后采取的措施。

论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

检察机关当下弱小的调查取证权难以适应公益诉讼的现实需要。保护公共利益以及公益诉讼案件本身复杂性等特点,决定了必须赋予检察机关以更大的调查取证权。要赋予检察机关必要时可以采取司法强制措施进行调查取证的权力,以解决被调查对象不配合等问题;要赋予检察机关有权要求相关机关或组织对其行为进行举证的权力,以减轻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压力。要通过立法方式赋予检察机关更多的调查取证权,并对调查取证权行使条件、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

论电信诈骗犯罪侦查中的现场取证——兼论电信诈骗犯罪侦查国际警务合作现场取证的要点

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侦查中,由于犯罪嫌疑人人数众多、证据形式多样化且多为电子证据,特别是在跨国(境)联合侦查中,法律制度不同,侦查方法、技能、语言不同,现场取证活动往往面临较大困难。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侦查的现场取证,首先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详细查明现场情况、加强跨国(境)联合侦查中双方的协商沟通、做好现场取证的物质准备;现场取证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很可能逃跑或毁灭证据,侦查人员应采取措施控制现场及犯罪嫌疑人,同时,为确保证据的有效性,必须规范实施取证活动。

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范围

抗诉是目前我国立法所明确规定的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唯一方式。在肯定民事抗诉程序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的前提下,应对其调查取证的具体权限范围加以界定;同时,对我国相关检察解释规定的不足之处应加以具体分析,并从理论上逐步完善。

计算机犯罪现场中的取证技术及应用

科学有效地应用计算机取证技术是侦办计算机犯罪案件的关键。计算机取证也称为计算机法医学,是把计算机运行环境看作是犯罪现场,运用相关的辨析技术,对计算机犯罪行为进行法医式的解剖,从而搜寻确认罪犯及犯罪证据,并据此提起诉讼。从理论上讲,计算机取证人员能否找到犯罪证据取决于有关犯罪证据是否被覆盖。但从海量的数据里面寻找蛛丝马迹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工作,侦查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并按照科学合理的步骤来实施计算机犯罪现场中的取证工作。

检察引导侦查取证程序构建

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事后的、静态的法律监督变为同步的、动态的监督。其宗旨在于监督侦查机关取证的合法性 ,因此必须有一定的程序对此加以规范。检察机关应建立引导侦查取证机构 ,明确其介入侦查的时间、方式 ,确立引导侦查取证的案件范围。

论辩护律师的调取证据权

调取证据权是辩护律师了解案情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赋予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延伸和补充。从现行规定与立法缺陷、司法概念和价值体现、制度完善三个方面，对辩护律师的调取证据权展开探讨。

提升电子证据取证规范化水平的策略研究

电子证据作为新型的证据类型已被法律赋予了独立证据地位,在司法审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现阶段电子证据取证过程中,由于存在一些不规范化问题,严重影响了电子证据在法律上的证明力、可信度。因此,通过完善立法、加强取证能力建设、规范化取证流程等方面提升电子证据取证规范化水平,为司法机关开展科学规范取证工作提供参考和指导。

侦查机关适应“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思考

侦查机关适应"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其含义。我国"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在不变动现有司法格局的基础上,强调侦查和公诉按照审判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标准和要求进行,同时承认审判在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方面的最高权威。侦查机关适应相关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认清侦查与审判、公诉和预审之间的关系。取证能力的提升是侦查机关适应"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核心,可从建立以客观性证据为中心的取证模式、完善侦查取证指引体系、促进取证措施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等方面着手提升取证能力。

我国区际司法协助现状及其区际调查取证问题探讨

我国区际司法协助的现状是:送达难的情况仍然存在、调查取证难更是突出、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的司法判决还须做艰苦的努力。文章着重对我国内地、港、澳三地调查取证制度作了比较,而后提出解决实施我国区际调查取证的建议和设想,包括调查取证的范围、途径、方式和适用的法律等。

辩护律师获取证据制度的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为分析背景

为使律师辩护达到实质效果,保障辩护律师获取有利于被追诉者的证据和充分知悉控诉证据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鉴于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面临结构性障碍,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间接保障律师知悉或获取证据,保障辩护律师申请调查取证以及申请调取证据权的实现;充分保障辩护律师与被追诉者的会见交流权;保障律师阅卷的全面性;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审判机关应予以满足;增加规定辩护律师申请证据保全的权利;并对剥夺辩护律师获取证据权利的,确立程序性制裁。以上措施的完善可以有效弥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能力的不足,实现律师辩护的实质化。

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透视与前瞻

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具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是其履行法定职责的必然要求,其中书面审查应是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的主要方式,调查取证则是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的有效补充。检察机关审查民事抗诉案件的调查取证应在立法上予以明确。

再论检察机关的民事证据调查权

2012年《民事诉讼法》为适应其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证据调查权,不过其对询问当事人、证人以外的证据调查方式没有规定,也没有规定被调查人不予配合的情形。201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公益诉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检察机关民事证据调查权的立法与实践需要之间的矛盾。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能出发,结合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的不同情形,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以查阅案卷材料的权力。在民事公益案件中,还应当赋予检察机关以强制的方法收集证据的权力。

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思考

非法证据的排除在理论上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未形成行动中的共识。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不仅是法治精神的底线要求,也是防止错案、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必须改变观念,检视当下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在侦查机关内外建立排除非法证据的发现、审查、认定和制裁机制。

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件侦查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作为最常见的经济犯罪案件类型,正朝着涉案金额巨大化、犯罪主体智能化、犯罪手段复杂化方向发展,给公安机关打击惩治犯罪带来诸多新的挑战。公安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把握好初查、取证环节上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民事诉讼中家庭暴力的证明困境及其化解

民事诉讼中家庭暴力存在证明困境,具体表现为当事人收集直接证据困难,包括接警出警记录、妇联证明、医疗记录等为《反家庭暴力法》所列举的证据都很难被法院认可;法院亦未能将职权探知原则积极贯彻;而针对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完全采纳一般侵权案件的证明规则不合理。对此,应采用表见证明理论,通过证明基础事实、利用经验法则来推定家暴事实,并予以相对方提供反证以反驳推定事实的机会。为更好地适用表见证明,应明确规定基础事实,并以指导案例辅助确立经验法则和适用规则,公开法官心证,以解决民事诉讼中家庭暴力的证明困境。

法院职权证据调查制度在民事案件中的适用

法院职权证据调查,是指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据职权视审理必要而收集证据、调查案件事实的制度。民事诉讼以保护私权和解决民事争议为根本,应当采行辩论主义彰显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限制法院的职权发挥。但是,对于非讼案件、公益诉讼案件、家事案件、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以及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案件,应当采行职权探知主义的法理,由法院依据职权承担收集证据和发现案件真实的职责。此外,对于一般民事案件,在审理必要的情形下,应当采行修正辩论主义的法理,由法院依据职权发布调查收集证据的命令或者直接采取证据调查的措施以发现案件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