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龙形象中的礼制元素及其演进

中华民族的龙形象来源于蛇、鳄、鱼、蜥蜴、鲵、猪、马、牛、鹿、虎、熊等多种动物,在新石器时代已成为重要的祭祀礼器纹饰。夏、商、西周时期,龙纹综合了多种原龙造型,是礼乐伦理建构的形象表征。至春秋战国,龙形象与凤、虎等形象进一步融合,呈现多元化与开放性特征,并逐步成为礼制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先秦时期,龙作为沟通人神的通天神兽,经历从原龙到夔龙再到飞龙的造型变化,象征了礼制文化从单一到多元的兼容并蓄的发展过程,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核心的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的宇宙观。

先秦乐舞的角色演化及其在礼乐文化中的建构功能

先秦乐舞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源头的一个重要构成内容。在其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发展演化过程中,先秦乐舞从依附于原始宗教的从属身份逐渐转化为独立的文化功能,并在先秦时期的礼乐实践中,推动了先秦文化从“礼仪”到“礼制”的跃迁,在“礼崩乐废”之后,先秦乐舞又成为儒家创造礼文化的思想灵感。经过儒家思想改造之后,礼乐实践结构中先秦乐舞的原始观念与感性形式被扬弃,礼乐实践的思想性内容得以引入礼文化系统,并在儒家的思想探索中形成礼文化的独特形式与鲜明风格,从而使先秦乐舞融入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因之中,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特殊的文明样态与特有的文化形式。先秦乐舞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研究先秦乐舞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历史角色与社会功能,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始源与社会形制的演化脉络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先秦音乐美学构建中的齐鲁文化因素

先秦音乐美学是中国音乐美学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它的形成和发展与齐鲁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齐鲁人士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蕴含着浓厚的齐鲁文化因素的先秦音乐美学才得以构建。其中,齐鲁人士的音乐思想构成了先秦音乐美学的核心内容;齐鲁两地丰富的音乐实践为先秦音乐美学的形成提供了实践逻辑;齐鲁两地频密的学术活动推动了先秦音乐美学的构建。这个时期的音乐美学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字材料和思想材料,而且已经具有了自身的内在结构,为整个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华简《乐风》相关问题研究

清华简《乐风》为战国时期楚国曲谱,其中的“大”“厀”“少”三字表示音名所在的八度音区,“大”表低八度,“少”表高八度,“厀”训为“次”,即表示“大”和“少”之间的音区。“■”“■”二字是简文中仅有的两个动词,经分析,“■”应训为“合”,表示一种同时奏响两个音的演奏方式,即和弦;“■”训为“撅”,表“击打”。经研究,部分先秦时期的古琴尚为击弦乐器,此处的“■”即指扣击琴弦发声。

论先秦诸子音乐美学思想

先秦诸子围绕“礼乐”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儒家肯定“礼乐”,墨、道、法三家则否定“礼乐”。孔孟提倡“礼乐”,实质是想恢复“周礼”,实施仁政。荀子借鉴了道家“天乐”美学思想,吕不韦吸收了阴阳五行说,强调了音乐“审音知政”功能。墨子从功利的角度“非乐”,老子从愚民的立场否定“礼乐”,商鞅、韩非子为推行法治否定“礼乐”,均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庄子则从养生的角度否定“礼乐”。正反双方音乐美学思想虽有较大差异,各方内部代表人物的音乐美学思想也有不同,但重视音乐的政治伦理属性和审美属性却是一致的。通过争论与碰撞,先秦诸子们共同推进了音乐的这两大属性。

先秦乐论与音乐人类学的不谋而合

中国先秦思想家对音乐和国家礼乐制度的关系做过很多精辟论述。先秦乐论不只是讨论音乐问题而多涉音乐与“礼”、与伦理和国家政体—制度史等问题,因此乐论是先秦思想史和哲学史关注的一个重大主题。先秦乐论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暗合了人类文明和世界音乐史溯源的一些经典理论探讨,特别在音乐起源和功能研究方面跟古希腊乐论多有值得比较研究之处。19世纪兴起的人类学和其后的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为乐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结合史前学方法,音乐人类学对音乐起源、音乐的符号意义和功能等课题进行了世界性文明的综合探讨,对先秦音乐美学和文化意义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先秦“乐舞”的泛戏剧形态考究

泛戏剧形态是具有戏剧因子但未融合为一的形态。先秦“乐舞”是融合了音乐和舞蹈的艺术形式。先秦“乐舞”的因子发展各有侧重,“演员”在礼制下有一套严格细致的选拔、教育、考核、管理制度;“人物装扮”实现了外形装扮、拟态表演、“舞容”的演进;“情节故事”以颂德示事为主,表现为结构完整、逻辑清晰的宏大叙事场面。考究先秦“乐舞”因子的具体形式,寻找其泛戏剧形态与戏剧、戏曲之间的关系,追本溯源的同时总结泛戏剧形态的发展趋势及其融合方式,继而为戏曲发展注入活力。

礼、乐文化与先秦戏剧关系考论

戏剧的起源是一个复杂又多元的问题,一种戏类的产生是漫长发展的结果。提到戏剧史料各家都以“巫觋”“优孟衣冠”“傩礼”等学说为开端,承认《诗经》《楚辞》具有戏剧的样式,而提到戏剧正史却是“宋元说”为缘起,不禁令人费解。戏剧的主要因素有扮演(演员)、音乐和舞蹈。和着音乐,扮演角色,表演故事即是戏剧。演员是戏剧的灵魂,没有演员便没有戏剧。通过考证史料证明原始仪式是歌舞和戏剧的起源,原始歌舞包含着戏剧的形态。象乐的本质是戏剧的雏形,是综合的艺术形式。戏剧从原始歌舞走来,在严格的礼乐教化下被压抑,在战国礼乐被僭越的形式下蓄势待发,不断发展,一步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蓄能量,吸收不同元素,逐渐走向成熟。

先秦宴乐的表意机制研究

“宴乐”是中国古代礼乐中一种重要而特殊的类型,所有用于宴飨活动中的音乐和与音乐相关的内容都能被称为宴乐。宴乐并不单以娱乐为目的,细究之,还在于以宴乐为媒介传递意义,完成宴飨活动参与双方之间的交流。就先秦宴乐而言,这种意义的传递机制大致分四种:一是以对宴乐的分节来进行的;二是以宴乐语言文本为基础进行的;三是以“空符号”(不答赋)的方式进行的;四是以空间设置与排布进行的。这四种方式共同构成了先秦宴乐的表意机制。

论中国社会早期的音乐哲学

在现代形态的音乐史研究中,人们已习惯于将审美价值视为音乐的核心价值,将音乐的历史看作被"审美"一词限定的历史,但在中国社会早期,音乐的价值却远远溢出了美的边界,几乎可以将中国人的天地人神之思一网打尽。就哲学而言,这种围绕音乐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道、气、风、声视为音乐的本源,从而将人工艺术与天地自然打通;二是将声律、音律或乐律理解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律法,从而将音乐秩序挪移为宇宙秩序;三是以道论、数论和气论为音乐进行本体论定位,从而使音乐的价值获得形而上的阐明。要而言之,在中国社会早期的观念中,音乐被视为世界存在的基本性状,它的哲学品格要远远大于美学品格。这预示着一种回归中国历史本身的音乐史研究,必须超越美和艺术的限界,将其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经验来看待。

先秦音乐美学中的“和”范畴考论

先秦时期,很多典籍都论及"和"这个范畴,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作为音乐美学范畴的"和"的意义和价值,必须着[于"和"的意义]变,对"和"进行考证与辨析。"和"的意义演变历程为:1.从单纯的乐器意涵,引申为调和、应和之义;2.衍生为具有政治伦理性意涵;3.又衍生为哲学上宇宙生成的意涵;4.转化为道德人格修养极成之境。

先秦儒家“以乐修身”思想论析

先秦儒家认为音乐对个体修身具有重要作用。儒家乐论中揭示了"以乐修身"的心性论依据,"游于艺"的心理特征,致"和"的修身目标及境界。这些思想对我们反思现代人身心修养之必要,反对艺术教育的功利化等富有启发。

先秦礼乐大曲《大武》研究

《大武》是西周宫廷"六代乐舞"之一,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表演形态,具有非常高的艺术表现力。其三部性的结构体制、各结构段落的不同音乐性格以及采诗入乐的创作手法均与后世魏晋俗乐大曲和唐俗乐大曲有相通之处;《大武》主要由乐工舞人与贵族子弟承载,用于祭祀、宴飨等礼制仪式,具有礼的功能。

从祭祀乐到雅乐——先秦儒家乐教传统的文化意蕴

在初始时期"乐"主要以"祭祀乐"的形态呈现,抒发的是一种宗教情感。随着文化氛围与社会环境的改变,"乐"更多的以"礼乐一体"的面貌存在。为了保持"乐"的独立性并提升其价值,儒家在"制礼作乐"的基础上将"祭祀乐"转化为更符合时代需求的"雅乐","乐"便与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紧密相连,体现出儒家"乐教"理性与神性杂糅的特点。

“黄钟长八寸七分一”是先秦管律中完全正确的黄钟宫音管长吗?——与戴念祖先生《先秦管律的可能性》一文中所据以校改的观点商榷

在司马迁的《史记·律书第三》的"律数"一节中,记述了两组音律数。其中有"黄钟长八寸七分一,宫"的一组数据,由于这一组律数错舛、音级位置窜乱。因此,至少自唐代以来至今的一千多年里,乐律学家们对这组律数的校勘工作从未停止过。文章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物理学家戴念祖先生在其所发表的《先秦管律的可能性》一文中所提出的据以校改的观点进行了商榷。文章除了采撷中国历代相关文献进行综合性的梳理以外,并在古文字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详加释证与补证,还通过必要的制管验声加以参证,进而在结论中阐明了据以校改的观点。

先秦诸子乐舞思想交锋中的现代启示

“礼乐”制度是先秦时期的一种和谐文化建设。先秦诸子对如何看待“礼乐”特别是“乐舞”在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过思想交锋,主要体现在对“古乐”与“新乐”、“非乐”与“立乐”、“礼乐”与“天乐”三个方面的认识差异。这给我们今日在文化建设中如何统合多样性、平和差异性以有益的启示。

论蒋孔阳的音乐美学思想

在蒋孔阳看来,音乐美学思想不是美学家给音乐规定的法则,先秦音乐美学思想不是先秦乐官的音乐理论,而是诸子百家关于音乐的看法和想法,是诸子百家政治和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蒋孔阳的《先秦音乐美学论稿》立足实证考究音乐的社会生成和社会功能,论述“省风”“宣气”,孔子“正乐”和墨子“非乐”,贯穿着一种虚怀若谷的人文意志。这是蒋孔阳音乐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蒋孔阳美学思想体系的鲜明特点。

先秦音乐教育价值观取向探微

先秦音乐教育价值观取向,基本是一脉相承,音乐教育价值观取向在社会需求和个人成长两方面共生,音乐教育在整个社会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从教育本体价值看,符合了个人和社会共同和谐发展的方向,使音乐教育总体上呈现良性的发展。但也不可否认,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音乐教育价值观偏重于追求伦理道德的社会价值取向,使音乐教育逐渐成为礼的附庸,成为后世封建朝代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

先秦乐论:中国传统艺术学思想的总根源

系统梳理中国传统艺术学思想,不难发现,先秦乐论不仅发展最早,是最先完成较为完备思想体系建设的门类艺术理论,也是中国古代各门类艺术思想理论的先导。中国古代相继出现、发展的各门类艺术,其思想理论无不受到先秦乐论的影响,甚至是先秦乐论在各自门类中的特殊表述。因此,深刻领会先秦乐论是今人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各门类艺术思想理论的关键所在。考察先秦乐论及其对嗣后各门类艺术思想影响的意义在于:首先,先秦之"乐"并非后世单纯的音乐,而是诗、歌、舞、乐的综合体,本身适合作为艺术学的研究对象;第二,先秦乐论与当时学术、政治紧密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思想的"艺术社会学"特征;第三,先秦乐论对其他门类艺术思想的影响与相互渗透,使中国传统艺术具有高度的整体性、相通性,同根多枝而非互不相干,便于我们从艺术学的高度作整体把握;第四,作为主流艺术及其思考,先秦之乐与乐论从一开始即由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士直接参与并主导,这成为中国古代艺术能否进入"艺术学"视野的共同标准。概言之,考察先秦乐论,绝不仅是古代门类艺术思想研究,更是中国传统艺术学思想的根源研究。

浅谈先秦时期的音乐教育

我国音乐历史源远流长,其源头产生于远古的礼仪活动中。先秦时期积累流传下来的音乐知识是古代开展音乐教育的基石,先秦时期的音乐教育不仅仅是中国音乐发展的源头,也是人类音乐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乐与礼在先秦时期是密不可分的,在当时的政治统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学习先秦时期的音乐教育,对于学习我国的音乐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