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政治与康雍乾时期蠲免政策

蠲免政策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农业政策,在皇权政治空前强化的康雍乾时期,达到了中国古代蠲免发展的鼎盛阶段。清代皇权政治的巩固和发展是蠲免政策实行的首要条件,蠲免政策是当时皇权政治深刻而真实的反映,也是维护皇权政治的工具和手段,可以说,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其有力地维护着清王朝的统治。

乾嘉易学与“道论”形上学之重构

基于由《易传》与《太极图说》而形成的本体论之不同,宋明儒学大凡可以分为气本论、理本论和心本论三系。到了清儒尤其乾嘉诸儒那里,则通过重新阐释《易传》与《中庸》中的道体论述,结合气本论,提出了一套能够兼摄"理"与"气"的新"道论"哲学。本文以王夫之、惠栋、戴震、焦循等人的易学思想为主线,通过分析清儒针对宋儒而提出的太极即道论、道一理殊论以及道赅理气论等观点,来说明他们是如何复兴《易大传》"弥纶天地"之道论传统的。清儒解构"天理",重构"道论"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一理殊"的"察分理"学说,为乾嘉智识主义的思想转型与典章度数之学的张大消除了泛道德主义的束缚;二是"道赅理气"的道本论,为"理存乎欲"的新理欲观及"达情遂欲"的道德形上学重构奠定了本体论基础,充分诠释和接续了"继善成性"、"赞育天地"、"生生不已"的大易精神。

畲民科举中的“盘瓠”影响——以清乾道时期(1775-1847)浙闽官私文献为考察核心

清乾道时期(1775-1847),因科举制度不完善和族群(个体)利益争夺,汉民士子假借盘瓠神话以阻止畲民参加各级科举考试,而以钟正芳、钟良弼、蓝芳、雷云等为代表的畲民士子,在历经"抗阻考"诉讼后,分获"一体科考权"。虽然政府部门以"禁阻考"文告来保障畲民的平等权利,但这并未在深受神话历史化影响的汉民社会中得到普遍认可。总之,神话历史化有其合理分析相应口头传统的功能,但同一神话在不同族群中的不同理解也会呈现程度不一的负面影响,而这恰恰是需要神话学从业者关注的一大重点。

论《南部新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的价值

《南部新书》是北宋初钱易编撰成的一部小说选集,其内容和文字绝大部分来源于唐代的小说、杂史、杂传以及正史等书籍,该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通过此书可发现一些失传的唐代小说佚文,一些仅有节录本传世的小说可在此书中找到一些较完整的文字。在唐代小说以及《太平广记》等书的文字的校勘方面,《南部新书》

河北迁安铁矿带南部尖晶石橄榄大理岩的特征及成因探讨

本文讨论的尖晶石橄榄大理岩产于迁安太古代变质铁矿带南区黄柏峪—脑峪门一带。岩体受古断裂构造控制,没有一定层位。其全岩成分、微量元素、稀土模式、矿物学特征及碳、氧同位素资料均表现了岩浆碳酸岩特征,与沉积成因的碳酸盐岩相差甚远。据此认为,该尖晶石橄榄大理岩是区内最早的一次岩浆活动的产物。

钱谷融的人学话语与新时期文论建构

钱谷融"文学是人学"这一主张真正的发生期并不是它产生的1957年,而是在新时期初年。因为这时它才真正参与到文学理论的建构中来,并对新时期文论中人学话语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钱谷融的人学话语在文论中的确立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从特殊性层面来说,人学话语主要在于确立"个人"、"个性"在文学理论中的存在、地位和价值;从普遍性层面来说,人学话语主要在于确立一种以人生幸福和自我完善为旨归的价值观,以想象的"情感共同体"取代想象的"阶级共同体",以此来形塑文学理论的学科品格。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具体方式包括肯定钱氏文才、次韵作品、引用观点及编撰年谱等。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主要原因在于钱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对朝鲜古代作品的重视、为朝鲜朝文坛批判拟古派提供了依据以及钱谦益本身作为东林党人和性理学家的特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促进了朝鲜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论王念孙的生成类比法

科学是思想,而不是技术。乾嘉学术蕴藏着丰富的科学思想,有待发覆。邓实《国学今论》曰:"本朝之经学考据,浩博无涯涘,实足以自成其一种之科学,永寿于名山者也。"然而,什么是乾嘉的科学思想?向无定论。我们提出:乾嘉科学理念中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他**们的"理必"思想(冯胜利2014)(1)。本文即在"发掘乾嘉理必思想"的大题目下,从王念孙《广雅疏证》类比例证中揭示其推理必然的科学要素。文章认为:乾嘉小学的科学要素不仅可与现代科学研究直接接轨,甚至可以补充当代逻辑之不足。文章继此呼吁将来古代思想史、逻辑史的研究,当以独立的科学思想和方法来观照传统朴学中的科学理念,并据所得之传统科学理念,比照西方科学的传统和理念,如此中西学术参互比较或有新的突破和启发,俾能创造出含有东西方思想精华的科学理念和科学体系。

江谦隐性教育观及其当代反思

隐性教育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之一,它不一定是从西方“舶来”的术语。近代皖籍教育家江谦很早便谈论过隐性教育,他发现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学校教育过于强调“人人所见之教育”,而忽视了“人所不见之教育”,这是一种片面思维。隐性教育实为“教育之要”,不能低估隐性教育的作用。作为一种隐性教育,江谦指出“心之观想”的内涵、特点及教育作用等,说明应当如何疏导“心之观想”。如今我们处于后疫情时代,“线上”教育快速发展,成为“人人所见之教育”;而“线上”隐性教育的研究不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论司马迁人文精神的多元性特征及实质

司马迁的人文精神在周代礼乐文化与汉代经学文化的基础上构筑而成。然而,司马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儒学继承者,他既批判继承了周、汉文化与儒家的政教意识,又接受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独立意识及汉初黄老之学的思想遗风,其人文精神来源呈现多元性特征。从时代角度看,司马迁的人文精神实质上是奴隶制王朝向大一统封建王朝过渡而衍生的产物,反映了周、汉文化由对立走向统一的时代映像和历史趋势。

“东南二老”与康乾之际的诗学承变

“东南二老”的诗歌观念体现出康乾之际诗学承续转变的复杂特征。诗歌面目论强调宗法贵在神理、自成面目,“以人论诗”突破“以时论诗”的阐述模式,重构个人创作与诗歌典范的关系。诗歌新面目的建立关涉风格、性情、手法等命题。神韵诗风在流衍后期陷入单一虚泛的困境,沈氏以诗选编纂、钱氏以创作实践积极开拓诗歌风格的取径,引导诗风多元化发展。二人倡扬性情诗论,性情诗论的社会性维度强化政教功能、个体性维度突出诗歌表现之“切”,两者产生庙堂化、私情化的异趋。以文为诗的创作风气深化了诗文之辨,对诗歌的赋比兴手法、议论功能、创作主体身份等话题的论说折射出诗人、文人与学人之诗的殊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