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政府对吉木萨尔的经营措施及其意义

清代是吉木萨尔历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作为重要的屯垦基地,吉木萨尔发挥着对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东天山军政体系的战略支撑作用,因此,清政府对于吉木萨尔的经营是比较重视的,采取了设官驻兵、屯田移民、开设马厂、建筑城堡、发展文化教育等诸多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使得包括吉木萨尔在内的东天山一带成为清朝在新疆统治较为稳固的地区,为同治年间清朝维持对东天山的控制以及将其作为收复新疆的战略基地创造了条件。

勃兴与途穷:《南部档案》所见晚清金商办矿研究

四川省南部县出产金矿,开采以山金为主,有民间散户开淘、厂夫办厂开淘、金商自办矿厂三种开采模式。清代光宣年间,县衙招徕四届金商经办矿务、谋求矿利。金商办矿后,形成了官督商办、商为主导的地方矿业管理体系,与厂夫、民众等人的互动中演化出了新的基层矿业关系网格。越境者承揽矿采、商人出资办矿准入资格限制的释放,反映出晚清地方办矿的松动。晚清四川办矿进程中,由于官商前期缺乏周密调查、地方政府监管不足、政商隔阂与商民争讼,导致广开利源、振兴矿政的预期效益难以实现。

明清之际文化转型中的经世实学——兼谈《虚实之辨:颜元的问题意识及其哲学展开》一书的新探索

17世纪中叶,亦即通常所说的明清之际,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李颙、傅山、颜元等一大批极富批判个性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古代后期封建宗法社会君权政治及其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与重构,开启了封建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与时代转型。颜元实学思想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清代诬告案件审理的法理逻辑及其展开——基于《刑案汇览》实证分析

清代人口快速增长,导致资源紧张,民间为获利而诬告的情况频发,加之,治理策略失当,处理力度欠缺,以致诬告之风盛行。历代各朝关于禁诬均有明确规定,清代《大清律例》关于诬告在行为构成、处罚规定上更加完善。《刑案汇览》中关于诬告案件的处理表明,清朝中央在治理诬告案件中有其特定治理路径及逻辑范式,通过“正条”与“比照”之法律适用,力求罪名与刑罚平衡。

浅析宗藩体制下清政府对琉球态度的转变——以“脱清人”的活动为中心

在近代风云变化的东亚地区,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清朝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受到了巨大冲击。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略的步伐加快,使琉球深陷危机之中。以向德宏、蔡大鼎为代表的“脱清人”在福州、天津和北京等地开展活动以求清政府的援助。清朝作为琉球的宗主国,却对琉球显示出摇摆不定的态度。在“脱清人”的不断努力下,以“分岛改约”事件为节点,清政府对待琉球的态度出现了由轻视到重视的巨大转变,并以强硬的态度与日本谈判。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华夷秩序完全崩溃,这种以“宗藩体制”为主体的中琉关系最终瓦解。

清代南部县衙户房档案俗语词考释四则

《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为地方手写文献,内中俗语词数量繁多,不利于档案的阅读与研究。“钏”“撇”“提比”“京斗”四则俗语词意义容易误判。据语境、相关文献和历史,“钏”为“串”,“撇”为“耍赖;骗取”,“提比”为“提取犯人到堂审讯”,“京斗”为“明清部颁标准仓斛,即以京城广泛使用的升斗作标准容器计量”。

名中医周惠芳基于“肾主水司二阴”论治绝经生殖泌尿综合征

绝经生殖泌尿综合征是绝经过渡期及绝经后期女性特有疾病,周惠芳教授围绕“肾主水司二阴”理论,认为此病溯本在肾,虚实夹杂,治疗上辨证施治,清补兼施,选方用药基于《傅青主女科》名方加减化裁。针对女性特殊时期出现的生殖泌尿道不适症状采用益肾清利的治疗思路,以滋肾为主,佐以清利,兼顾他脏,并提出内外同治,有效改善症状,以期为绝经生殖泌尿综合征的临床诊治提供借鉴,提高围绝经期女性的生活质量。

随势应变:清代云南武定暮连土司统治的构建与调整

清代云南武定暮连土司经历了王朝更替、改土归流、地方起义等一系列变局后,仍旧保持着对当地的实际控制权。通过解读现存档案史料,可知暮连土司在社会转型中,通过积极拥护朝廷政策、塑造祖先身份、调整生存方略,从而获得了官方和土民的认可,稳固了地方统治地位,这种随势应变的态度与方式是其得以长期存续的重要因素。对暮连土司的个案研究有助于了解基层土司的自我认知与能动选择,并且增进对边疆民族地区由“化外”转为“化内”的内在机制和复杂过程的理解。

清中期虚衔土司改授土官的过程及实质

从行政成本、文化隔膜及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等因素考量,明王朝在推进改土归流进程中,曾将原土司辖区改设流官州县并编设里甲,同时原土司职衔由武职改授为文职,令其在原地继续世袭。这些仍能世袭但失去了旧有土地、人民的土司,即为虚衔土司。清中期虚衔土司袭职改革是清政府持续推进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内容之一,其改革内容并不是职衔改授,而是裁汰职衔、按品秩改授土官、追销印信及换给号纸,从制度规范上进一步对虚衔土司加以限制,以抽离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虚衔土司改授土官后,仍在边疆民族地区扮演着重要角色,呈现了王朝国家边疆治理的复杂情形。

清末基层治理模式的嬗变——以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模式和政治生态。选举制度是城镇乡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移植而来的西式票选制度对当时中国基层政治生态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容低估。“居民”等地缘主义视角的治理概念取代了传统“臣民”等身份视角的旧政治话语。“选民”观念确立的背后则是西式选举制度的移植,基层治理中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国家视域与边疆治理研究——以清代云南水利为中心

清代云南水利发展达到传统农业社会的顶峰,与上至帝王下至地方官绅高度重视云南水利发展密不可分。总体上看,清代各朝皇帝都一如既往地重视云南水利发展,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地方官员和士绅对云南水利认识更为深刻,并针对不同情形提出因地制宜的水利发展策略。正是在社会各阶层所形成的重视水利发展的意识,奠定了云南水利发展基础,为清代治理云南夯实根基,为云南深度内地化创造了积极条件。

边疆治理视角下清代乌里雅苏台地区的内地商民贸易研究

清代内地商民前往乌里雅苏台地区,乃随军贸易产物。他们将内地百货贩往漠北地区,同时又将该地区所产牲畜毛皮等贩回内地,并形成了以乌里雅苏台为中心,联络内地与北疆、中国与外部的贸易“丝路”。内地商民的前往满足了清廷对漠北新疆地区征战设治的需要,活跃了各族经济。内地商民与乌里雅苏台地方衙门间存在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清代乌里雅苏台地区内地商民之商业经历了一个从兴到衰,并被彻底逐离的过程,其衰落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内地商民的存在对清代中国北疆治理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商民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清廷管理的不足反过来又影响到这一边疆地区的治理。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试论清末民初司法积弊整顿之监督制度主张

清末民初时期司法积弊严重,刑讯逼供、索贿受贿、案件积压等现象层出不穷。为此,时贤从严格案件审理、强化政府职权配置、注重司法官惩戒等方面,提出了加强监督司法之制度主张,试图达到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民权利以及强化对地方的控制与治理等目的。虽因各种条件的限制实际监督效果极为有限,但仍不失为追求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有益思考。

“城镇自治”与“市民社会”:清末州县城议事会——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倡办地方自治。各省遵照先城镇乡、后府厅州县的顺序筹办地方自治,城镇乡议事会遂全面推行。南部县是四川省较早推行地方自治的州县之一,较好地贯彻了《城镇乡自治章程》,于宣统年间成立一城四镇六乡议事、董事会,对南部县改革和社会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清代南部县衙档案》,考察州县城议事会筹办、成立及其运行实态,揭示政治近代化视域下的基层社会民众向市民的转变与现代市政体制的萌芽,加深对清末城镇乡自治的认知和审视。

《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俗语词考证五则

《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多由人工手写,其中的“老么”“前八月”“小抱”“旋”“硬估”5个俗语词,意思费解或容易误解。经过分析发现:“老么”即“老幺;排行最小的”;“前八月”即“闰八月年份中的第一个阴历八月”;“小抱”即“男女双方幼年许配订婚,由男方家抚养至成年后才完成婚配的行为过程”;“旋”即“立即;马上”;“硬估”即“强行;强迫”。

改良维艰:清末南部县医学研究会的架构与运行

清末,四川南部县医学研究会在新政背景下设立,以改良医学、交流医术为宗旨并接受地方官府管理。南部县医学研究总会、分会层层隶属、架构清晰、成员职责明确。虽为民间自办组织,与旧县医学、卫生局所相较,在队伍专业化、管理科学化、建设实效化等方面皆有不少新气象,尤其是在考验医士、开展医术研讨方面展现出时代进步性。随着影响力的增大,医学研究会的职能范围逐渐外扩,兼调查审理、施种牛痘、征收灯油费等,反映出民间团体越权过界的机巧性。另一方面,从旧体制中脱胎而生的医学研究会存在贪腐弄权、姑息庸医、转嫁经费、发展滞后等弊端,面临缺乏监督、惩治不力、经费不足、动力不强等发展困境,足见内陆腹地偏远县城的医政治理与改良任重道远。

数字化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了吗——基于政商关系视角的机制检验

在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探讨数字化政务服务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是讲好中国特色改革故事的重要方面。既有研究主要从业务协同整合、行政负担消解、政企互动优化三种逻辑来探讨两者的关系,对政商关系理论下的具体机制还关注不足。文章立足政商关系视角,以行政负担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提出一个包含“亲”“清”机制的分析框架。基于2016—2020年中国省级政府数据,检验数字化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效果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数字化政务服务对营商环境优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存在数字化政务服务降低行政负担来提升政府治理效率形成“亲”政商关系,助推政府伸出“援助之手”优化营商环境;数字化政务服务规避委托代理产生的政府腐败问题构建“清”政商关系,遏制政府“攫取之手”来优化营商环境两条影响路径。此外,数字化政务服务对营商环境的优化效应也受到区位以及数据治理机构等因素的影响。

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初探

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本质上是国家对各地土司和土司地区民众进行治理的制度,土司制度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诠释。在“制度治理”语境下,元明清土司制度遵循制度建构———制度改革———制度运行———制度效益等一整套制度逻辑,并始终遵循这个制度逻辑和理路渐次展开,为王朝国家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元明清中央政府土司制度治理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教等五个方面着力,以此充分显现国家治理能力。从土司制度治理的实际情况看,渐次从元明两朝的“因俗而治”逐递向清代“依法而治”的转变,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王朝国家制度治理的必然。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虽然在不断丰富完善、充实优化,对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尚未达到土司制度治理的预期效果。由此可见,土司制度并不是什么先进制度,最终不得不改土归流,由中央政府流官治理土司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