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官衔研究

宋代官衔,是目前宋代制度史研究中新开拓的领域。从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制度这一视角,可以看出宋代官制的复杂性、多样性。皇帝,通常不视为官,实际某种意义上,皇帝也是官,且居于官僚机构的顶端,所以皇帝也有官衔,只是名号比较特殊,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官号,其生前有尊号或圣号,死后有谥号、庙号。唐宋史称皇帝多用庙号,这就是法定官衔。皇后有官号,尊号有无,视其是否曾垂帘听政而定,死后谥号有二字、四字之别。内命妇,为皇帝姬妾名号之总称,其官衔有等级之分、秩品之差。外命妇官衔可分为公主官衔、卿大夫妻母官衔两类。内外命妇官衔亦特旨移用于宫人女官官衔。皇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与文武百官相类,其名号等级分明,官衔成为其特殊身份的标志。

论老君所在与汉唐道教宇宙论的凝结过程

汉唐之间是道教宇宙论发展演化的重要时期。彼时道教徒试图将太上老君等重要神灵恰当地安置在新创造出的某个天界位面之中。在具体安置老君的过程里,不同的道教信仰者作出多种尝试,其间又经历借鉴和调适的复杂过程,最晚于初唐时期达成“老君居太清”的共识。对这一调适过程的考察,呈现出道教宇宙论发展的多种可能。而对“多种可能”的思想条理的发掘,则有助于勾勒更完整的道教思想史脉络和框架。

西王母东王公·天帝出行汉画像石考释

南阳师范学院博物馆现藏一方西王母东王公·天帝出行的汉画像石。西王母东王公与天帝出行合刻一块画像石上的画像就目前而言该石为所仅见。该画像石东王公戴胜,在汉画中较为少见。画像石的时代据考证为东汉早期。画像石构图布局紧凑,雕刻线条粗犷,并采用散点透视法,增强了视觉效果,是南阳汉画中少见的复合图案画像石,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周代宫室考述

周代士、卿大夫、诸侯、天子等不同爵位者在住宅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贫苦人民只有一间房子,一室、一门;无宗庙。士是一室一房一堂,有正寝无燕寝而有下室,二门(外门、寝门);宗庙有一。卿大夫是一室二房一堂,有正寝又有燕寝一,二门(外门、寝门);宗庙有三。诸侯有正(路)寝,又有燕寝三,三门(皋门、应门、路门)三朝(燕朝、内朝、外朝),设二观;宗庙有五。天子有正(路)寝,又有燕寝五,五门(皋门、雉门、库门、应门、路门)三朝,设二观;宗庙有五,别有二祧庙。

中国建筑园林的南北差异

我国建筑和园林南北差异明显。在园林方面，南巢北穴，缘由不同；南敞北实，形式不同；南水北石，要素不同；南花北柏，植被不同；南私北皇，社会背景不同。在宗教建筑方面，南方多佛教名山和道教洞天福地，北方多佛教石窟。此外，在民居的空间布局和建筑形式方面、街坊格局方面，也有差异。建筑和园林的南北差异是我国地域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郑玄“六天”说与禘礼的类型及其天道论依据

郑玄的"六天"说是由昊天与五帝构成,而天、帝乃是天的不同指称方式:天言天之体,而帝言天之德。在五帝中又可区分对一朝一代而言的上帝,这种上帝其实是感生帝与受命帝,上帝尊于其他四帝,而祭于南郊。由此天被区分为昊天、上帝与五帝三个层次,三个层次对应着三种配天之祭,即祭祀昊天的圆丘礼、祭祀上帝的郊祀礼、总祭五帝的明堂礼。这三种配天的大祭同谓之"禘",其祭祀的主体是王者,受祭的则是天帝,配享的则是有功德的先帝与先王。三种配天之禘结合成为一个结构整体,在家天下的架构下,它成为神圣家族从感生到受命昭示政治正当性的典礼;也是通过时王与天帝、时王与人鬼的显性关系建构时王与诸侯、臣民之间的隐性关系的方式。

乾隆二年妈祖加封“天后”辨误

妈祖何时由"天妃"加封为"天后",是妈祖信仰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历史文献对此记载互有歧异,主要有康熙二十三年说及乾隆二年说两种。本文根据相关史料,对此问题作了深入、详细的考证,指出乾隆二年并无加封"天妃"为"天后"一事,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中所谓"乾隆二年,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的记载是错误的,而据此认为乾隆二年正式加封妈祖为"天后"的观点当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天门·天宫·兜率天宫——敦煌第275窟弥勒天宫图像的来源

四川、陕北、河西本土汉晋以西王母为主神的天门图像、长江流域汉晋佛像和犍陀罗弥勒天宫等,促成了敦煌第275窟北凉弥勒天宫图像的出现,在敦煌北魏洞窟流行并影响云冈。中土早期弥勒天宫图像的形成是犍陀罗佛像与汉地西王母神灵信仰传统的契合,也是佛教艺术中国本土化的早期例证。

庙宇的地理空间分布与社会功能——粤东梅州天后信仰的宗教地理学研究

宋代起源于东南沿海的天后信仰明清时期开始在梅州传播。天后宫主要分布在村落水口处、江河沿岸和街市三种场域。水口处的天后宫体现了客家人运用神明护佑村境的风水观念;滨水(河)天后宫反映了农耕社会的客家人对水利的依赖和出洋谋生对河流的重视;街市中的天后宫则体现了传统社会神明的商业功能。天后的三种社会功能,反映了梅州从乡民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向近代商业社会、侨乡社会转型历史过程中客家人的神明信仰观念。

武后地位的上升与宫廷文化学术活动的关系论析

武后通过宫廷内部的一些文化学术活动巩固了自己的皇后之位,并进而与高宗分享权力,最终走上纂唐立周。分析这些文化学术活动,可以看出武后地位的上升过程,也可以看出当时宫廷政争的激烈程度。

论海峡两岸的妈祖文化

妈祖文化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一部分 ,它是海峡两岸民间共同信奉的保护神。妈祖文化作为从大陆出去的“移民”文化 ,它深深影响着台湾民众的信仰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台湾同胞回大陆寻根的宗教文化纽带。

西王母及其神话流变的深刻内涵

西王母及其神话在悠久的历史岁月中发生了巨变,其流变过程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表征,这种鲜明的个性与中国特有的阴阳哲学、道教具有内在联系,信仰西王母对妇女的教化功能也是密切相关的。

北魏“手铸金人”制试探

"手铸金人"是北魏王朝对国家大事进行预测的一种方式,皇帝将铸金人的成败视为事件吉凶的预兆。最初该方式只用于对皇后选立的预测,北魏后期,这项制度走出了后宫,成为鲜卑贵族对皇位继承进行预测的一种重要方式。

粤东的闽籍移民与民间信仰的流变——以紫金县的天后与三奶夫人信仰为例

天后与三奶夫人信仰都起源于福建,前者是倍受航海(河)的水手与商人信仰的水上保护神,而后者则是助产保赤的妇婴保护神,两者的信仰群体、作用功能、神祗地位及社会影响等均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天后与三奶夫人信仰随移民传播到广东东部客家地区之后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民们常常把她们混同在一起,如紫金的不少天后宫供奉的都是陈林李三奶夫人,其中的林夫人却不是林九娘,而是天后林默娘,显示出当地三奶夫人信仰与天后信仰的混融;并且天后的航海保护神的角色已相当淡化,而三奶夫人的助产保赤、治病救人的功能却得到了强化与彰显。

富美宫传统的送王船与厦门等地的送王船仪式异同研究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闽台送王船”仪式是一种闽台与海外闽南人沿海某村镇定期举行的、有着迎送代天巡狩王爷过程的、是民众广泛热情参与的仪式实践,或可称之为闽南人的民间狂欢节。而泉州富美宫的传统“送王船”仪式则是为驱瘟不定期举行的“送瘟”仪式,民众避之而庆幸,虽然两者在某些环节特别是“送”的环节有一些类似的形式与内容,但两者总体表现出的象征与意义、性质却大相径庭,故两者并非为同一类型的仪式。

从建筑场域谈天津天后宫与妈祖文化传承

天津天后宫和妈祖信俗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旅游资源,更是一种文化。天津天后宫是承载天津妈祖文化的空间载体。本文通过田野考察、文献分析和案例分析,基于妈祖信俗环境、功能和理念有所变化的现实,提出利用天后宫的建筑空间优势,结合妈祖文化产业资源、旅游文化资源、民俗资源等,从非遗保护、博物馆学、艺术学及传播学等角度,适应新时代和新生代需求保护和传承好妈祖信俗。

东亚大禹信仰文化圈现状的考察

亚洲区域内交流已有数千年历史,随人口迁徙,历史文化融合,在日本产生形成了大禹文化圈等中日文化互动平台。该平台同时也为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工作的进行提供了宝贵素材。笔者集中挖掘和甄选以东亚为中心的亚洲公共课题,探索中日价值认同的核心,加深推进社会对中日、东亚乃至于整个亚洲历史文化关系的关注,繁荣和平发展的生命共同体。本文以现存日本社会的大禹信仰为例,并佐以韩国民间大禹信仰现状,着重梳理根植于民间的133处大禹文物考察成果,剖析该文化现象对当代价值取向及社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为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深耕拓展提供点滴参考。

妈祖文化与嘉兴海运业的发展

妈祖是中国的“海洋保护神”,从宋朝起,为历朝所推崇,形成中国特有的妈祖文化。嘉兴地处东南沿海,从南宋起,在海盐澉浦和平湖乍浦相继开辟为海港,建天后宫等供奉妈祖神的建筑。为弘扬妈祖文化,宜修复天后宫等古迹,为发展嘉兴临港型经济和旅游业服务。

“象天设都”与东汉洛阳城的空间布局

东汉都城洛阳在周秦故城基础上营建而成,但汉明帝为了彰显东汉政权的正统性,有意在都城的营建过程中'象天设都'。东汉都城洛阳南北宫制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法象了'太一'紫宫与太微宫的布局;洛阳金市则因取法'天市'的布局而改变了都城'面朝后市'的规制,使洛阳城内两宫、一市的格局与'三垣'形成对应。围绕洛阳南北宫而建造的三公府、离宫、别苑、太仓、武库、监狱等宫苑、机构,则与'三台'、'营室'、'咸池'、'天枪'、'天棓'、'贵人牢'、'贱人牢'等星宿相对应。通过'象天设都'观念在洛阳城营建过程中的实践,东汉统治者将'天命在汉'的观念贯彻到了都城的空间布局中。

曹植的游仙转向及其早年信仰

曹植在建安二十五年以后,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游仙转向。此一转向有两重含义,一是思想上由儒家渐趋道教,二是创作上开始从事游仙诗写作。过去诸家认为曹植早年不信神仙,故多从政治、瘟疫等外在条件中寻找其转向的动力。实际上,曹植早年积极反对的只是方士的神仙体系,受曹、卞夫妇影响,他对宫廷神灵体系十分推崇。故曹植反仙立场的本质绝非无神论的觉醒,而是对异教的排斥。对儒家神系的崇敬压抑了曹植早年浓厚的“天路”情结,这一情结正是其后期转向游仙的重要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