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行逮捕制度的检视与反思

径行逮捕制度有天然的价值缺陷,不利于权利保障价值和司法公正价值的实现,也不具有真正的效率价值。就理论品格而言,径行逮捕制度在社会危险性判断方面,存在思维的非比例性、方法的非全面性以及素材的非必然关联性等缺点,一律推定为具有社会危险性过于武断。同时,径行逮捕制度导致的犯罪标签化后果也与轻罪时代背景格格不入,不利于罪犯复归社会,且与积极履职要求有差距,难以兼顾办结案件与办好案件,不利于实现“三个”效果的统一。此外,随着社会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电子手环监管系统等犯罪监控技术广泛使用,也让径行逮捕制度的犯罪控制功能呈现可替代化的趋势。在司法运行过程中,径行逮捕制度也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相冲突,与本轮司法责任制改革相矛盾,与“捕诉一体”办案机制存在龃龉,影响羁押必要性审查功能的充分发挥。对径行逮捕作限制解释或者作变通处理都不具有合理性,在未来的立法过程中,应该删除径行逮捕制度,对社会危险性进行综合性评估。

未决羁押的合理期限及其法律规制

现代国家一致要求未决羁押不得超过“合理期限”;国际社会关于什么是未决羁押的“合理期限”的判断标准已经达成共识。两大法系国家不仅在立法上以不同方式对未决羁押期限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建立并实施了未决羁押期限的常态化审查机制,这一机制主要体现为羁押权力司法化、羁押理由个别化、羁押程序正当化三项具体原则。相比之下,我国未决羁押期限及其延长制度设计基本上被侦查、调查等追诉利益所左右,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大突出问题:一是未决羁押期限过长,恣意羁押和非法羁押的情形长期存在;二是缺乏一个中立的司法机关对羁押决定进行司法授权、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被羁押人对于恣意羁押和非法羁押缺乏有效救济途径。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未决羁押期限在法律制度上缺乏系统的有效规制。要实现我国未决羁押期限的合理化,从长远角度看,需要在未决羁押制度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现代化过程中推动羁押期限的制度性变革;从近期看,需要进一步完善羁押审查机制和相关配套措施。

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电子监控证据的开示既触及社会公共利益,又涉及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探究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基本权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规范分析和比较研究,揭示出电子监控证据的生成机制具有封闭性,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可能会以“公共利益豁免”为由拒绝开示电子监控证据;同时,因遵循最后使用原则,电子监控证据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具有决定性作用,拒绝开示必然会影响公民的基本权利。从“目的”或“动机”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并非不可,但在同等实效下,应当选择不限制基本权利或者限制程度更小的其他手段。直接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拒绝开示电子监控证据违背了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探索适当的电子监控证据开示方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电子监控证据开示的是纳入监控卷宗,准备作为指控依据的卷宗材料和关联电子数据,开示的方式均为查阅、摘抄和复制。此种制度安排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对于纳入监控卷宗的电子监控证据,刑事诉讼法没有区分卷宗材料和电子数据,缺乏精细化规定,进而导致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局限于开示与不开示的二元模式;另一方面,对控诉机关不准备作为证据使用,没有纳入案卷的材料,辩方难以获得查阅、摘抄和复制的机会,因而对其无从知悉,即便知悉后申请司法机关调取,也难以获得支持。事实上,监控卷宗和电子数据承载的内容不同,监控卷宗和电子数据的开示方式应当有所区别。而电子监控获取的海量电子数据可能包含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决定性意义的材料,故未入卷材料具有开示的必要。有鉴于此,需按照入卷证据和未入卷证据的二元框架,建构差异化的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入卷证据的开示,可以要求辩方签署保密协议,准许其查阅、摘抄、复制监控卷宗,以及查阅、摘抄监控电子数据。然而,基于保护技术侦查方法的目的,对辩方复制监控电子数据的申请可不予准许。对于未入卷材料的开示,控方应当向辩方提供数据清单和数据选择的标准,同时辩方享有提出异议、申请调取关联数据的权利。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践困境与立法完善

自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设立以来,其运行模式历经三次变化,目前仍存在诸多理论争议和适用难题,限制了其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要解决当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践中存在的主体中立性不足、审查标准不够科学明晰、审查流程有待完善以及审查效力缺少刚性等问题,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和审查标准是关键。建议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依托听证会制度,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兼具“检察监督”与“司法审查”双重功能;修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区别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立案标准与裁定标准,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羁押;完善审查的主体、程序、效力及救济途径等制度运行模式的具体内容,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进行立法完善。

论个人信息处理中最小必要原则的审查

最小必要原则实践上的审查结构不完整,学理上的审查内涵有争议,其完整的审查框架尚不明确。为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的实施效果,应清楚最小必要原则的完整审查框架。基于现行规范的释义,最小必要原则属于比例原则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体现;基于欧盟法上最小化原则的追溯,必要性审查与比例性审查对个人数据的处理作了全面、精细的考察,具备坚实的欧盟法实施基础,亦契合中国的实定法依据,有较强的借鉴价值。按比例原则“全位阶”的操作架构,吸收必要性审查与比例性审查,最小必要原则即形成完整的审查框架,且在比例原则“目的—手段”关系下,最小必要原则可展开规范审查,其规范的步骤包括“事实描述”“目的正当性考察”“手段有效性、‘最小’损害性及比例性考察”三大环节。而告知—同意原则可确定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与收缩空间。

QCA在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问题与改进

基于整体论分析多要素组态效应范式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可探究政府治理问题中复杂的组态关系。通过系统性文献综述,编码并分析2017—2022年在中国公共管理领域发表的204项QCA研究,以系统识别该方法应用于实践的问题和创新做法。经分析发现,即便QCA应用的操作流程已相对规范和统一,但在各个研究阶段和步骤,不同研究者采用的策略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QCA研究者需要在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和解释方面开展更为科学与细致的论证。最后总结了问题集与相关建议,旨在提高中国公共管理领域QCA研究在研究设计、数据报告和应用实践等方面的质量。

诉前羁押实证研究报告——基于两个基层检察院2017~2021年起诉书和不起诉决定书的统计分析

诉前羁押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基于我国东、西部地区两个基层检察院2017~2021年起诉书和不起诉决定书的统计分析发现,羁押类强制措施的适用率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尤其逮捕适用率呈现稳定、持续下降态势。诉前羁押措施的适用,无论是刑事拘留、捕后侦查羁押还是审查起诉阶段的羁押,均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并且总体上存在羁押率高、羁押期限过长、在押犯罪嫌疑人律师辩护率过低、违法羁押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四大问题。在现行制度下,检察机关应当积极协调其他政法机关,继续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在适用刑事拘留、逮捕措施过程中严格遵守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和权利保障原则,力争把诉前羁押率降到合理的最低限度,把诉前羁押期限压缩至最短。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现实困境与改革进路

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于全程监督逮捕、防范逮捕筹码化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试点实施过程中,存在因法律规范不统一而导致审查主体混乱、审查程序不规范、审查依据缺乏量化标准等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当前亟待厘清羁押必要性审查相关法律规范的关系、回归逮捕的强制措施功能、健全羁押必要性审查配套制度,并以取保候审条件、逮捕条件为参照设置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量化指标。此外,应当关注依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提出次数以及在羁押状态下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少捕”检察实践的困境与出路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检察机关贯彻“少捕”刑事政策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对降低逮捕率的制度激励不足;另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与羁押强制措施的“错误绑定”可能压迫认罪认罚自愿性。对此应当进一步优化以“社会危险性”为中心的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具体而言,理清“不认罪认罚”与“逮捕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细化认罪认罚情节对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并通过数字化监管健全非羁押强制措施保障机制。

逮捕社会危险性的教义学解释——以《刑事诉讼法》第81条为中心

为推动检察人员充分判断社会危险性要件,研究者应运用法教义学方法重新解释社会危险性,以确保逮捕的审慎适用。社会危险性在《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1款中应被解释为诉讼妨碍性及再犯可能性要素,而在第2款为个案危险性要素,包含罪行危险性及个人危险性。司法实践中的“平面式”审查模式不具审慎性及操作合理性。结合法律体系及立法初衷的考量,检察人员应以“梯度式”审查模式判断社会危险性要素,即审查对象不具备第1款的要素时,毋需接受第2款审查,取保候审应优先适用;但经过第1款审查后审查对象具有一定社会危险性时,检察人员应结合第2款规定审查逮捕必要性。羁押必要性是社会危险性的必要延伸,但存在区别。

论少捕慎诉慎押的生成逻辑、理论意蕴与实现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在新形势下罪刑结构及犯罪结构出现明显变化的条件下,对“捕诉押”制度进行的探索。为有效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需要准确把握“少捕”“慎诉”“慎押”的理论内涵,转变“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深刻理解“社会危险性”对“少捕”“慎押”的决定性意义,依法用好用足“相对不起诉”制度,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效的司法实践经验。

延长侦查羁押期限问题研究

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司法活动,而完善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制度是落实“慎押”政策的关键。目前,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延押适用条件不合理、延押审查模式设计不科学、被追诉人权利保障机制匮乏等问题。为此,建议完善延押适用条件,重构延押审查机制,构建延押审查中被追诉人权利保障机制,以实现刑事诉讼目的之间的平衡。

水土保持坡面措施蓄水拦沙指标体系的回顾与评价

对以往水土保持蓄水拦沙效益计算分析研究成果中有关坡面措施的蓄水拦沙指标 ,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水保措施数量的确定原则、具体取值与计算方法、应用范围与条件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与分析评价 ,为进一步开展水土保持蓄水拦沙效益的分析 ,建立不同类型区、不同降水条件的坡面措施蓄水拦沙指标体系提供了基础依据。

监察委员会留置措施研究

对比分析三个试点省市公布之案情和制定的有关规范可以发现,其都集中于批准、备案、执行、期限、权益和衔接等具体问题的探索,这对应留置措施的监督、实施、权益保障和外部衔接,与留置权性质共同构成留置措施的五大关键问题。试点探索透露出全面改革顶层设计或将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严格拆分,若如此,监察委留置措施与逮捕措施和纪检措施之间的工作衔接机制乃至《国家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联动互补,将成为未来立法重点。留置期限可基于科学考量之后适当限缩,借鉴刑事羁押设置一般期限和最长期限。即便调查活动不受《刑事诉讼法》规制,亦须在《国家监察法》中明确"辩护"和"陈述申辩"之差异,并且律师介入当为应有之义;与此同时,留置措施很可能严重影响当事人职务工作,所以构建完整的错案追究机制和救济机制势在必行;留置措施宜加入申诉渠道,此外职级恢复、财产归还和国家赔偿问题亦值得深思。本轮监察体制改革应尽快通过恰当的程序法来规制留置措施。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法理分析与实践型态

法律制度正当性的阐释大体上可以分为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两条路径。法律实用主义可以很好地解释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内在法理。本质在于,由中立司法官对羁押必要性加以审查,严格限制羁押适用,在实现普遍正义的同时,亦能关注个案公正。《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作了规定,但内容较为概括和原则,应当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方式、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和方法、审查后的处理与救济等作出细化规定,以便司法实践中具体应用。

关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几个理论问题

羁押理由与羁押事实的区分是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逻辑前提,无罪推定原则是其理论基础,无罪推定原则项下之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等两项子原则为必要性审查提供了结构性的判断标准,羁押事实之特殊性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羁押必要性审查涉及合法性审查,但两者仍有所不同。在法律判断上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涉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人权保障价值追求应当成为其价值判断之重要考虑因素。

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百一十七条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确立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制定该制度的直接目的是强化检察机关对逮捕的监督和制约,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实现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的分离。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百一十七条规定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工作主要由各个承担诉讼职能的办案部门负责,这种审查权的配置模式使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混同运行,无法保证审查主体的中立性。该解释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存在矛盾。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的立法意图来看,由相对中立的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是较为理性的选择。检察机关可以考虑设立诉讼监督部门,羁押必要性审查主要由诉讼监督部门负责,以提升审查的实效性和正当性。

论我国法律援助辩护之完善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我国法律援助辩护制度范围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辩护服务也呈标准化趋势,但仍不能满足司法实践需要,且同国际通行的法律援助辩护制度存在一定距离。对此,应将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并适用于审前侦查、审查起诉两阶段。对于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为保障被告人在被拘禁期间最低限度的合法权利,至少由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鉴于死刑的严厉性与不可弥补性,死刑复核程序必须有律师辩护。为提高法律援助辩护率与质量,应考虑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健全法律援助辩护质量监督体系,并落实对法律援助事业的资金保障。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学思考

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引致了一次全新的能源经济革命。加强低碳经济立法,是促进低碳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和有力保障。借用经济学界关于低碳经济的概念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我国加强低碳经济法律保障的必要性,在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发展规划、产业调整、能源立法、财政金融、科技立法、生活消费等六个方面借鉴国外低碳经济相关立法经验,进而审视我国低碳经济立法状况并加以完善,可以极大地节省我国低碳经济立法的时间成本,从而达致我国低碳经济立法的"跨越式"发展。

论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完善

以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超期羁押、高羁押率和理论上羁押的不合理为起点,从我国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现行规定分析,反思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审查主体、程序、证明责任、审查范围、权力救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外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中相关程序制度进行借鉴,提出对应的解决措施,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保障人权,推进司法改革,促进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