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阵营瓦解“深层政府”计划探析

“深层政府”是近年来美国保守派热衷讨论的政治术语,瓦解“深层政府”则是特朗普阵营优先推进的行动议程。特朗普及美国右翼势力敌视并谋求瓦解“深层政府”,皆因其认为美国联邦行政官僚并未秉持政治中立原则,而是代表自由派精英对民众实施压迫,无法有力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有违美国的建国初衷和宪法原则。特朗普阵营为瓦解“深层政府”确立了行动依据和支撑,将特定联邦部门锚定为重点打击目标,并筹组能够替代“深层政府”的可靠人员队伍。该计划若付诸实施,将会对美国内政外交带来显著冲击。虽然其做了充分的准备,但特朗普阵营推动瓦解“深层政府”依然面临法律争议、政治阻击以及保守派的内部争论。特朗普阵营瓦解“深层政府”的计划集中反映了美国保守派势力挑战自由主义国内秩序、同自由派争夺国家主导权的长期诉求,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极化撕裂亦将因此持续。

欧盟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原因与表现

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逆全球化"思潮的产物。"逆全球化"与以资本、生产和市场在全球层面加速一体化的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是指重新赋权于地方和国家层面。"逆全球化"思潮产生的原因在于全球化进程导致西方产生一种新的结构性分歧,即全球化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对立。如果把全球化视为一种现代化进程,那么"现代化输家"论点总体上可以解释"逆全球化"思潮出现和涌动的原因。"现代化输家"论点是指在西方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持续变迁过程中,低收入、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不能适应现代化进程,他们在自身处于经济边缘,地位与声誉受到影响以及遭受社会排斥的情况下,表现出反全球化和反精英的态度。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内部社会两极化和不平等状况的加剧为"现代化输家"论点提供了现实基础。本文重点分析当前欧盟内的三个"逆全球化"现象,即欧盟内右翼民粹政党的普遍崛起、英国脱欧公投以及欧盟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同时,对特朗普当选对欧盟内"逆全球化"思潮的助推作用也加以分析。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动因与影响

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已成为西欧一道新的政治景观。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等多重危机的影响下,原本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的以反移民、排外为主要政治诉求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强势崛起,成为欧洲"最显赫"的政治力量。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民众焦虑和不满心理的反应。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西欧社会面临的身份认同和安全问题上的挑战,各国的主流政党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危机与难民问题而导致其在各国国内政治认同下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思想和纲领政策的调整及其策略的转变,这些都为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政治空间和有利条件。虽然2017年荷兰、法国和德国的大选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右翼民粹主义的浪潮尚在可控范围内,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打破了西欧国家传统的政治平衡并重塑欧洲政治格局,深刻影响着西欧各国政治议题和政策取向的设定,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形成了巨大威胁,使西欧社会思潮和民主政治面临巨大冲击。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影响

2017年,欧盟有惊无险地经受了荷兰、法国与德国大选的考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并未像人们担心的那样上台执政。虽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此轮冲击的势头有所缓解,但是,这绝非意味着它们会就此偃旗息鼓。民粹主义政党、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经给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内政治、欧盟的未来发展前景以及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对外行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在成员国层面,它们造成政党格局的多元化并导致脆弱政府的形成,主流政党政策内容与话语方式受到民粹主义政党传染,更为严重的是,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受到挑战;在欧盟层面,它们导致欧盟内部共识达成与集体行动能力受到限制,"多速欧洲"无奈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新路径,并造成欧盟内"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未来,民粹主义政党的挑战还将在较长时期里存在于欧盟内,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需要直面挑战,与民粹主义政党进行论争,并积极听取和响应民众的诉求与关切。

西方新社会运动趋向析论

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蓬勃兴起与发展,不仅是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变动的产物,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新表现形式。其对资本主义制度与秩序的挑战和冲击,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新社会运动虽然目前还面临着各种问题,但是其同左翼运动"红绿联盟"的可能性,将对今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关系重大。同时,该运动的某些主张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也会为未来国际政坛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

欧洲左翼政党现状分析——基于欧洲议会选举的研究

欧洲议会选举向来是反映欧洲政治气候的"晴雨表"。从近十年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来看,处于主流地位的中左政党——社会党呈衰退之势,而长期处于边缘的极左政党却有崛起迹象。梳理目前欧洲左翼政党的基本构成,从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和活动方式三个维度,分别对两大类左翼政党的成败得失进行结构性考察,从而对欧洲左翼政治现状及未来走向有个大致研判,是为必要。

论解放初期党维护雇工权益的政策与实践

为了维护劳资对抗和冲突中弱势一方——劳方的正当权益,解放初期,党和政府从保障雇工就业机会、制定劳动标准体系、建立劳动保护制度三方面构建新中国雇工权益保障制度,这一过程呈现出区分性、节制性和阶段性的历史特点。并且党中央通过加强思想教育,为维护雇工权益提供宽松环境;加强制度建设,为维护雇工权益提供政策依据;加强工会建设,为维护雇工权益提供组织保障。

工人阶级选民为何支持激进右翼政党?-——选民联盟视野中的西欧政党政治变迁分析

从当前西欧政党政治的变迁中可以发现,工人阶级选民已经成为激进右翼政党的重要支持者。在阶级分野居于主导地位的工业社会,工人选民为了实现经济再分配的目标,和左翼政党之间建立了传统的联盟关系。而在价值观冲突凸显的后工业社会,由于主流政党的政策趋同,以及文化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工人阶级与左翼政党之间的联盟趋于解体。工人阶级对左翼政党认同的削弱和政治过程中文化议题显著性的增强,是激进右翼政党成功吸引工人选民的重要原因。有别于和左翼政党基于意识形态认同建立的传统联盟,工人选民主要围绕反移民等核心议题投票支持激进右翼政党。工人选民与激进右翼政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同于阶级联盟的议题联盟。

联邦德国极右派政党探研——以“德国民族民主党”为中心

在联邦德国众多的极右派政党中,德国民族民主党是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曾多次在州议会和城市议会选举中跨越5%选票障碍,赢得"竞选成功",至今仍在萨克森和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议会以及德国东部地区多个地方议会中拥有议席。该党主要由民族保守主义者和右翼极端主义者组成,其思想基础是"族民集体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则是颠覆联邦德国现行自由民主制度,建立一个强大的、自给自足的新帝国。面对咄咄逼人的"右派危险",联邦德国政府和广大民众严阵以待,自觉抵制,表现出高度的政治理性、道义感和责任心。

剧变十年间东中欧的左翼政党回潮现象

东欧的左翼政党能够在东欧剧变发生后不久就再次执政的原因有三:第一,东欧剧变的爆发本身就带有极大的不理性成分,因此在社会度过了剧变的高潮期之后民众会逐渐冷静下来进行理性的反思。经过反思,一部分民众对在短暂的时间内全盘否定存在了四十年左右的旧制度感到惋惜。第二,东欧剧变激进地否定了旧的社会存在,使得既有的社会秩序消失,既有的社会机制停止运转,既有的主要社会机构不再发挥自身的功能,也造成社会功能在同一时间严重丧失,人民的生活也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第三,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在稳定的环境下持续不懈地推进,并不是说一旦换了一种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就可以一下子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东欧剧变抛弃了苏联模式,拥抱了西方模式,但西方模式在短时间内难以建立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东欧国家也难以赶超原本就采取西方模式的西欧国家。这种状况会导致东欧国家的民众对右翼政党的执政现状感到不满。

普京的政党政策及其影响

普京上台后,开始对国内政党进行整合,使得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发生了很大变化。左翼政党几经分裂,最终势衰;中翼政权党迅速崛起,成为杜马最大党团;右翼势力也随着普京对寡头的打击而再度衰败。总之,普京对各派力量态度的变化给国内政党政制带来很大的变化。

当代西欧右翼民粹政党与主流政党的议题竞争--基于利基政党理论的分析

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现已成为西欧政坛变化的显著特征,它们不仅挑战了主流政党的统治地位,而且冲击了政党竞争的运行模式。从“利基政党”理论的视角分析,右翼民粹政党在兴起及谋求选举突破阶段,聚焦于主流政党忽视的非经济议题,并通过议题定位的自我限制凸显与主流政党的不同,打破了传统的阶级政治模式。在政党竞争中,由于意识形态标签作用的淡化,右翼民粹政党采用差异化的议题动员策略,向主流政党发起挑战。随着选举支持率的上升,右翼民粹政党推动了政策议题显著性的变化,重构了议题竞争空间。主流政党则通过忽视、对抗、适应等策略,在议题显著性、议题立场、议题所有权方面进行回应。当右翼民粹政党提出的议题尚未引起足够关注时,主流政党可以通过降低议题显著性来削弱对方的选举支持。而当特定议题被右翼民粹政党成功煽动和利用时,主流政党需要主动调整议题立场、争夺议题所有权。主流政党的议题回应策略,影响了右翼民粹政党的选举命运。

21世纪波兰政治两次右转的原因及影响

2005年和2015年,波兰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在大选中获胜成为执政党,是为波兰政治的两次右转。波兰政治的两次右转既与整个东欧右翼政治流行有着相似的原因,同时也是该国各种个性因素叠加的产物。造成波兰政治右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波兰转型中产生的收入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社会经济问题带来的民粹主义情绪;二是在历史中产生、在现实中被激发的波兰的相对保守、民族主义的右倾政治文化;三是腐败与加入欧盟这两个现实政治议题。作为欧盟成员国及东欧最大的经济体,波兰政治右转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波兰和欧盟之间的裂痕,这将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又一个打击。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兴起的原因分析——基于因果机制的解释

为什么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能在重重危机中频频获利,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和其他非主流政党的表现却逊色得多?为什么西欧主流政党和主流舆论难以压制右翼民粹主义的增长?本文认为,首先,政治、经济危机触发了西欧各国社会结构、国家认同和共享信念的深刻分裂,这种分裂严重破坏了自由民主的同质性基础。右翼民粹主义是最契合当前这种分裂情况的意识形态,因此成为不少民众心目中的替代方案,而民族主义内涵不足的左翼民粹主义的发展则明显受限。其次,西欧的政党体制本身就有利于非主流政党的生存,而当代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充分掌握了各种煽动性议题的话语权。最后,主流政党(尤其是主流右翼政党)在应对右翼民粹主义时始终处于两难境地,无法形成持续有效的压制。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则使其在政治变迁中具有充分的韧性。因此,除非西欧社会的分裂情况得到根本扭转,或主流政党真正夺回相关议题的话语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仍将长期活跃。在此基础上,笔者探讨了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内在矛盾及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社交媒体时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传播

社交媒体时代,新的媒介生态和传播工具助推着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社交媒体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政治传播的目标和策略上展现了独特的依存和“共谋”关系。社交媒体的使用挑战了旧媒体的传播逻辑和传播形式,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信息传播、选民动员、社会舆论引导、政党领袖形象塑造、政绩和合法性宣传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传播策略上依托社交媒体平台,紧紧围绕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注重民粹主义的风格和修辞,并基于道德和身份框架设置议程,以实现民粹主义目标。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以民众的名义试图构建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的同时,也给欧洲的民主制度、民众心理、政治秩序和政党格局带来了一些现实的隐忧。在新的媒介传播平台推波助澜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未来的发展动向值得持续关注和警惕。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英国工党内部左、右翼斗争问题评析

英国工党内部左、右翼之间的斗争是伴随其整个政治生涯发展过程的一种重要政治现象。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是工党内部左、右翼在意识形态与政纲政策和组织权力方面展开全面较量的时期。客观来讲,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左翼的"更替性经济战略"在工党政策层面占主导是工党无奈的政策尝试;左、右翼的政策主张体现了各自不同的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内涵;左翼在党内占主导地位后,使工党陷入了意识形态迷茫、组织分裂和大选惨败的危机中。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大范围兴起,右翼政治力量从少数几国到遍及全欧,右翼政党的社会基础逐渐扩大,政治地位不断巩固,右翼党团联合态势日益明显。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激流涌动,系经济社会问题、文化种族议题、非主流媒介渲染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与种族议题动员是主要驱动力。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英国工党内部左翼的崛起及其组织发展状况研究

工党左翼是英国工党内部的一个重要派别。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由于工党与保守党政府政策实践连续失败,工党与工会关系恶化,工党普通党员的集体左倾和工党组织纪律放松等因素的影响,工党左翼迅速崛起。在这个过程中,工党左翼在选区工党和中央组织层面得到了空前发展,并通过修改党章控制了工党领导权。

欧洲议会左右翼党团政策趋同和差异比较

欧洲政党的发展随着历史的潮流或分化、或组合,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欧洲议会的左右翼党团在发展中逐渐稳定下来,因为各政党意识形态和具体理念不同,党团政治表现出不同的政策倾向。欧洲议会左右翼党团在凝聚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农业和渔业政策,民主、自由和人权政策,预算问题和外交国际事务方面具有大致趋同性;从左右翼党团政策差异性来讲,右翼党团的政策重点是自由经济、单一市场和工业政策,而左翼党团更加强调的是社会政策、公民自由和环境议程。了解和研究各党团的政策特点,把握党团发展动向,对于深入了解欧洲议会的运作方式、推动欧洲一体化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以色列宗教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宗教政党在以色列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备受关注。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色列宗教政党快速崛起,越来越具有与其规模不对称的影响力。2009年2月内塔尼亚胡再次执政以来,宗教政党的影响力日益突出。宗教政党以内塔尼亚胡半制度化盟友的身份突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组阁困境、联盟双方的目标取向、宗教政党的策略、实力和潜力以及以色列的安全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然而,以色列宗教政党异军突起加速了以色列右翼政治的极端化,对以色列的民主制度、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造成十分消极的影响;同时促使联合政府推行更加激进的对外政策,加剧以色列国家安全困境和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各种难题、挑战加上不确定性,反过来使宗教政党在以色列政治中的作用受到掣肘和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