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远东中国高级列宁学校的建立及其影响

联共(布)为加速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壮大,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末在苏联海参崴建立了中国高级列宁学校。该校是联系联共(布)与中共关系的重要平台,其历史使命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政治立场坚定、经得起考验的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其目标还包括提高远东地区华侨华人的文化素质,加强对华工的管理,进而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文化建设。

俄共(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1921—1949年党员吸收机制分析

党员吸收机制决定着一党党员的质量与数量,处理好质量和数量间的矛盾,决定着党组织的纯洁性、凝聚力和战斗力。俄共(布)的建党方式作为国共两党学习的模板,以“制度吸收为主,战时征收为辅”的方式党吸收党员,同时以进行“重新登记”的方式完成自我革新。中国国民党“改组”后,效仿俄共(布)的组织原则、组织结构等建立党员吸收机制,但存在要求不具体、实施不严格、泛滥式吸收党员、组织约束力不足等问题,蒋介石等右派发动的“清党”,使国民党遭受严重创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上、形式上借鉴俄共(布)的党员吸收机制,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对其进行完善,依据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来推进党的组织建设。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革新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调适

21世纪以来,俄罗斯左翼政党和左翼学者积极构建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主义”,以推动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再现实化”。自成立以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先后提出了“完全社会主义”、“俄罗斯爱国主义”和“俄罗斯社会主义”等主张,最终在十三大提出的“革新社会主义”纲领中得以系统化,并在实践中不断调适。尽管这一纲领的理论体系尚需建构,但其总体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建构是推动科学社会主义与俄罗斯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探索。

中俄执政党党际交流机制:时序分析与未来展望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党际交流新形式,开创了对话机制、高层论坛等多种形式的党际交流机制。与“统一俄罗斯”党的党际交流机制化建设就是突出代表之一。经过10几年的发展,中俄执政党党际交流机制已经比较完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较强的规范性。总体来看,两党党际交流机制稳中有进,但在具体运作细节方面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俄共(布)在华革命委员会研究评析

俄共(布)在华革命委员会有关档案公布后,学术界围绕革命委员会的性质及其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关系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中共早期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或其领导机构、隶属于俄共(布)组织系统、共产国际在华一级机关、维经斯基和陈独秀联络与协调方式等方面。这些观点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均值得商榷。革命委员会不同于中共早期组织,且与中共早期组织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为实现在中国建立一个隶属于俄共(布)系统、受俄共(布)领导或掌控的中国共产党而催生的组织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建党,厌恶或排斥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建党路线及实践,致使以革命委员会为基础的建党活动无疾而终。

张太雷首次赴俄身份再辨疑——与张劲教授商榷

1921年6月至7月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张太雷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这很容易让人认为张太雷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但已有研究成果,包括张劲教授文章所引证之材料,大多带有演绎的成分,尚缺少令人信服的确切史料。相反,却有不少材料能够反证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且有的材料史料价值极高。实际上,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提到的共产主义组织与中共早期组织并不是一回事,却与维经斯基等俄共(布)党员在华组织的革命委员会高度契合。张太雷极有可能是柏烈伟领导的天津或北京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并加入俄共(布),后经柏烈伟介绍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并被远东书记处委派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由于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严格来说他当然不具有代表中共早期组织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资格;又由于张太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且青年团是党的一个事业机构,自然属于中共早期组织体系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者宽泛地说,张太雷是具有代表中共早期组织出席共产国际三大资格的。

和平、民主、面包与俄共(布)公信力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经济濒临崩溃,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工人、农民和士兵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布尔什维克的反战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为人民群众争得了宝贵的和平喘息时机;苏维埃政权实行工人监督,把土地无偿交给农民使用,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满足了农民的面包要求;文化革命坚持唯物主义,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指导地位。

列宁党的全面领导思想研究

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领袖,他关于党的全面领导思想做过许多重要论述,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面领导思想,包括对党的全面领导地位和重要性的认知、对党的全面领导的内涵阐释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路径等几个方面。深入研究列宁党的全面领导思想,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援助再研究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抗战期间对于国共两党都给予了相当大的援助,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共产国际、联共(布)更倚重国民党的抗战实力,因而把武器和贷款等基本上都给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援助是多方位的,除了军事之外,对中共在经费、医疗、书籍资料及其他方面提出的要求都尽量满足,有时还主动帮助解决中共面临的一些困难。抗战后期,中共主要是通过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来解决自身困难的。

俄共(布)的建设与苏俄社会主义的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和俄共(布)在苏俄要不要同德国签订和约的问题上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空谈,指出其思想方法上的原因一是主观脱离实际,二是教条主义,不恰当地乱套革命理论。经过思想工作和思想斗争,党端正了思想路线,通过了赞成苏俄同德国签订和约的决议,从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事业。1921年春,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这一时期,俄共(布)强调党的统一,反对派别活动,使党能够正确地制定并顺利地实施新经济政策;俄共(布)还强调党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积极的实践,促进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这说明,俄共(布)把党的建设与经济政策的转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同源异流:中共中央局建制源起及其与共产国际关系述论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因此其组织设置不能不受到俄共(布)—联共(布)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中央局与中央分局就是参照和借鉴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区域局建立起来的。中共中央局与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区域局在组织名称、设立目的、性质与职责、领导体制等方面有同质性,但同中有异,在是否设中央分局、立废存续情况、组织序列关系、实级还是虚级、副书记设置等方面又有别于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区域局。此外,中共中央局与中央分局早期组织的建立及其工作得到共产国际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导和帮助。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重视中国农民问题,并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付诸实施了这一思想,推动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把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最后导致了农民运动的失败。究其原因,在于共产国际、联共(布)过高估计了国民党,轻视了共产党。

中共七大党章的历史地位再审视

中共七大党章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经过充分准备,集中全党智慧,独立自主制定的,因此它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点。一是首次在组织章程之前增加党的纲领,二是首次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三是首次以党章修改报告的形式对修改的党章做了系统详细的权威解释,四是首次集中明确规定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五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作出了有关奖励方面的规定,六是首次设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一章。虽说中共七大党章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完备的党章,但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

对苏俄初期政党体制转型的再认识

十月革命前后 ,列宁和俄共曾经设想实行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 ,并在十月革命后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践。苏维埃政权初期多党联合执政的短暂试验 ,对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起了重要作用。苏俄政党体制最终从多党联合走向一党制 ,主要是当时俄国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状况决定的。后来 ,斯大林把一党制绝对化 ,而又忽视一党制条件下的民主政治建设 ,使这一体制产生了许多严重弊端 。

逆境中奋进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俄共作为俄罗斯第二大党,是执政当局坚定的反对派,身处逆境仍积极奋进。2018年期间,俄共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维护俄罗斯民众的利益,同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召开中央全会,提出国家反腐败方案;参加总统选举,向民众宣传国家发展的替代选择;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意义;投入地方选举,取得了良好的竞选成绩;主办青年团100周年纪念活动,高度重视党的青年工作;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高度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共产国际

俄罗斯学者以"中国苏维埃运动"概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1927年至1937年10年历史,但"苏维埃革命"更触及事物本质,以其命名更为适宜。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为指导,从宣传苏维埃到建立苏维埃,从不退出国民党的内部联合到外部联合再到抛弃国民党旗帜,从认同直接革命形势到承认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从以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为中心到逐步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从俄国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转到中国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体现了共产国际指导中的调适和结合。中国革命苏维埃方略的系统确立,有利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重大缺陷,造成"左"的错误发生,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评联共(布)若干领袖对列宁主义的阐释

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布)领袖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向国外学习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思想、党的学说、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政治遗嘱",有正确的理解和阐释,但夸大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和国际意义,在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说了过头话,曲解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容易发生革命的思想等等。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历史、现状与前景

俄共在其成立以来的十几年间,走过了被禁、重建、转型、分裂等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目前已陷入生存和发展危机之中。俄共陷入危机是外部因素和内部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无论从俄共自身,还是从普京政权来看,俄共依然存在摆脱危机、实现复苏的条件和机会。但俄共能否在俄罗斯政坛继续发挥作用,关键取决于其自身的努力。

“历史”的选择与革命的建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探因

在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注重借助俄国革命的历史、理论和文本等方面的资源,获取中国革命的路径参照、理论指导和方法启示。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不期而遇"。前者强调要将研究马、恩、列、斯的理论作为"时代任务",借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最终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后者提供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百科全书"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百年总结",恰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相互契合。基于四个方面的革命需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掀起了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材料"的学习运动,为中国革命及其要素的系统建构创设了重要前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试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土地革命的指导

共产国际、联共(布)注重从中国社会性质出发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土地革命中的土地政策及时作出指导,逐步确立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尽管如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平分土地的口号始终持谨慎态度,担心这一口号执行中的扩大化会影响到对中农的阶级联盟策略。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富农问题上基本认定必须消灭富农经济基础,为此要求中共中央坚决贯彻以反对富农为主旨的革命的阶级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