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Review and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Three Campaigns of lntra-Party Intensive Education since the New Century

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相继开展了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通过这三次活动，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一步增强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这三次活动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邓小平两赴中央汇报红七军工作探析

1929年12月3日,在完成百色起义准备后,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共中央对邓小平的汇报予以高度肯定,任命他为红七军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回到广西,邓小平在红七军(含红八军)实施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充分发动群众,创造性地提出“群众的战术”。1931年3月,邓小平主动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等待与中央领导人会面期间,邓小平写下《七军工作报告》。中央领导人没有听取邓小平的意见并将其调离红七军,他精心写作的《七军工作报告》被束之高阁。

包惠僧是出席中共一大的广东代表

关于包惠僧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身份,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被作为正式代表并未受到质疑。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之初李达首次提出包惠僧是“列席代表”起,开始出现异议,先被中央领导人采信转而将包惠僧排除出中共一大代表,继而影响到除包惠僧以外其他身处国内的代表,从而衍生出党史正史和学术界的多种说法,如“串门说”“陈独秀指定代表说”和“观察员说”等。然而,这些观点都存在诸多不足和明显漏洞。梳理、比对和分析现有文献资料及多数口述史料不难发现,包惠僧不仅是中共一大正式代表,而且是广东党组织的代表,这不应存在任何争议。

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再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诞生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如何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胜利完成提出了如何衔接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时代主题的转换提出了“先锋队”角色转变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回答。在当务之急层面,阐述了“怎样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各项具体任务;在长远目标层面,提出了中国革命阶段转变的战略构想;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思想作风建设的基本要求。《报告》在百年党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提出了完整而清晰的建国方略,为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和中国革命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指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提出了使党永葆革命性和先进性的政治要求,为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统一战线思想的溯源与解码——西湖会议的时局分析与历史影响

西湖会议是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会议。会议的成功召开并取得重要成果由诸多因素汇聚而成。这些因素包括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孙中山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以及国共两党一致的革命目标。这其中,国共两党共同的历史使命是根本,共产国际与前苏联政府的助力有效克服了合作阻力,激活了国共两党合作动力,促成了革命力量的凝聚和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西湖会议为实现国共合作、完善新时代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启示。

大陈岛垦荒精神的多维叙事与系统呈现——“第七届大陈岛垦荒精神研讨会”综述

2023年6月13日,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建》杂志社、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中共台州市委等联合主办的“第七届大陈岛垦荒精神研讨会”在台州举行。与会人员围绕“大力弘扬垦荒精神深入实施‘八八战略’”“伟大建党精神与大陈岛垦荒精神”“赓续垦荒精神再建时代新功”等主题进行了研讨,并在进一步把握垦荒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历史方位、探寻垦荒精神的核心特质与时代价值、指引走深走实走好新时代的垦荒路等方面形成了重要成果。

会议与乡域政治——以全面抗战时期晋西北边区为例

会议作为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式,是中共意志贯彻落实的便捷途径。全面抗战时期,晋西北边区行署在探索乡域政治建设过程中,通过揭示“垂直与扁平”的会议运作逻辑,直观彰显了乡村现场的会议效果,即助推农村全面性工作落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等。同时,为保证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民主性,中共在群众因应中亦总结经验策略,即依靠群众路线形成党和群众正相关的双向运动。

实事求是的历史实践与经验萃取——基于古田会议的思考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重要会议,产生的古田会议精神至今仍绽放光芒。古田会议是我们党对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次重要实践,对中国革命提出了一系列切实的分析和指导,为中国革命成功走出低谷起到了重要的引擎作用。会议所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中蕴含的实事求是思想精神,对当前中国迈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具有重要启迪作用。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做到以史为鉴,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不断开创更辉煌的未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是中共党史的理论之根。一方面 ,它为中共党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使中共党史学明确了研究的主线和新的重点 ,扩大了研究课题的范围 ;另一方面 ,中共党史学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历史的论证。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江泽民关于社会生产力、第一生产力、发达生产力、先进生产力的思想 ,赋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以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 ,科学地揭示了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 ,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立的前提。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要求 ,就必须首先准确把握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因此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性与执政党的历史主动性的辩证统一 。

“三个代表”论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三个代表”论是一个蕴藏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理论 ,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价值的科学阐述。“三个代表”的理论渊源是唯物史观 ,而唯物史观则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三个代表”论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以“三个代表”论为指导 ,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必须以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主线 ,改变过去主要以政治、个人为研究对象的弊端 ,把生产力、文化。

挑战与回应: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政治合法性对于政权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正面临着诸多挑战,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正是针对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政治合法性挑战所作出的战略回应。必须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社会整合度、反腐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途径来实践"三个代表",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刍论提高党的“五大能力”——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的思考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带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课题 ,其本质内涵在于立足国情实际、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要求出发 ,不断培养提升党在执政实践中的谋略与制胜能力 ,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创造坚实的基础。当前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任务和基本要求是着力提高党的“五大能力” ,即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 ,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依法执政的能力 ,总揽全局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溯源

中共二大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引入和推介、倡导和传播、尝试和运用,只是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立了必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二大依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和主张,考量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第一次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倡言组建"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确定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全新方法,以谋求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由此真正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党的七大与毛泽东“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七大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讲话的形式,从三大理论基础、三大监督原则、三大监督途径三个方面,对毛泽东“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一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政治合法性的丧失与探求——中苏两党对比的一点思考

苏联共产党因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枯竭而丧失了执政地位。“三个代表、“三个文明思想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合法性问题上做出了新的探求。作者主要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对中苏两党加以对比解析。

中共二大“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策略。其理论来源是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经1922年初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强力推介以及各种相关翻译件的多方传播,最终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主渠道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统一战线是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对中国共产党日后的发展壮大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三个代表”与依法治国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国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必须坚持和落实“三个代表”,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先进的精神文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为依法治国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文化氛围和群众基础。

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至深且巨。从积极方面讲,中国共产党"以苏为戒",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从消极方面讲,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负面影响,大力为斯大林模式辩护,结果误入歧途。反思这段历史,对于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共“七大”对党的作风建设的贡献

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是我党长期革命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我党坚持理论创新、永葆革命生机的保证。60年前召开的中共七大正是党的三大作风成熟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我党把三大作风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