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微电”与皖南事变

1941年1月5日晨,转移途中的皖南新四军,在泾县茂林附近的潘村,发出了一通致蒋介石等人的“五日微电”。这通电报发出一天之后,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94年9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新四军文献》(2),首次公布了这通长达1200余字,以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同叩”名义发出的电文,编者为它所起的标题为《叶挺、项英关于新四军北移延迟原因及请友军让道致蒋介石等电》。《新四军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页。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国共双方相关资料的对照、印证和释读,以致这通十分重要的“五日微电”,一直没有受到大多数文史学者的重视。笔者拟用在台湾地区搜集的国民党档案,链接内地的有关史料,对“五日微电”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作一个深入的评析,以探寻其与皖南事变发生的内在联系。

反击驱赶政策、皖南事变与新四军战略重心的北移——论1939年底至1941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危局的应对

1939年底至1941年初,在应对因国民党的驱赶政策而产生的新四军危局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并实施了将新四军战略重心向长江以北地区转移的方针。在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立足全局,灵活辩证地指导江南新四军北移行动的或急或缓,华北八路军南援计划的或备或启,皖南事变中军事政治应对的或攻或守,最终促使蒋介石政府不得不承认新四军坚持在长江以北地区自主抗战与发展的事实。新四军的危局在反击皖南事变的斗争中被破解,构成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共关系向有利于中共方面转变的关键。

从新桂系与中共的合作与冲突看皖南事变的发生

皖南事变的最终发生,实际上是新桂系、中共、三战区三方博弈的结果。新桂系安徽省府与中共的关系从抗战初期的密切合作,逐步发展到皖南事变前夕的势若水火,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皖南新四军对北移路线的选择,最终导致了皖南事变的发生。

刘少奇与皖南事变后的新四军

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处变不惊，及时向中共中央建议调整战略方针，以战略家的眼光，率先提出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实现了华中党军领导和指挥的高度统一，创造性地解决了抗日游击战争中战略指挥关系问题。刘少奇对华中抗战尤其是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的发展壮大。

皖南事变国共误判之剖析

1941年1月,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候,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基于本党本阶级利益,对当时错综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一些错误判断,过高地估计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对自己的支持,在国共两党军事角力上存在错误认识,最终导致其不顾民族大利和内外舆论,在国共两党两军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遭受重创,这一惨剧的发生也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认识上的偏颇及新四军战略战术的不当有直接的关系。

皖南事变与中共的政治反攻策略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对中共的一次严重挑衅。对此,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的策略。这一策略的有效实施,不仅打退了国民党的猖狂进攻,而且还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共在政治上取得了重大胜利。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以五师为例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要求全体八路军、新四军实施正规化建设。抗战初期,中共在鄂豫边区为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接收了包含地方游击队、国民党溃散部队、新兵及反正伪军等各方人员参加新四军。但兵员迅速扩充后,部队各项建设难免出现了相对滞后的局面,存在政治教育不到位、本位主义、游击习气及军阀作风等问题。1941年2月新四军第五师正式建军,之后即从政治思想建设、党的组织建设、军事建设等方面入手,对部队实施正规化建设。经历正规化建设的五师,内能安定根据地,外能打击日伪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任弼时与皖南事变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握手言和,形成统一战线以抵御日寇。但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两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甚至酿成"皖南事变"这样的重大冲突,而由于中共的合理决策,统一战线没有破裂。任弼时在中共处理国民党的挑衅和处理皖南事变后的局面的过程中有着重大贡献。

化“危”为“机”: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应对反共高潮的策略与成效

1940年秋冬至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达到顶点,经此事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皖南新四军损失惨重,国共合作一度面临破裂。然而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发生前采纳共产国际的建议,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作出预判、积极部署,皖南事变发生后在政治、宣传、统战与外事等方面作出强硬反击,最终成功制止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仅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嚣张气焰,而且借此赢得了国内各抗日党派、抗日武装力量和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社会影响力,给中共渡过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艰难危险局面带来了转机。

谁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严重损失负责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造成的。从共产党内来说,则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的错误有关;也与毛泽东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估计不足,对大局的判断失误有关。

以苏为虑与争取美援:国际视野下蒋介石处理皖南事变的考量

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的一个转折点。蒋介石在皖南事变前态度复杂,举棋再三,皖南事变后虽然在国民党强硬派的要求下撤销新四军番号,但其仍试图缓和与中共的关系,避免内战发生。1940年至1941年间的国际局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蒋介石处理新四军问题的举措,其中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牵制最大。苏联希望蒋介石坚持抗战牵制日军兵力,蒋介石则希望拉拢苏联避免其与日本联合不利于中国,同时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以及苏联对中共的制约。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后,美国对华态度好转,而当时中国国内经济状况日趋恶化,蒋介石希望美国对其抗战给予政治支持和经济、军事援助。为此,除了向美国表示坚持抗战的决心之外,蒋介石还必须表明其有统制全局的能力,保证中国不会发生内战。国际局势的变动迫使蒋介石和平解决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宣传战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宣传战,双方都努力运用舆论工具,使形势朝着有利于己方发展。一方面,国民党将事件限定为军纪问题,淡化其政治色彩,企图息事宁人。这种自我辩解并非全然无功,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影响了一些媒体。另一方面,中共则不断展开宣传攻势,以争取舆论同情,且其立足点已不限于事变,而是要求政治上通盘解决。在此过程中,中共宣传技巧的熟稔得以充分展现。两党的这种宣传交锋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国民党最终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而中共则借此大大提高了威望,皖南事变也由此成为抗战时期国共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一大转折。

皖南事变后中共对国民党军事守势、政治反攻策略的形成——以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来往电报为中心

在皖南事变前,为了应付反共高潮,毛泽东曾提出"先发制人"的策略。该策略的目的在于以斗争求团结。由于苏联希望国民政府拖住日本,避免其东西两线受敌,因而只给中共有限的支持,并将其援华物资主要给了国民党军队。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又提出军事、政治全面反攻的设想,但并未具体实施,中共最终确定的是政治反攻、军事守势的策略,这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判断有着密切关系。苏联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国民党对皖南事变的态度及底线,基于对国共关系的判断和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苏联和共产国际主张中共维持统一战线不破裂。

走向皖南事变:1938—1940年国民党有关新四军文电考察

国民党有关文电表明,新四军组建之初,蒋介石对其曾经抱有很大幻想。叶挺与项英之间矛盾公开化后,蒋介石更是亲自出面拉拢叶挺,加大分化新四军的力度。随着新四军的"失控",蒋介石处心积虑地谋求削弱新四军。无论是要求新四军调往江南,还是逼迫新四军移往黄河以北,都是为消灭新四军创造条件。黄桥决战后,蒋介石公开将"操刀杀人"与"借刀杀人"结合起来对付新四军。项英一直提防国民党"借刀杀人",却从未想到国民党随时可以"操刀杀人"。就这样,一场同室操戈的民族悲剧最终上演。

毛泽东与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

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江西是新四军的主要发源地,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其中江西占了六个。毛泽东为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是精心指导新四军的成功组建;二是为新四军制订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三是打退了国民党发动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四是指引新四军获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新四军的神秘人物吴奚如

全面抗战爆发后,吴奚如先后担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处友军工作组组员和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在新四军军部驻扎皖南泾县云岭的后期,吴奚如担任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吴奚如在皖南事变中突围脱险,后辗转抵达重庆。作为皖南事变的亲历者,吴奚如从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这一中高级干部的视角,向中共南方局写了一份《对皖变我失败之主观原因报告》,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惨败的主观原因作了深刻的剖析,对新四军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中的表现作了充分的肯定。这份报告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提供了一份十分珍贵的重要文献。

皖南国民党地方政权与新四军(1938—1941)——以国民党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因为依托国统区进行抗战,对于国民党地方政权来说,皖南新四军几乎无秘密可言。戴戟主政时期,皖南国民党地方政权与新四军基本上能做到友好相处。黄绍耿主政以后,皖南国民党地方政权与新四军迅速对立,新四军就此处于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全面监控之下。皖南事变期间,国民党地方政权疯狂配合第三战区“围剿”新四军。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地方政权继续协助第三战区搜捕、迫害新四军。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得新四军彻底认识到绝不能依托国民党地方政权进行抗战,必须独立自主地开辟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蒋系第三战区和桂系安徽省政府围绕皖南控制权展开的激烈争夺表明,国民党醉心反共摩擦,热衷派系斗争,全然不顾民族利益,注定了其被整个民族所抛弃的历史命运。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华中局加强党的建设述论

194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正式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华中局认识到,实现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目标,担负起华中局的使命任务,必须正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好党的各级组织对根据地党政军民的集中统一领导作用。华中局从三个方面加强了根据地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一是通过加强党性历练、开展党内斗争和强化党内教育,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觉悟;二是通过大力加强军队党、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并有效规范二者之间的关系,引导华中地区各领域各方向党的各级组织更加科学有序地发挥作用;三是通过开展整风运动、加强锄奸工作、严格群众纪律,凝聚了各方力量,纯洁了党的组织,党政军民形成了空前团结的局面。一整套加强党的建设的“组合拳”,有效强化了党对华中地区的领导,使党在华中地区的工作局面迅速打开,对推动华中地区融入抗战大局、服务抗战大局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