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色”作为中华感兴美学精神之光的灿烂显现

“物色”作为中华感兴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最初由刘勰提出。“物色”既是中华古典艺术审美“感物”“感兴”“比兴”得以发生的对象来源,又是古典艺术“意象”“气象”“意境”得以生成的重要基础。物色论是进入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感兴美学研究的必经之路,但学界对物色论美学范畴的研究相对薄弱。“物色”美学范畴在中国美学史上形成了一个绵延不断的学术谱系。“物色”美学范畴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气论哲学和气感哲学。“物色”是宇宙元气和天地精神在自然物象之声色状貌光影中的感性闪耀,同时又是人的德性精神之光与自由精神之光的生动呈现。物色成为中华感兴美学精神之光的灿烂显现。物色论美学可与西方美学的自然美论、形式美论、审美感性论、灿烂感性论、存在境域论加以比较,亦可与德国古典美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精神相互发明。物色美学范畴因而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和普遍价值,值得展开系统研究和现代阐释。

“戏改”背景下新编秦腔《武松锄奸》的成功及借鉴意义

20世纪中期在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背景下,白雨新编了秦腔《武松锄奸》。《武松锄奸》对《水浒传》进行了新的创造,将侠义思想与人民性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具有侠义精神与人民英雄兼备的新武松形象。对我们今天传承发展经典文学有借鉴意义。

吴红彦基于“形神一体”理论探讨老年人失眠的防治

失眠属于中医学之“不寐”,是老年人最常见疾病或症状之一,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吴红彦教授从事中医药防治老年病工作近40年,临床经验丰富,基于“形神一体”理论阐述了老年失眠的发病机理,并提出“从肝脾论治”“以和为期”的治疗方法,临床疗效颇佳。

试从“卫气津营血精神”七纲论治过敏性紫癜

“卫气津营血精神”七纲理论由四川省十大名中医吴康衡教授在“卫气营血”理论基础上提出,系统总结了外感温热类疾病各个阶段的诊治方药。过敏性紫癜是儿科常见疾病之一,临床常表现出类似于温病的证候特点。本文探讨了以“卫气津营血精神”七纲理论治疗过敏性紫癜的方法,依据过敏性紫癜各个阶段的临床表现,将过敏性紫癜治法分为解表透卫、清热泻脾、凉润生津、清热透营、清热凉血、滋阴生精、补气养神七类,常用木贼宣痹汤、泻黄散、竹叶石膏汤、清营汤、五草五炭汤、加减复脉汤、清心莲子饮等方剂加减,进一步丰富“卫气津营血精神”七纲理论的临床应用。

“虽本史实,并含异闻”:春秋剑中的越人精神世界——以《吴越春秋》《越绝书》与越王勾践剑为中心

作为区域性的文化符号,春秋越剑凝聚了千百年来越人深厚的人文历史与丰富的生活意涵。在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和合中,越人不断于锻打中求坚韧、于淬火中求刚劲、于磨砺中求锋利、于明灭中求华美,将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人生的期盼灌注到以越王勾践剑为标识的精神源头之上。这一区域性的越人铸剑之路,体现着于继承中求创新、于规则处求自由、于平淡处求高明、于琐碎处求超越的形上生命追求,孕育出了千千万万个自觉为“越人”的浙江人。在迈进民族历史新时代的历程中,我们需要继续挖掘、弘扬沉潜在越王剑中的越人精神,以塑造更加富于创造性的浙江品格。

武宝玉:一个红色口述史的经典个案

深度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经典案例对彰显民族精神和革命传统有着重要作用,武宝玉的传奇人生在这方面就非常典型。他本是1920年出生于华北农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二十来岁时,为了保护妻子免受土匪的欺凌,被迫加入了另一拨土匪。1944年初,在与日伪作战中他失败被俘,转而被押解到日本被迫成为劳工。抗战胜利后,他回国未及归乡,便被国民党强征入伍。而在解放战争中,他自己主动选择了光明的前途,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解放南京总统府的战斗中留下了英名。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作为志愿军战士援朝作战,九死一生。回国后,他尊重妻子的意见申请复员,回乡务农,与妻子相濡以沫地走完了后半生。他传奇式的一生与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历程不期然地同频共振,而他的血性与柔情、勇敢与坚忍、困顿与抗争,则成为那个时代无数个敢爱、敢恨、敢于斗争的中国人的缩影。

伍连德精神融入医学生职业精神教育的路径探索

伍连德精神是在中国现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体现爱国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科学探索精神以及忘我的献身精神的统一,是对医学生开展职业精神教育的宝贵资源和生动教科书。新时代弘扬伍连德精神有利于激发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勇担时代使命投身人类卫生健康事业,还有利于引导医学生锤炼仁心仁术,践行医学生神圣誓言。以伍连德精神涵养医学生职业精神教育要实现“专思融合”,促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发力;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伍连德精神可视化表达;以学科实践为抓手,拓展医学生职业精神实践教育新路径。

试析吴冠中与朱德群油画中的山水精神

吴冠中和朱德群是我国油画艺术发展中的重要领导人物,他们将中国传统山水精神融入油画创作,实现了东方山水意趣与西方绘画艺术的巧妙融合。他们以自然山水为创作源泉,在不同的艺术表现中传递出一致的山水精神。吴冠中强调写生的实景画面构图与山水油画的诗意表现,善于运用圆点作画的表现形式,在对景色画面的组合和突破中,通过静态的诗意境界展现中国山水精神的内在含义,形成独具个人风格的山水精神意境表达。朱德群更强调对山水意蕴和精神的自我感悟,追求神似的抽象表现形式,以大小不同的色块点作为构图要素,通过抽象的绘画艺术形式表达自身对自然山水法则的体察和想象,在朦胧和抽象的画面中展现山水精神和景色气韵,在对山水精神的表现中透露出浓厚的东方审美意蕴。

中国心视界下的“厚德载物”论析

中国心是中国人所具有的文化心理特质,其核心是中国文化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中,“厚德载物”中的“物”是一个人所具有或想取得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名声、功业、财富、权力等身外之物,“德”是与它们相符合能够承担起这些身外之物的心理素养。“厚德载物”就是不断培养、增进、厚实或提升与人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名声、功业、财富、权力等相匹配的素养即德性。否则,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依据这一概念,“中国心”是承载中国人身份的必备条件,要做一个能承担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的社会责任或使命的中国人,就必须培养和增强中国心。承担的责任或使命越大,“中国心”就应越强越大。基于此,德育应该把培养学生的中国心尤其是中国文化精神作为重要教育内容。

吴贻芳及“厚生”精神

吴贻芳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任职金陵女子大学第一任中国校长达23年。“厚生”原为基督教用语,后被吴贻芳赋予新意,定为校训,发展成为指引其办学、治学、育人、献身杏坛的“厚生”精神。“厚生”精神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本文试图从“厚生”精神的形成、“厚生”精神的内涵及“厚生”精神的影响和意义三方面对之加以探讨,从而全面理解吴贻芳的“厚生”教育思想。

武连仲教授针刺治神思想浅析

武连仲教授重视审神,强调"治病先治神",根据神的不同变化,采取不同的治法,并注重从整体论治。临床重视手法操作,应用治神针法治疗中风、痉挛性斜颈、失眠、疼痛、郁证等,疗效独特。

“千古奇丐”武训与西方“教圣”裴斯泰洛齐

武训“兴学于未废科举之时”,实属近代教育之先驱。他兴义学的实质是让学校的大门向城乡社会低层子弟开放,其对兴义学事业的执着的原动力来自于中国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文化精神;裴斯泰洛齐是略早于武训的“近代教育理论和近代义务初等教育的奠基之父”,其终生献身于平民教育的无私精神源于自幼受新教文化熏陶而形成的对人类的虔诚的爱。裴斯泰洛齐是新兴的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他的事业有着较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武训毕竟不能超越时代而不受其文盲农民的主观条件和清末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然而,恰恰因为这一点,更衬托出武训的高大,展现出他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和中华民族勇敢、耐劳、刻苦的精神。

上海体育学院“知识、能力、人格”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从教育范围、内容、手段和目的等方面,剖析吴蕴瑞体育教育思想中的教育全面发展观。认为:构建上海体育学院“知识、能力、人格”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新模式,应充分利用吴蕴瑞体育教育思想和“上体精神”的文化资源,继承优良办学传统,遵循“五个一”的工作思路,用文化培养人、塑造人,努力打造上海体育学院的人才培养品牌。

“浙学”的东西异同及其互动关系

自朱熹针对南宋浙东事功学派而提出“浙学”一词后,“浙学”即有“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之分。然浙西自古以来就与苏南难分你我,故后世以吴、会(稽)或吴、越分称浙西与浙东。由于吴地属于浙江的太少,更由于江苏的吴地太过显耀,于是浙江向来以越自称。在吴文化的强势渗透下,“浙学”表现出了“东”强“西”弱的特点。浙东地区多山,宗族组织完备,故有敦朴淳善、嗜古笃行之民风;浙西商品经济发达,政治权利深透,故有繁丽奢靡、浮竞淫侈之民风。由于文化性格上的差异,浙之东西的文人雅士彼此瞧不起。改革开放后,当不便的交通条件和地理隔阂逐渐消除后,浙东人在其特有价值观念的支配下很快便显示出了明显的后发优势。然近年来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中,宁绍地区有向“大浙西”靠拢的趋向,而温台地区则仍保持着原汁原味的“浙东”风格。两者相较,似乎宁绍地区更能适应“一体化”的挑战,而温台地区则有被边缘化甚至落伍的危险。

“天下第一村”的文化生态考察——破译华西村持续发展的精神密码

华西村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第一村",50多年的持续发展堪称奇迹,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功典范,在经济社会发展引领全国的同时,华西的文化建设同样引人瞩目。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华西的特色文化生态已经形成,这一文化生态是以吴仁宝精神为核心,囊括华西的企业文化、教育文化、休闲文化与建筑文化等要素,从而形成有机的文化体。华西的经济社会发展凝练成独特的文化生态,华西文化生态也滋养了华西的经济社会发展。考察华西文化生态、文化建设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具有启示作用。

论中国古代乐舞的思想教育特征

乐舞是一切文化的母体和先声。中国古代乐舞具有独特的发展历史,不同时期都不同程度地被规范在安邦定国的制度和伦理之中。采用分析和例证的方法,阐述在古代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倡导下,乐舞在兴国安邦中所具有的弘扬民族精神的思想教育特征。这对当代社会不无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之我见

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由孔孟儒家美学、老庄道家美学和六祖慧能禅宗美学共同构成。从某种意义上讲,唐代三位杰出诗人杜甫、李白和王维就分别代表了这三家美学,并且在各自的人生态度和诗歌风格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情理兼到，情智双修--论吴宓的诗歌精神观

吴宓提出了情理兼到、情智双修的诗歌精神观。他的思想资源来自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和中国传统的诗学经验。吴宓诗歌精神观潜藏的人性因素是他和新诗派在诗歌精神上的分歧所在,前者偏重道德约束,后者偏重欲望驱动。其实,诗歌本身就是人的体验,是人性通向美的过程的体现,是超越和弥合情与理的。

人文情怀与文化精神的嬗变——关于吴天明创作的时代性

基于一次制片人的意外下跪导致吴天明导演的艺术人文电影《百鸟朝凤》票房激增,导引出人们对第四代导演吴天明创作的关注。而由此引发的认知也似乎一边倒地倒向了关于对市场艺术良心丧失的批判。由一部电影的创作、发行引发的现象,超出了影片本身和超越对创作者本人的认识,而折射到电影的时代风习及对审美精神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艺术电影等相关问题。从时代印记来看,吴天明及其创作具有多重时代价值:作为创作者他无疑留下了厚重的电影作品,《人生》《老井》《变脸》成为其创作的优秀代表;作为管理者,他就任西影厂长期间,对于青年电影人的打破常规的提携支持,促发了第五代电影人异军突起,对于电影的时代转变功不可没。但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创作既是人文情怀的深入表现者,也是文化精神在时代嬗变中所产生的不同社会反响的验证者。我们要感谢《百鸟朝凤》让市场人文精神的缺失性和影片潜藏意味得到双重呈现,也不能不指出"下跪"这样的意外不能成为常态。常态的艺术人文感知传达应该在于使受众的文化见识自然拥有成为品性,和使保持艺术创作精神内核基础上的适应时代大众的观影需求成为习惯。

端午节的文化精神与文化保护

端午节的文化精神主要包括遵从自然律令与应对灾异的生活智慧,忧国恤民、舍身赴难的爱国精神和正直峻洁、刚正不阿的人格风范等主要精神。这些精神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理想与智慧,在文化传承与保护中值得珍视。端午节的文化保护有多种措施,如挖掘多种物质文化载体的文化意义,恢复传统民俗中的趣味性行为,以及旅游开发。更为重要的是,把端午节设定为法定节日,可使端午节俗充分融入到当代人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之中,使之成为当代生活的一种重要节日形式,从而在日常生活中传承其节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