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分工模式批判与《大学》经典地位的确立

宋代新儒学的成立关联着儒家经典系统从《五经》到《四书》的转变。这一转变中,《大学》的地位变化最为剧烈。《大学》升格运动的背景是儒家学者不满于“以佛治心,以儒治世”的儒佛分工模式。基于对这一模式的批判,儒家学者试图重新开掘儒家的治心之学,并重建治心与治世的关联,正是《大学》提供了一个打通治心和治世的思想架构。故而,韩愈以来的诸多儒家学者重新发现和诠释《大学》,最终经过朱子之手,《大学》被确定为《四书》之首,其经典地位得以确立。

朱子理治观的法理意蕴言说

“以理治国”是朱子重要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在朱子理治世界里,作为治国之“理”天然地具有先验性、普适性、永恒性与在先约束性的高级法特征,能够为治国理政之道提供规范和指引;“存理灭欲”构成了“以理治国”的德性根基和价值导向,其基点主要是为“理治”主体--包括君师在内的“上之人”设立的道德约束规范与政治伦理准则,而不是一般民众。这是扣好为政者廉洁奉公的“第一粒扣子”,能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历史文化支持。

朱熹诗学思想的渊源与诗歌创作

朱熹不仅是理学家 ,也是一位诗人 ,他的诗学思想源于北宋周、程有关文艺的看法 ,但又受家学师承的直接影响。他的诗歌创作 ,除了以抒写自我情怀为主外 ,还有忧国忧民的感愤之作 ,以及自适自持的酬唱 ,从不同方面展现了一位大儒的真性情和精神面貌。

朱熹治国思想及其历史观照

保持封建统治的稳固和谐、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朱熹治国思想的最高目标。他秉承儒家治国思想之大旨 ,糅合其他学派之精华 ,从“发展经济 ,富国安民”、“德礼为本 ,政刑为辅”、“正心修身 ,完善自我”、“擢举贤才 ,任贤使能”等方面 ,提出并阐发了自己的治国思想体系。朱熹的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不同还原性气氛下ZJX煤灰结渣行为研究

以淮南矿区ZJX煤为研究对象,利用高温管式炉研究高灰熔点煤灰在不同还原气氛下的煤灰团聚(结渣)特性,探索高灰熔点淮南煤在气流床气化干法排渣技术中煤灰的结渣行为;考察了气氛对煤灰团聚(结渣)的表观形貌、机械强度的影响,采用X-射线衍射仪、扫描电镜研究不同气氛下渣样的晶体矿物转化、表面熔融状态。结果表明:随着通入气氛的还原性增强,1100℃ZJX的煤灰由团聚逐渐变成严重结渣,在N_2∶CO=6∶4气氛下,1100℃时渣样表面已出现熔融现象,晶体矿物出现硬石膏和莫来石,并且随着还原性气氛的增强,硬石膏、金红石和石英等晶体矿物相互反应,产生表面熔融是引起煤灰粘结的主要原因。

朱熹的土地改革思想

土地改革是贯穿中国历史中的一根红线。朱熹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开展了反映自己思想的土地改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而制民之产"和"改井田以革除旧弊"两个方面。

“士大夫怨”与古代国家治理探微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以朱熹等贤臣被贬为引,首次提出“士大夫怨”的概念。考查史学、文学典籍可知“士大夫怨”多指涉古代君臣之间的关系及其给国家治理的影响。造成“士大夫怨”有君王和士大夫两层面的原因,会导致君臣关系疏远、士大夫隐匿不出仕等危害,使士大夫被迫选择“有圣君则来,无德则去”的人生态度,即《论语》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屈原作《离骚》通过诗来表达怨,朱熹主动积极化有怨为无怨,当为“士大夫怨”的模范。解决“士大夫怨”之要在“合其君臣之亲”,应落脚于“熟察民心”,通过君与臣上下和亲的“明君臣之义”双向积极互动,达到“上下无怨”的国治之至。这种“君臣相忘于治”的政适状态和“淑女以配君子”的《关雎》追求是“忧在进贤”之义理想的统一,对现代国家治理科学体系的建立和廉政建设多有借鉴。

领袖守护宪法--论1954年宪法中“国家主席”条款的制成

法国大革命之后,如何在新宪制中安置一个拥有显赫声望的建国之父,从来都是民主国家的难题。我国的1954年宪法在制订时也同样面临着这一困境:一派观点认为,"建国"只是完成共产革命的一个中间环节,那么革命领袖便应自然地转化为国家元首。另一派观点则认为,在人民主权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已被确立的前提下,将单个个体提高到最高权力的中枢就必定构成了对宪法精神的伤害,因此它必须从宪法中移除或彻底形式化。而在作为制宪者的毛泽东看来,国家主席未必是一个实质的职位,却必须拥有实质的职权;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担当政治上的"国家元首",而是在"继续革命"的意义上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过渡时期"不偏离其路线的制度保障。在最终的宪制安排和日后的宪政实践中,拥有全国武装力量统率权和最高国务会议召集权的国家主席的确有效地实现了上述创制动机。但革命政治的延续性与日常政治的周期性之间的不匹配,最终导致了这一制度的瓦解。